第壹
在法律觀念文化上，強調“禮法合壹”，“德主刑輔”，而“禮”作為壹種差別性的規則體系，被奉為治國之道。其中，古代中國過分地強調刑法與刑罰的作用，而忽視了法的預防功能。中國古代所講的禮其實是無所不包的，其涵蓋了人的衣食住行各方面規矩禮節，壹旦不遵從即為“失禮”。如果嚴重違背禮，可能會“出禮則入刑”，刑律作為維護封建統治的最後也是最嚴厲的工具，也是凝聚民心的有力武器。
第二在法律制度文化上，強調國家權力本位（實質上是家族權力本位），皇權至上，權大於法，法律受權力的支配與制約。其表現為：首先，在立法上法自君出，君主為最高法權淵源；其次，在司法上行政長官兼有司法職權，司法與行政合壹；最後，在法律結構體系上，表現為公法與私法不分，訴訟法與實體法不分，形成了以刑法為核心的單壹的、封閉的中華法系。
第三
在法律心理文化上，息事寧人，平爭止訟的法律心理普遍。壹方面，“天人合壹”的哲學基礎造就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追求秩序和諧，從而帶來無訟的法律心理。另壹方面，以家庭為本位的中國傳統社會，註重人的社會義務，而忽視個人的權利；重視集體、大局的利益，使得個體成員的訴訟必然會受到社會、家族和家庭觀念的抑制。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市場經濟觀念、經濟全球化浪潮和人們對權利的積極追求與重視的***同作用下，在制度層面和價值層面發生了轉型。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市場經濟觀念、經濟全球化浪潮和人們對權利的積極追求與重視的***同作用下，在制度層面和價值層面發生了轉型。第四在法律審判中，無論民眾還是司法權行使者，皆強調天理、人情、國法的有機結合，而且在更多情況下將人情因素放大。如孔子所言“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即指中國人更講究人情因素，並將之視為高於法律的規定。在古代的“皇帝開恩”，也表明了法律在中國古代從來都不是解決糾紛與矛盾的最後防線，而毋寧是求助於人情和權威。筆者以為，這也並非不良因素，而是歷史環境和文化傳統使然，自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使儒學成為顯學之後，統治階級要求人人克己，無意中已然擡高了人的親情倫理因素，人們習慣了倫理約束與禮教約束，以此約束自己，也約束他人，進而使彼此的權利義務對稱，維持壹個自足自給之封建社會的法律文化。事實上，中國法律文化傳統可圈點之處太多，無法壹壹列舉，僅僅通過上述幾個方面表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