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先秦時期，隨著農業、畜牧業、手工業的發展，出現了自由商人，以及洛陽、邯鄲、長沙等著名的古代商業都市。至唐宋，我國商業進入了古代商業向近代商業的過渡時期，其重要標誌是紙幣的流通和對外貿易的崛起。元朝統壹整個中國之後，使壹度遭受戰亂破壞的商業又有新的發展。據《馬可波羅遊記》，京都周圍“約有城市二百，位置不等，每城皆有商人來此買賣貨物，蓋此城為商業繁盛之城也。”明清出現了近代資本主義商業的萌芽，富商大賈占有生產資料和資本，無產者只能出賣勞動力。這種情況，基本上延續到清末。
古代中國，以農為本，把“重農抑商”作為治國方略，商業經濟得不到自由發展，力量脆弱。近代西方列強入侵，民族工商業備受壓制。建國後的三個十多年間，在指導思想上把市場經濟看作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特有的經濟形態，陷入了理論誤區。
但盡管如此，我國人民在長達幾千年的商業實踐中，還是在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物質財富的同時，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商業文化，如愛國守法，重義輕利、誠實守信、克勤克儉，以及高瞻遠矚、重視人才、樂觀時變等具有經典意義的商業道德觀念和商業策略思想。據《左傳》記載，春秋時期鄭國商人弦高和奚施經營長途貿易，路遇秦軍偷襲鄭國。弦高急國家之所急，壹面叫奚施火速回鄭國告急，同時自己冒充鄭國使臣，以私有的玉璧和十二頭牛去搞勞秦軍。鄭國接報後有了充分準備，秦國只好撤兵。明朝著名徽商汪平生，“正德年間，歲大歉饑，蓄儲谷粟可乘時射倍利”，但他“不困人於厄，悉貸諸貧，不責其息，遠匠德之”。據《魏書?趙柔傳》記載，壹天趙柔與兒子壹道上市賣犁，與壹顧客議定換絹二十匹，顧客回住處取絹時，另壹人願用三十匹絹換犁，趙的兒子喜出望外，以為可以輕而易舉地多賺十匹絹，而趙柔卻堅決謝絕，他說，“與人交易，壹言便定，豈可以利計心。”《太平廣記》則記錄了壹個反面的事實：某年大旱，數月無雨，廬陵商人龍昌裔囤米千斛，待價而沽，又撰禱文，求神壹個月內不要下雨。這個沒良心的奸商在回家的路上就被雷電擊死，人們還發現了他的禱文。龍氏不但自身死有余辜，成為千夫所指，而且連兒孫的功名也被革除。諸如上述事例，史不絕書，是我國古代傳統的商業道德、文化的生動寫照。
壹切文化都具有歷史的傳承性。今天社會主義的商業文化，是我國古代商業文化的合理繼承和發展。上世紀80年代，隨著國際範圍內現代市場經濟的加速繁榮和競爭，西方經濟學家首先註意到必須從文化層面來尋找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深厚動力，提出了建立企業文化的歷史性命題。在這樣的理論氛圍中，我國也極力提倡建立商業文化學，引起了商業企業界、商業理論界人士的普遍重視，全國興起了商業文化熱。於是商業文化作為壹門邊緣性和綜合性的學科，逐步形成。它產生於商業企業管理學與文化學科三間，又融入了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美學等多學科的相關內容，從而構築了壹門新的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