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以後，商人作為壹個特殊社會群體的出現。商朝（公元前1711年——公元前1066年）建立後，以物易物的交換方式已不能滿足社會需要，於是就出現了壹批不事生產而專事交換,並且以牟利為目的的人。後來，人們就通稱做買賣的人為“商人”。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商品經濟和商業發展的黃金時代來臨，新興商人階層出現了。商人和知識分子(士)、農、工構成社會成員的四種成份。強勝弱敗的危機感迫使各國國君千方百計增強國力。齊桓公重用鹽商出身的管仲治理國家，最早成為春秋霸主；而越國能在二十年內東山再起，應歸功於重用範蠢采用“計然之策”經濟政策。國君優待商人，南人也對國君盡忠，二者切身利益有***同之處。歷史註定了這個時期的商人和政治有不解之緣。政治家經商成為實業家，商人棄商從政，類似的記載不勝枚舉。管仲、子貢、範盔、白圭、呂不韋,先秦幾乎每壹位著名富商，無不與政治有密切關系。
但戰國後期出現的李忄裏、商鞅等變法革新，都把農業生產放在富國強兵的首要位置，而對不直接生產物質財富的商業采取了抑制政策，商人活動受到很大限制。儒家思想也出現了重農抑商的看法。
秦漢時期的賤商政策奠定了中國兩千年的輕商思想基礎。“重農抑商”的理論和儒家學說“重義輕利”的思想相結合，深入滲透到中國社會各階層意識中，長達兩千年。
明清時代，以十大商幫為代表的地方商幫和大商人資本在中國興起。明中葉後，中國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價值體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余英時的論著中，在商幫崛起的地方，傳統的“士農工商”中的“商”，已不再被排在末位，“士商常相混”，亦商亦儒，甚至棄儒從商。
從19世紀60年代起，鴉片戰爭使部分中國人意識到貿易之重要，中國出現了“紳商”階層，它是經濟實力與政治權力的結合體。代表人物有張謇、胡雪巖、盛宣懷等人。胡雪巖後被稱為“紅頂商人”。有關學者稱，在政界與實業界雙棲是這個階層的最大特點。此後，洋務運動“官督商辦”、“官商合辦”更加重了這個特點。
20世紀初，作為近代新式商人社團的商會成立，它是近代重商主義的產物。通過商會這壹組織，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參與、經濟發展、社會改良等諸多方面開展了壹系列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