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在戊戌變法期間，極力宣揚康有為的“公羊三世說”的進化歷史觀，強調非變不可。他說：“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變亦變，不變亦變。”（《變法通義》）又說：“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新史學·史學之界說》）而且發揮了嚴復的“合群進化”論，認為人類結合成群進化，是壹種客觀的必然性。他說，這是“天下之公理”、“萬物之公性”（《說群》）。“故欲求進化之跡，必於人群。”但是，他又否定質變，強調漸變，認為“導中國進步當以漸也”（《變法通義》），循序漸進性是宇宙間的壹條“公理”，是社會歷史發展變化的普遍規律。因此，在戊戌時期，他是康有為“三世”循序漸進論的積極宣傳者，指出社會歷史按酋長之世、封建及世卿之世。君主之世、君民***主之世、有總統之世、無總統之世這三世六別進化的。而且“未及其世，不能躐（liè）之；既及其世，不能閼（è，堵塞）之。”（《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曾出現過激進傾向，大講破壞主義，革命變革等。他說：“破壞主義，又名突飛主義，務摧倒數千年之舊物，行急激之手段。”（《破壞主義》）又說：“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新民說·論進步》）認為國家要興盛，非經過破壞階段不可。然而，這種經過革命破壞求得中國進步的思想，對於梁啟超來說是很有限的。因為他壹方面對暴力革命始終恐懼，另壹方面對清朝統治者抱有幻想。所以，隨著民主革命的興起，他的思想很快回到和平漸變論上。而且認為英雄豪傑才是社會歷史過程的決定力量，斷言世界是豪傑的世界，“舍豪傑則無世界”（《自由書》），“歷史者英雄之舞臺也，舍英雄幾無歷史。”（《中國史界革命案》）作為改良主義者的梁啟超是不可能有革命論和唯物史觀的哲學，然而其破壞舊世界使社會漸進的進化觀則有其進步、革新的壹面，也值得後人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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