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是壹本古代編年體歷史著作，儒家經典之壹，西漢初稱《左氏春秋》或稱《春秋古文》。西漢末年劉歆所見到的則稱“古文《春秋左氏傳》”，《左傳》就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春秋》是春秋時期魯國的國史，據說曾經過孔子的增刪修改，而《左傳》則是對《春秋》加以傳述的著作。
《左傳》的寫作年代，至今沒有定論，楊伯峻《春秋左傳註·前言》推測成書在公元前403年魏斯為侯以後，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
《左傳》記事基本以《春秋》所載魯十二公為次序，但在時間上要超出《春秋》的範圍。《春秋》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下，記錄了諸侯、卿大夫的活動，並把筆觸深入到商賈、蔔者、刺客、樂師、妾媵、百工、皂隸等各個階層；通過對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等霸業盛衰的敘寫，反映了當時諸侯國之間錯綜復雜的角逐；而對魯季孫氏，齊田成子，晉國韓、趙、魏諸卿與公室的矛盾，鄭子產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會內部的變革及其趨向。
左氏在敘事中敢於直書不諱，帶有鮮明的傾向性。他往往以“禮也”、“非禮也”作為對人物的評判，其觀念較接近於儒家，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書中雖仍有不少講天道鬼神的地方，但其重要性卻已在“民”之下。如桓公六年文引季梁語：“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莊公三十二年文引史嚚語：“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此類議論，無疑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
前人評說“左氏艷而富”，這表明《左傳》在文學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強。從《春秋》只作大事記式的記錄，到《左傳》中出現戲劇性的故事情節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歷史散文的壹大進步。如隱公元年記“鄭伯克段於鄢”，作者按事件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有組織、有層次地加以敘述，表現了鄭伯的狡詐狠毒、***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釀禍，概括了鄭國統治集團內部幾十年鬥爭的歷史。從中既可看到歷史的進程，又可看到出現於歷史舞臺上的人物的舉動神情。把歷史的真實性、傾向的鮮明性、表達的形象性結合起來，通過具體的人物活動去展現歷史畫面，創立了中國歷史撰述的優良傳統，為後世史傳文學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敘寫戰爭是《左傳》之所長，全書寫軍事行動400多次，寫得最為出色的，便是春秋時代著名的五大戰役（城濮之戰、崤之戰、邲之戰、鞌之戰、鄢陵之戰）。作者善於將每壹戰役都放在大國爭霸的背景下展開，對於戰爭的遠因近因，各國關系的組合變化，戰前策劃，交鋒過程，戰爭影響，以簡練而不乏文采的文筆壹壹交代清楚。這種敘事能力，無論對後來的歷史著作還是文學著作，都是具有極重要意義的。另外，描寫擅長外交辭令的人物形象，也是《左傳》突出的長處。
《左傳》對後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漢司馬遷發展了《左傳》的傳統，寫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記》。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不僅內容上與之相接續，體裁、手法也以之為師。在文學方面，《左傳》更是後世文人取法不盡的寶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