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 北宋詞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壹個階段，晏殊、張賢、晏幾道、歐陽修等承襲“花間”余
緒，為由唐入宋的過渡；第二個階段，柳永、蘇軾在形式與內容上所進行的新的開拓以及秦觀、趙令畤、賀鑄等人的藝術創造，促進宋詞出現多種風格競相發展的繁榮局面；第三個階段，周邦彥在藝術創作上的集大成，體現了宋詞的深化與成熟。這三個階段在時間上非截然分開,而是互相交錯在壹起的;就其發展演變的實際情況看，繼承與創新也不是相互脫節的。
晏殊與歐陽修生當承平之世，二人喜愛南唐馮延巳詞,而又無有馮延巳的經歷與感慨,其所作
詞，或“風流蘊藉”、“溫潤秀潔”而多帶“富貴氣”，或“疏雋”、“深婉”而兼有“鄙褻之
語”，與西蜀“花間”並有許多***通之處。晏殊的《珠玉詞》以及歐陽修的《近體樂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在思想內容上，未曾突破傳統題材，在藝術形式上，也未見新的創造。在北宋詞發展的第壹個階段中，晏殊、歐陽修的創作，主要在於繼承;張先、晏幾道的創作,則已稍露宋人特色。張先、晏幾道二人，在承襲“余緒”的同時，已出現“革新”的苗頭。張先歌詞創作，宛轉典麗，思想內容雖未曾突破“花間”範圍，但他創制了若幹慢詞,在藝術形式上,為詞體的變革作了準備。晏幾道的創作,在藝術形式上,雖仍為“花間”式的令詞小曲，但其“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黃庭堅《小山集序》），在思想內容上為宋詞的革新開了先例，不可視之為“追逼花間”（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壹）而已。宋詞發展至張先、晏幾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過渡。然而,在這壹過渡階段中,宋詞的變革已經開始。其中，第壹位變革者就是柳永。柳永比晏殊大4歲,比歐陽修大12歲,三人同屬於北宋前期的歌詞作家。但是,柳永的影響卻不限於北宋前期，而波及於整個北宋詞壇。柳永所走的道路與晏、歐完全不同。晏、歐是政界、文壇的顯要人物，柳永卻是個“失意無聊，流連坊曲”的落拓文人。但正因如此，柳永有機會深入社會下層，他的創作廣泛地接觸了社會人生，除了男女戀情，還反映了都市生活的某些側面，在壹定程度上體現了壹部分城市下層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而且，他還善於吸取民間歌詞的養分，采摘民間曲調入詞，大量創作慢詞，有效地擴大了詞的體制。因此，柳永的創作獲得了廣泛的社會基礎，對宋詞的發展起了奠
基的作用。
北宋中後期,蘇軾登上詞壇,為北宋詞的發展打開了新的局面。蘇軾把詞當作“詩之裔”(《祭張子野文》)，在柳永開拓疆界、擴大體制的基礎上，進壹步加以“變革”。《東坡樂府》中出現了〔沁園春〕“孤館燈青”、〔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以及〔念奴嬌〕“大江東去”等壹類篇章，為北宋詞壇增添異彩。詞至蘇軾，“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劉熙載《藝概》卷四），已成壹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在歐、晏時，詞的創作已不僅僅為了應歌，為妓女立言,而且可以直接用以言情、述誌。蘇軾的出現,促進了北宋詞朝著多極方向發展。壹方面，柳永的影響極為深遠，北宋慢詞創作，自蘇軾、秦觀繼起之後，更加興盛；另壹方面，蘇軾同時及稍後，若幹追隨者學其作詞，雖各有所得,卻不拘壹格,各自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柳、蘇的“變革”及其相互競爭的結果，使得北宋詞壇出現了多種風格競相發展的繁榮局面。發展變革階段中的北宋詞，並非所謂“婉約”“豪放”兩種風格、兩種流派所能概括。在這壹階段中，除了柳永、蘇軾的“變革”，秦觀、趙令畤、賀鑄等人的藝術創造，也為北宋詞的發展起了壹定的推進作用。秦觀出於蘇軾門下，他“自辟蹊徑，卓然名家”（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二）。他的詞“俊逸精妙”（王灼《碧雞漫誌》卷二），與蘇軾並不相近。趙令畤為蘇軾門客，學蘇軾作詞，亦未得其真髓。但是，秦觀所作〔調笑令〕10首（並詩），歌詠歷史上許多美女的故事，趙令畤的商調〔蝶戀花〕12首，將張生、崔鶯鶯的故事譜入歌詞，構成了大曲的雛形，不僅為後世戲劇之濫觴，而且也為多種風格的北宋詞增加了品種。此外，賀鑄的歌詞，“高絕壹世，盛麗如遊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祛,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張耒《賀方回樂府序》），這同樣也為發展中的北宋詞增添了姿態。
北宋後期，周邦彥兼采眾家之所長，進行了壹系列集大成的工作，促進詞體的成熟。在歌詞創作的思想內容上，周邦彥“以旁搜遠紹之才，寄情長短句”（劉肅《片玉集》序），增強了詞的“體質”；在藝術表現手法上，周邦彥“多用唐人語檃括入律”（《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壹），
並註重詞調的整理與規範化，為詞的創作提供了典型。
南渡後，歌詞創作出現了新的情況。壹方面,江左偏安,出現了經濟、文化的“繁榮”局面，社會上唱詞之風仍然盛行，為歌詞創作提供了有利的社會環境；另壹方面，社會歷史的大變革，由北宋而南宋，政治上的動蕩必然波及詞壇與歌壇，對詞體的發展演變產生壹定的影響。南宋時期的歌詞作家，在各自不同的創作道路上，以各自不同的態度與方法進行創作，為宋
詞的繼續發展及蛻變，發揮了各自不同的作用。南渡作家李清照與向子諲，由北而南，他們的創作是歌詞由北宋向南宋發展的過渡。
李清照親身經歷了由北而南的社會變革，她的生活遭遇、思想情感發生了巨大變化,歌詞的內容、情調,乃至色彩、音響，都隨之發生了變化，由明麗清新變為低徊惆悵、深哀入骨,但是,詞的“本色”未變，她的創作為南渡作家如何以舊形式表現新內容，樹立了榜樣。向子諲於“靖康之變”前，過著閑適的和平生活，所作詞多為“花間”“尊前”的娛樂品，是地地道道的酒邊詞；“靖康之變”後，他被卷入急劇變化的社會生活旋渦當中，其所作詞，內容、風格都與前不同。向子諲將“江南新詞”排列於前，而退江北所作於後，稱之為“江北舊詞”，這是有其用心的。向子諲的創作，同樣為大變革中的歌詞創作提示了門徑。
南渡以後歌詞作家，諸如陸遊、辛棄疾、陳亮、劉過、劉克莊、劉辰翁以及姜夔、史達祖、吳文英、張炎等人，在李清照、向子諲的基礎上，繼承、發揚了前代作家的藝術創作經驗，為詞體繼續發展起了推進的作用，同時，在“工”與“變”的過程中，他們的創作也在壹定程度上加速了詞體的蛻變。辛棄疾生當衰世,“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用”，他將自己無處發泄的“壹腔忠憤”及其“抑郁無聊之氣”寄之於詞。不但在詞中抒寫抗金、恢復的大題材、大感慨，而且在詞中歌詠自然風光，贊頌農家生活，多方面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貌。在藝術創造上，辛棄疾經過多種探討與嘗試，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辛棄疾的創作體現了南宋詞的最高成就。但是，辛棄疾的某些作品，表現形式上“大聲鞺鞳，小聲鏗鍧”（劉克莊《辛稼軒集序》，似十分狂放；某些作品著力太重處也不免劍拔弩張，這對於詞體的蛻變也產生了壹定的作用。
與辛棄疾同時代的作家陸遊、陳亮、劉過，或者與稼軒“人才相若，詞亦相似”(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或者效法稼軒，“詞多壯語”（黃升《花庵詞選?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五）;或者激昂感慨,有過於稼軒（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壹百八十《詩話》續集）。可以說是辛棄疾的“同調”或“附庸”。南宋後期及宋元間歌詞作家劉克莊與劉辰翁，是辛棄疾的崇拜者，在南宋詞壇上，稱得上辛詞後勁。陳亮、劉過以及劉克莊、劉辰翁等人的創作，是對辛詞的補充，同時，對於辛詞的缺點也有所發展。
南渡以後作家，陸遊、辛棄疾等人的成就主要在於以歌詞形式反映時代生活，體現時代精神；姜夔、吳文英等人的成就則在於他們對於詞的藝術表現所作的探討與嘗試。
姜夔登上詞壇，正面臨著詞體的蛻變問題。姜夔依據自己關於“合”與“異”的理論（《白石道人詩集自敘二》）,以江西詩派詩法入詞,別裁風格，於清真、稼軒之外,自創壹體。同時，因其長於音律，精通樂理,詞與音樂相結合已臻極詣,所謂“音節文采,並冠絕壹時”（《四庫全書總目》）。其藝術追求也獲得了較高的成就。
史達祖的詞奇秀清逸，風格頗與姜夔為近。論者或以姜、史並稱,或將史作為姜之羽翼。在藝術創造上,史詞“妥帖輕圓”，“辭情俱到”，“有鑲奇、警邁、清新、閑婉之長，而無訑蕩、汙淫之失”（張鎡《梅溪詞序》）。但因其缺乏深刻的思想內容，而且“用筆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數”（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其成就仍遜於姜夔。
姜夔之後，南宋詞壇的另壹巨擘當推吳文英。吳文英曾提出論詞四標準：“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沈義父《樂府指迷》引）所謂協與不協，雅與不雅,直突與深長,狂怪與柔婉，相對立論，說明吳文英的主張是針對詞壇現狀而提出來的。吳文英“以雋上之才，舉博麗之典，審音拈韻,習諳古諧”,其詞“沈邃縝密,脈絡井井,縋幽扶潛,開徑自行”(朱祖謀《夢窗詞集補》跋)。應該說與這壹主張相關。但是,吳文英過分強調內容上的“雅”，過分追求形式上的“協”與不露，其詞“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可曉”（沈義父《樂府指迷》）。這對於南宋詞的衰微卻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宋元之間，號稱“樂笑翁”的張炎，是壹位兼擅樂律的詞學家。張炎既“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嘗不轉益多師”（《藝概?詞曲概》），對於詞壇先輩的各種長處，多所采摘,又“能以翻筆、側筆取勝”(《詞林紀事》卷十六引)，“研究聲律,尤得神解”(《四庫全書總目》)。他的詞“清遠蘊藉，淒愴纏綿”（《藝概?詞曲概》），自成壹家。但是，在“聲音之道久廢”的情況下，張炎“獨振戛乎喪亂之余”（殷重《山中白雲》序），終究無法挽救宋詞的厄運。至此，宋詞的時代已經結束。
南宋歌詞作家，無論是陸遊、辛棄疾，或者是姜夔、張炎，他們雖在各自不同的道路上，對於詞的藝術世界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與開拓，但他們都未能圓滿地解決詞學上的新問題。詞至南宋，壹方面“漸於字句間凝煉求工”（馮煦《蒿庵詞話》），朝著雅化、文人化的方向發展；另壹方面繼續合樂應歌，曼衍旁流，與民間抒情“小調”（主要是“嘌唱”“唱賺”與諸宮調）相融合，蛻變為曲。
這就是長短句歌詞發展的總趨勢。
詞在兩宋，曼衍繁昌，經歷了發展、成熟以至蛻變的過程。宋以後，詞體雖未亡，但已是尾聲余韻。宋代文學中，詞這壹特殊詩體在反映現實、抒寫情性方面盡管還有某些局限，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但因其具有特殊的藝術個性，“能言詩之所不能言”，造就了宋代藝術家在這壹特殊的藝術領地裏，得以盡展其才，將宋詞發展成為壹代文學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