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同時又是中國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務運動的開山人物。近年來，他的思想和理論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關註和重視。尤其是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貫徹和落實，學術界對曾國藩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改變過去壹律貶斥的做法，而是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客觀的評價，並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績。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除了《曾國藩全集》之外，關於曾國藩專題研究的著作已出版不少，見諸報刊的文章也有幾百篇之多。為了推動曾國藩研究工作的進壹步展開，現將曾國藩研究的主要成果綜述如下。
（壹）曾國藩的軍事思想
有關論文指出，曾國藩的軍事戰略思想主要體現在湘軍的建立和治軍作戰的過程中，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第壹，以“忠義”為準則的建軍軍事戰略思想。曾國藩建軍思想的—個特色，就是在軍隊內部強化封建意識。他以孔孟的“忠義”為建軍的宗旨，要求湘軍絕對效忠清王朝的封建政權，絕對忠於自己。在“忠義”這壹思想的指導下，曾國藩在湘軍的編制上主張先設官，由官自招士兵，各軍內部以各級將領為核心，以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為惟壹信條；全營歸屬營官，營官歸屬統領，全軍歸屬大帥。這樣，就形成了壹種私屬性質的上下級關系。曾國藩選擇將領以“忠義血性”為標準，認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效忠清王朝，才能絕對服從自己。在招募士兵的問題上，曾國藩主張應招“以樸實而有農夫土氣者為上”，以便使他們樹立“愚忠”的思想，能夠充當炮灰，為清王朝賣命。同時，曾國藩主張采用原籍招募的辦法，由統兵將領親自篩選，通過私人的關系建立相互之間的情誼，在軍隊內部形成壹種凝聚力，以此維系軍隊的協調和穩定。
第二，以“禮、誠”為本，以“勤、恕、廉、明”為要義的治軍軍事戰略思想。曾國藩整治軍隊的第壹要務是“禮”治，即以禮自治，以禮治人；他整治軍隊的另壹要務是“誠”，即把“誠”看作“物之始終”，是維系國家和民族之命運的紐帶。同時，曾國藩認為，治軍還要以“勤、恕、廉、明”為要義，做到“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眾，明以應務”。所謂“勤以治事”，就是要求湘軍改變八旗、綠營的積弊，各級將領對待壹切問題要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他認為治軍之道以“勤以治事”為先，正是由於他要求下屬做到勤勞，力戒懶散作風，才大大提高了湘軍將領的指揮和決策能力。所謂“恕以待人”，就是凡事都要留有余地，對待下屬要講求“仁”、“禮”，使他們能夠心甘情願地為自己賣命。所謂“廉以服眾”，就是要求各級將領做到廉潔自律，以改變軍中克扣軍餉、中飽私囊的腐敗現象。所謂“明以應務”，就是要求統兵將領要了解治軍和作戰的具體環節，以便在軍中做到賞罰分明。當然，盡管曾國藩治軍嚴明有方，但是其階級本性決定了他所訓練的軍隊，不可能成為壹支講求“禮”、“誠”的“仁義之師”。
第三，“以主待客”、“奇正互用”的作戰軍事戰略思想。曾國藩認為，兩軍作戰時，守者為主，攻者為客；中途相遇，先到戰地者為主，後到者為客；兩軍對峙，先放槍者為客，後放槍者為主。他還把戰場上的兵力分為正兵和奇兵，即“中間迎敵者為正兵，左右兩旁抄出者為奇兵”，他認為用兵作戰的關鍵是要區分主客、奇正的特點，並且在戰場上做到忽主忽客，忽正忽奇，靈活運用，這樣才能取得戰役的勝利[1]。
二）曾國藩的外交思想
有關論文指出，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壹位具有深遠影響的外交人物，學術界對其外交思想的評價也是眾說紛紜，褒貶不壹。對曾國藩外交思想的研究，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第壹，“妥協投降”說。持這壹觀點的代表人物有胡繩、喬還田、姜鐸、吳世英、朱東安等人，他們認為曾國藩自始至終推行的是壹條“忠信篤敬”、“守定和約”的妥協外交路線。這種觀點目前來看具有壹定的片面性。第二，“漢奸賣國”說。持這壹觀點的代表人物有範文瀾、何玉疇、林慶元、劉樂揚等人，他們認為曾國藩自始至終推行的是壹條賣國的外交路線。這種觀點對曾國藩的外交思想仍然缺乏全面的分析和研究。第三，“階段”說。持這壹觀點的代表人物有王少普、王繼平等人，他們的研究有壹定的學術價值，但王少普認為曾國藩壹開始就有妥協傾向是與歷史事實不相符合的；而王繼平對曾國藩的“制夷”思想則重視不夠。第四，“務實”說。持這壹觀點的代表人物有顧衛民等人，他們認為曾國藩已有近代外交的萌芽意識，這種觀點有待進壹步深入。第五，“妥協與抗爭並存”說。持這壹觀點的代表人物有徐泰來、成曉軍、殷詔基、陳谷嘉等人，他們認為曾國藩的外交思想中存在“妥協”與“抗爭”的雙重特點，但以何者為主還有待於進壹步研究。第六，“愛國”說。持這壹觀點的代表人物有許山河等人，目前學術界尚未接受這壹觀點，還有待學者們進行深入的探討。第七，“有過錯而非賣國”說。持這壹觀點的代表人物有沈嘉榮等人，這種觀點有其正確性的壹面，但目前還未引起學術界的***鳴，也有待於進壹步的研究[2]。
（三）曾國藩的法律思想
有關論文指出，曾國藩不但崇尚“禮治”，而且也十分重視法制在維護封建統治中的作用。概括起來其法制思想主要包括這樣幾個方面。第壹，“重視法制，嚴格執法”的法律思想。曾國藩認為，要真正治理好國家，就得依靠法制的威力，做到有法必行，對犯罪行為不能任意赦免。第二，“執法嚴而適當，不能過分和冤濫失實”的法律思想。曾國藩認為，執行法律固然必須從嚴，但也要做到嚴而適當，使法律的實施恰到好處。第三，“任法不如任人”的法律思想。曾國藩在重視法制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執法人才的作用，他認為執法者做到“公明”與“便民”是十分重要的，否則將會導致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的惡果。第四，“用法律保障國家財政收入，維護所有者的權益”的法律思想。曾國藩認為，國家稅務的征收必須制度化和法律化，做到獎懲分明，使財產所有者的權益能夠得到法律的有力保障。第五，“反對軍隊經商”的法律思想。曾國藩認為，鹽是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因此，軍隊不能販賣私鹽，任何人不能對此進行包庇或從中漁利，否則，國家正常的社會秩序就會被打亂。第六，“遵守和約”的法律思想。曾國藩認為，條約是國家法律意誌的具體體現，因此，簽約雙方都必須嚴格遵守，嚴格遵照條約中的規定來執行[3]。
四）曾國藩的洋務思想
有關論文指出，建國後至“文化大革命”前期，學術界對曾國藩的洋務思想評價甚少，普遍認為曾國藩辦洋務的目的是為了鞏固封建的統治秩序，是對外妥協投降。持這壹觀點的代表人物有範文瀾、牟安世、姜鐸、吳松齡等人，他們的不足之處是忽視了洋務運動的“自強”和“制夷”的積極壹面。但也有個別學者如戴逸、夏東元等論及到了洋務運動的“禦侮”、“自強”的積極因素，這種觀點是比較接近歷史事實的。**十壹屆三中全會以後，對曾國藩洋務思想的評價開始走上正軌，學者們紛紛各陳己見，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第壹，“反動落後”說。持這壹觀點的代表人物有姜鐸、黃逸峰、胡繩、朱東安等人，他們認為，曾國藩辦洋務是為了鞏固封建的統治秩序，鎮壓農民起義，其性質是反動的。這壹觀點忽略了洋務運動“自強”、“禦侮”的積極壹面，顯然有失偏頗。第二，“抵禦外侮”說。持這壹觀點的代表人物有楊國強、許山河等人，他們認為曾國藩辦洋務是為了抵禦外國的侵略，具有積極的意義。雖然這種觀點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曾國藩辦洋務的主要目的，但卻忽略了其防範農民起義的壹面，因此，這種觀點也同樣是不全面的。第三，“內外並重”說。持這壹觀點的代表人物有殷詔基、卞哲、黃明同等人，他們認為曾國藩辦洋務既有“借師助剿”的壹面，又有“漸圖自強”的壹面；特別是黃明同提出了曾國藩的洋務思想中具有“使古老的中國近代化”這壹前人沒有提過的新觀點。上述觀點雖有許多可取之處，但沒有指出哪壹方面占主要地位。第四，“內重外輕”說。持這壹觀點的代表人物有陳谷嘉等人，他們認為曾國藩辦洋務雖有抵禦外侮的壹面，但更主要的是為了鎮壓農民起義。這種觀點顯然違背了歷史事實。第五，“內輕外重”說。持這壹觀點的代表人物有徐泰來、喻盤庚、王繼平、李時嶽、胡濱、成曉軍等人，他們認為曾國藩辦洋務雖然有鎮壓農民起義的壹面，但更主要是為了抵禦外國的侵略，具有積極的意義。應該說這種觀點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曾國藩辦洋務的思想。第六，“階段變化”說。持這壹觀點的代表人物有陳貴宗、李永璞等人，他們認為曾國藩辦洋務的目的是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變化的，有先後主次之分，經歷了—個以鎮壓農民起義為目的到“內外並重”的變化過程。這壹觀點目前看來缺乏事實依據[4]。
（五）曾國藩的官宦思想
有關論文指出，曾國藩為政善於總結和借鑒前人的經驗和教訓，能夠妥善處理自己與朝廷、地方督撫及家庭等各個方面的關系，使自己在仕途上壹直處於不敗之地。曾國藩雖然是壹位封建的官僚大臣，但他的官宦思想仍然具有壹定的借鑒意義。第壹，“讀書非官”的官宦思想。曾國藩認為，讀書的目的是進德、修業，並不壹定單純是為了做官。他壹反中國封建社會“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多次勸告自己的弟子不要汲汲於科名。第二，“盡忠直言”的官宦思想。曾國藩認為，做官應有為官之道，對上應當盡忠直言。他在朝廷做官期間，曾多次不顧個人的安危，冒著殺身之禍上奏朝廷。如他在《應詔陳言疏》中勸告皇上以身作則，廣開言路；在《議汰兵疏》中提出裁減綠營的合理建議；在《備陳民間疾苦疏》中揭露貪官汙吏魚肉百姓的事實。從上可見，不管曾國藩上奏的主觀目的是什麽，他這種“盡忠直言”的精神在當時來說還是難能可貴的。第三，“不貪錢財”的官宦思想。曾國藩對貧官汙吏歷來是十分痛恨的，他曾多次提出要嚴厲懲治貪汙腐敗，他壹生以“不要錢，不怕死”自詡；他還多次告誡家人千萬不要受賄，不要貪財；在攻陷南京後，他針對其弟曾國荃貪戀錢財的表現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並奉勸他辭職告老還鄉。第四，“嚴管家屬”的官宦思想。曾國藩曾力勸家人不要幹預公事，並多次寫信勸其父親不要參與地方事務，要遵守地方法規，照章納稅；他對自己的子女要求也十分嚴格，經常告誡他們力戒“奢”、“傲”之風氣。第五，“居安思危”的官宦思想。曾國藩雖被封為壹等侯、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地方總督等職，手掌大權，手握重兵，統治著清王朝的半壁江山，但卻清醒地認識到清王朝已將他作為最大的威脅者。因此，他以“清、慎、勤”作為座右銘自勉，處處小心謹慎，並辭去部分官職，終於打消了皇上的疑慮，被清廷譽為“文正公”[5]。（六）曾國藩的理學思想
有關論文指出，曾國藩作為“壹宗宋儒”，其哲學思想的主要淵源是程朱理學，他的理學思想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第壹，“性命並重”說。曾國藩將“性”與“命”兩個命題並列，認為“性”與“命”不但是立“天、地、人”之才的大本大源，而且是壹切陰陽、剛柔、動靜、開合以及人的貌、言、視、聽、思“五常”的主宰。同時，他將“性”與“仁、義、理、智、信”聯系起來，將“命”作為維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的紐帶。他不僅賦予“性”與“命”以鮮明的道德屬性，而且賦予它們以強烈的政治屬性，使之成為維護封建宗法制度與綱常倫理關系的重要的思想武器。第二，“格物窮理”說。曾國藩認為，“格物”的目的是為了“窮理”，即窮“存心之理”，窮“性命”之理，以此維護“仁義禮智”、“忠孝敬慈”這壹套封建的綱常禮教；同時，他還繼承了孟子的“性本善論”，認為“格物窮理”的目的就是為了“復性”。第三，“立誠居敬”說。曾國藩認為，“聖學王道”的核心是“誠”，而個人的涵養功夫就是以“誠”為本，為此，他將“誠”作為壹種提高自我涵養功夫的理學思想來看待，並把“居敬”看作是達到“立誠”的壹種手段。其“敬”的範圍很廣，既包括壹個人外表的嚴整，又包括—個人內心的專壹；既包括壹個人處事的嚴謹，又包括壹個人內心的慎獨。當然，曾國藩“立誠居敬”的實質還是為了通過它來實現“仁”、“義”，以此來維護體現封建宗法制度的“禮”；他將“誠”稱為“聖人之本”和“五常之本”，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驅使人們去為風雨飄搖中的清王朝賣命。第四，“知先行後”說。曾國藩壹方面認為“知”與“行”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另壹方面又認為“知”先“行”後。可見，他是壹個典型的唯心主義認識論者[6]。
（七）曾國藩的學術思想
有關論文指出，曾國藩的學術思想既帶有濃厚的封建倫理道德色彩，又具有強烈的經世致用精神，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第壹，“從理到禮”的學術思想。曾國藩雖壹生信奉程朱理學，但其理學思想並不囿於程朱理學的“天理人欲”之辨，而是將“理”具體化為“禮”，由“天理”轉向“經世之禮”。他認為“禮”是壹種“經世之禮”和“治世之術”，即“禮治”。他既表示要“恪守程朱”，又主張確守“仲尼之本旨”，其最終目的就是要將人們的思想控制在“古禮”之中，使人們死心塌地為清王朝賣力。第二，“漢宋兼容”的學術思想。曾國藩認為，“篤守程朱，不廢陸王”不失為治學的好辦法。在歷史上，漢學與宋學曾經是對立的兩個學術派別，曾國藩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的需要，提出了“不廢漢學”的主張，要求兩派“克己和眾”，掃除門戶之見，以此融會漢、宋之學。盡管曾國藩兼容漢宋之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政治服務的需要，但這種掃除門戶之見的學風在學術上無疑開創了壹代新風，具有壹定的積極意義。第三，“以文為道”的學術思想。曾國藩在“文”、“道”關系的問題上，提出了“文以載道”的主張，從而強化了“道”的政治性。他將姚鼐的“三門之學”擴充為“義理、考據、辭章、經濟”的四門之學，並認為“義理之學最大”。在他看來，義理是軀幹，其他三者是軀幹上的依附物；而文字是道的載體，因此應將“見道之多寡”作為評價文章優劣的首要政治標準。曾國藩在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時，也強調“道”與“文”之間的壹致性”[7]。
（八）曾國藩的人才思想
有關論文指出，雖然曾國藩是壹位地主階級的政治家，但是他培養的人才大多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其人才思想概括起來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第壹，“制勝在人”觀。曾國藩認為，清王朝腐敗沒落的根本原因在於人才匱乏，因而提出了“人存而後政舉”的觀點。在他看來，要拯救清王朝雖應重視法制，但更重要的是應重視人才，他說“任法不如任人”，將事物的成敗得失都歸於用人之上。雖然這種觀點具有壹定的片面性，但也說明曾國藩對人才確實是十分重視的。第二，“廣收慎用”觀。曾國藩認為，用人要不拘壹格，不求全才，只要有壹技之長，就要發揮他的作用。用人還要做到知人善用，根據各人的特點，用人所長，量才而用。第三，“勤教嚴繩”觀。曾國藩認為，社會風氣對人才的成長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作用，因此，他大力提倡引用正人，主張培養“有師長課督之風，有父兄期望之意”的人才。在培養人才的方法上，他強調要嚴格要求，不姑息，不遷就，不放縱，只有這樣才能造就壹代濟世人才
（九）曾國藩的教育思想
有關論文指出，雖然曾國藩不是壹個職業教育家，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在中國近代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至今仍然具有壹定的啟示作用。第壹，倫理道德教育觀。曾國藩十分重視對子弟的家庭倫理道德教育。首先，他認為立誌是成就大業的根本，為此，他教育子弟要自立自強，從小樹立遠大的理想和抱負，將來報效國家和社會。其次，他教育子弟要孝悌仁愛，要以仁為己任，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再次，他告誡子弟要謙虛謹慎，勤勞節儉，力戒“傲”、“奢”之風。第二，“西學為用”教育觀。曾國藩雖然是壹位封建士大夫，但卻具有壹定的開放意識，提出了“西學為用”的教育思想。首先，設立翻譯館。為了興辦洋務，曾國藩聘請洋人在江南制造總局內設立了翻譯館，培養翻譯人才，翻譯外國書籍，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其次，創辦技術學校。曾國藩支持容宏在江南制造總局內創辦機械學校，為中國培養了壹批早期的熟練技術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再次，奏派幼童出國留學。為了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曾國藩不顧頑固封建士大夫的反對，毅然奏請朝廷派遣幼童赴美留學，為中國近代工業培養了壹批技術骨幹力量。第三，“知行並重”教育觀。曾國藩認為，要培養和造就大批的有用之才，必須從教育方法上入手。首先，他強調教育不能脫離實際，主張教育只有與社會實際聯系起來，才能使受教育者成為“匡時救世”的棟梁。其次，他提倡啟發式教育，反對生搬硬套的呆板式教育方法，主張利用啟發式教育方式調動受教育者的學習興趣。再次，他強調因材施教，主張針對不同的教育對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充分發揮各自的特長[9]。
（十）曾國藩的行政管理思想
有關論文指出，曾國藩在長期的行政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行政管理經驗，至今仍然具有壹定的參考價值。第壹，“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國藩認為，導致社會危機的根源在於行政官員的腐敗，而要懲治腐敗，就必須提高行政官員的政治素質。為此，他進壹步闡述了用人的四項原則，即德才兼備的原則，慎用的原則，註重培養的原則，提拔、保舉適度的原則。第二，“實幹、高效、廉政”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國藩認為，朝廷上下辦事效率低下，就是因為行政官員只務虛名，不幹實事。因此，為了提高行政效率，他要求下屬不說大話，不務虛名，務求實幹；同時，他還嚴格要求家屬不謀任何特權，確保“寒士”的家風。第三，“妥善處理朝廷與地方關系”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國藩認為，妥善處理朝廷與地方的關系是維系壹個國家政權正常運轉的重大問題。正是由於具有高超的行政領導藝術，曾國藩才贏得了清廷的信任，使自己在領導核心中遊刃有余，這不能不讓世人嘆服[10]。
（十壹）曾國藩的歷史地位
有關論文指出，曾國藩雖然鎮壓過太平天國起義，犯有壹定的歷史罪過，但是從他的整個壹生來看，可以說是功大於過，應該劃入中國近代進步愛國人物之列。第壹，關於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問題。有學者認為，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固然有罪，但不能將其無限擴大。事實上，太平天國在後期已經轉化成為壹個封建制的神權主義政權，曾國藩鎮壓了它，結束了兩個封建政權長期對峙的局面，有利於中國的重新統壹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在客觀上減輕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幹涉，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第二，關於開展洋務運動問題。曾國藩是洋務運動的發起者，他創立安慶內軍械所、江南制造總局，設立翻譯館，奏派幼童出國留學等舉措，在壹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教育近代化的進程，為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壹定的基礎。因此，他的這些歷史功績還是應該予以肯定的[11]。
綜上所述，學術界對曾國藩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十分喜人的，從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對他的軍事、政治、洋務、理學、人才、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多，而對他的法律、史學思想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特別是對曾國藩的歷史作用和地位的評價還沒有得出比較符合歷史事實的結論。因此，加強對曾國藩的研究，還有待於學術界同仁們的***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