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自主性”、“進取性”、“開放性”四個方面，論述唐朝婦女女性意識的特色。
關鍵詞：唐朝 婦女 女性意識 復蘇 彰顯
女性意識，實際上就是有關於女性的觀念，是壹種歷史的產物，中國歷代的婦女意識，是植根於中國歷史土壤的產物，是中國宗法社會、封建專制制度和小農意識的產物，它集中體現為男尊女卑的輕視婦女的價值觀和束縛婦女的道德禮教觀，這些觀念深深烙印在世世代代的中國的男男女女的頭腦之中，習以為常，根深蒂固。然而，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同時也是中國少有的"開放性"社會，它所創造的高度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使它成為當時世界上最文明、最開放的國度之壹，唐朝婦女也因此別具風采，而為世所矚目。
在魏晉南北朝經歷了胡、漢文化持久、反復的沖突之後，多元性的文化終於在唐朝得以最為充分的釋放。唐朝婦女女性意識的變化與唐朝社會政治、經濟諸方面密切相關：唐太宗令寡婦再嫁，突破了正統婦女貞節觀的限制，挖掘了婦女在人類自身繁衍、發展生產等方面的社會價值和意義，使其本原性得以充分的復蘇。武則天當皇帝，沖擊了正統的男尊女卑觀念，婦女的自然天性和社會能力得到在整個封建社會前所未有的釋放，唐朝婦女自身能力上的進取性，有了空前的高漲，從而其女性意識得以大幅度的彰顯。唐玄宗壹方面限制婦女幹政，以鞏固皇位，穩定社會秩序；另壹方面又給婦女在婚姻、社交等社會生活方面的自由，這種相對開放自由的婦女觀顯示了唐朝盛世統治者的自信開放、務實進取的性格。唐朝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開放性，使得唐朝婦女在其思想觀念上有了極大的寬松感，在其日常生活上就顯現其不同於以往朝代婦女的行為特征。
壹、本原性
在母系氏族社會裏，婦女不僅居於較自由的地位，而且居於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女性有著驚人的創造力，她們是征服自然的英雄，是創世造人之母，是創造發明的神靈，社會生活的主宰。人們不僅奉現實中的女性為尊崇膜拜的對象，還把這種崇拜轉移到對自然物的崇拜上，又從自然崇拜反過來映照對女性的崇拜。母系社會中的女性的種種權力，如生育撫養人種的權利，組織氏族生活和生產的權利等都是自然的賦予，而無法律意義上的人為特權，婦女只不過是在履行了自然而然賦予的權利義務之後而取得了全社會人員的尊崇，這種女性意識其實是懵懂而自然的，人與人，男與女之間便也是天然的平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中曾經說過，“女系的這種獨特的意義，在父系的身份已經確定或至少已被承認的個體婚制時代還保存了很久。”⑴女性的這種自由意識壹直延續到父系社會到來，五帝時代還盛行著雜婚習俗，如殷商的先祖契的降生是他的聖母簡狄吞食了神鳥大卵，周的先祖後稷只有母親姜嫄而不知其父是何人……這些都是母系社會女性中心意識的神話再造。
五帝時代是社會生活和兩性關系發生歷史性轉折的重要時代。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發生了第壹次社會大分工，畜牧業和農業從狩獵和采集業中分化出來，女子在傳統行業中所占的優勢地位逐步讓位於擅長放牧和種植的男子，在氏族組織中的作用，男子也占據了支配的地位，世襲也逐漸過渡到以男系為準，於是父權制代替了母權制，“母權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⑵父系社會，活躍在社會舞臺上的核心人物已有男性取代了女性，女性的作用受到貶抑，失去了其崇高的社會地位，人們也由對自然和生殖的崇拜轉而崇拜起“天”與“力”。所謂“天”便是男性統治者——“帝”的象征，與女性有關的泛自然神都歸服於“帝”的統治支配。而“力”則是權利的象征，力氣的代表。韓非子說過“上古爭於氣力”。誰強悍有勇力，誰就能保存自己並能征服其它部落，從而也使得本氏族或部落成員懾服。由於典型的壹夫壹妻制的家庭已經形成，伴隨著私有制的出現，父系繼嗣的問題突出起來。恩格斯說：“壹夫壹妻制是不以自然條件為基礎，而以經濟條件為基礎，即以私有制對原始的自然長成的公有制的勝利為基礎的第壹個家庭形成。丈夫在家庭中居於統治地位，以及生育只是他自己的並且應繼承他的財產的子女——這就是希臘人坦率宣布的個體婚制的唯壹目的”⑶於是，在這種家庭和私有制發展的大形勢下，個體婚制的傳子制的啟始，使得中國婦女的地位也隨之開始了新的壹頁。女性意識被男權思想無限期的壓制，其被奴役的歷史也便開始了。
唐朝是經濟空前繁榮、思想空前活躍、婦女空前解放的時代，但是要看到的是，這種婦女的空前解放，實際上便是壹種女性意識上的本原性的體現。隋唐時期的漢族是以漢族為父系、鮮卑為母系的新漢族，唐文化體現出來的便是壹種無所畏懼、無所顧忌的兼容並包的大氣派，壹切因素，壹切形式、壹切風格，在唐代文化中都可以恰得其所，於是，生活在這壹時期的女性自然有許多別於中國封建社會其他朝代的女性之處。胡漢相融合的最大表現就是作為遊牧民族的胡文化將壹股豪強俠爽之氣註入作為農業民族的漢文化系統內，唐人不僅氣質上“大有胡氣”，而且立法頗富“胡風”。唐代婦女在這種“胡風”文化的氛圍中，在禮法薄弱的“胡人”社會，豪爽剛健，絕不類南朝嬌羞柔媚和兩漢的溫貞嫻雅。例如：唐朝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擁有壹定的法定繼承權，女性可以單獨為戶主，具有較為獨立的經濟地位，在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發揮著作用等等。唐朝婦女也頗為“妒悍”。《西漢雜俎》中記載：“大歷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吃醋”之說的典故便源自唐代。所謂“婦強夫弱，內剛外柔”、“怕婦也是大好”，竟成為唐人筆記小說中津津樂道的“題目”。唐朝婦女審美觀也因胡風浸染而由魏晉時期的崇尚纖瘦變為崇尚健碩豐腴。唐朝壹些藝術作品中展示的婦女騎馬擊毬的情景，壹反漢文化以陰柔為婦女典則的傳統，透露出胡族女性活潑、勇健、無拘無束的性格。所以，唐朝女性便在中國傳統女性中，有著其獨特的魅力。或者換句話說，唐朝婦女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女性意識得以壹定程度上的本原性復蘇。這便是唐朝女性文化的壹大特點。而這種本原性的復蘇。並不同於現當代婦女女性意識上的解放，而是壹種女性意識壓抑了若幹年之後的釋放，是“胡文化”“胡風”的釋放和表現。所以，唐朝婦女在本原上的復蘇性表現更多地體現為性意識上的復蘇，以及生活作風和生活方式上的追求兩性自由交往。
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特殊時代，婚姻思想開放，貞節觀念淡漠。唐公主改嫁者達數十人，高陽、襄陽、太平、安樂、永嘉諸公主還養有男寵。《唐律》規定“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使唐人對離婚態度較為開通，有的離異書上還有祝福之語：“願妻娘子相離之後，重梳蟬鬢，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選聘高官之士……壹別兩寬，各生歡喜。”⑷唐代女子的貞操觀念完全不像宋代以後要求那麽嚴酷，社會上對這方面的要求相當寬松，從宮廷到民間，人們性生活的自由度相當大。其主要原因是：第壹，正處於封建社會鼎盛時代的唐朝，封建禮教遠沒有發展到後來那麽嚴酷的地步。作為統治者禁錮人和人性的工具的封建禮教，本來是隨著統治階級的需要壹步步發展起來的。統治者總是越到末世，才越感到有把人們的頭腦、身體、七情六欲都管起來的必要，於是禮教也就愈加嚴格、周密而強化。從先秦到唐代，雖然在各代都不斷有人出來倡揚女教，但統治階級對這方面的束縛需要還不那麽急切。尤其是唐代，由於高度繁榮昌盛，統治者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所以在性以及其它方面的控制更為寬松。第二，唐代有壹段相當長的太平盛世，生產力發展較快，人口增加較多，整個社會比較富裕。在人們衣食豐足、生活穩定的情況下，必然會較多地追求生活中的享受與快樂，包括性的歡樂，這是人們固有的需求層次的遞升與變化。古人說“飽暖思淫欲。”如果我們把“淫欲”理解為愛情（禁欲主義者總是把人們正常的愛情與性的需要斥之為“淫欲”），那麽，這句話是個真理。飽暖是人的第壹需要、基本需要，壹般說來，當這第壹需要、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滿足時，人們較少地去追求愛情、性、自尊、自我實現等高層次的需要；生活富裕了才會更強烈地去追求其它。第三，唐代是壹個漢族“胡化”、民族融合的時代。李唐皇族本身就有北方的少數民族的血統，他們曾長期與北方少數民族混居生活，又發跡於鮮卑族建立的北魏，而後直接傳承鮮卑族為主的北朝政權，所以在文化習俗上沿襲了北朝傳統，“胡化”很深，唐統壹天下後，就將這些北方少數民族的習俗帶到中原。宋朝的朱熹曾攻擊唐朝“閨門不肅”，“禮教不興”，說：“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⑸這也是實際情況。同時，唐代各民族之間的交往及國際交流空前頻繁，氣魄宏大的唐朝對所謂“蠻夷之邦”的文物風習是來者不拒，兼收並蓄。許多少數民族的婚姻關系還比較原始，女性地位較高，性生活比較自由，這些文化習俗對唐代社會的影響十分強烈，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有力地沖擊了中原漢族的禮教觀念。
唐代社會的性自由度較大，主要表現在婚前性行為較多，婚外性行為較多，離婚和再嫁比較普遍這三個方面。從史書和當時的許多文學作品中都可以見到，唐代民間婦女自由戀愛、自由結合的事是比較常見的。“娼家越水邊，搖艇入江煙，既覓同心侶，復采同心蓮。”“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頭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這些詩歌都寫出了勞動婦女自由的愛情生活。她們長年在外勞動，與男性交往較多，禮教觀念淡薄，感情自然純樸奔放，所以自由戀愛的事較多。至於壹些中上層的女子，這類事也不少，而且社會並不過分譴責。例如，大歷中才女晁采與鄰生文茂時常以詩通情，並乘機歡合，晁母得知，嘆曰：“才子佳人，自應有此。”於是為他們完婚。女子與情人私奔之事也時有發生，如臺州女子肖惟香與進士王玄宴相戀，私奔瑯琊，住在旅舍中。唐代的許多傳奇小說都描寫了這壹類男女追求愛情、自由結合的故事。後世廣為流傳的《西廂記》出自唐代的《鶯鶯傳》，鶯鶯和張生私通，實際上這個故事的結局也並不像後世所改成的有情人終成眷屬，而是鶯鶯另嫁，張生另娶，後來兩人還有詩賦往來。從《鶯鶯傳》中還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此並不以為怪，只是說張生太忍情了些，而且作為佳話韻事傳頌不已。由此可見，唐人對子女婚前貞操並不十分計較，失身而又另嫁也視為常事。遍覽唐人傳奇、筆記，閨閣少女或女仙、女鬼“自薦枕席”的事俯拾皆是，這正是社會現實的真實反映。封建禮教對於女子離婚與再嫁是作了許多嚴酷限制的，社會對離婚與再嫁的態度也反映出社會的開明程度、婚姻自由度和性自由度。唐朝仍是封建社會、男權社會，在婚姻問題（結婚與離婚問題）上仍舊是以男子為中心。唐律中也有“七出”和“三不去”的規定，盡管有壹定限制，但男子出妻還是很容易的，出妻的事很多。例如，嚴灌夫妻慎氏因十余年無子被休棄。李回秀的母親出身微賤，其妻喝斥奴婢，母親聽了不高興，李就休棄了妻子。唐代的特點是在社會生活中大量存在休妻現象的同時，女子主動提出離異或棄夫而去的事也時有發生。例如唐太宗時劉寂妻夏侯氏因父親失明，便自請離婚，奉養老父。秀才楊誌堅嗜學而家貧，妻子不耐貧苦，去官府要求離婚改嫁。楊誌堅以詩送之曰：“平生誌業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荊釵任意撩新鬢，鸞鏡從此畫別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當時州官顏真卿處理此案，把這個女人批判了壹通，雲：楊誌堅素為儒學，遍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汙辱鄉間，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幸甚多。最後，雖然判決離婚，任其改嫁，但責杖刑二十；同時對楊誌堅“贈布絹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隨軍”。據說，由於顏真卿這壹判，風俗大正，此地再無棄夫之人。唐末還有壹位李將軍之女，由於戰亂離散，不得不嫁給壹名小將為妻。後來她找到了親屬，便對丈夫說：“喪亂之中，女弱不能自濟，幸蒙提挈，以至如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難為偕老，請自此辭。”全不把“貞節”、失身當壹回事。女子離婚或喪夫後再嫁，也是唐代的普遍風氣，不受社會輿論譴責。據《新唐書·公主傳》載，整個唐代，公主再嫁的達二十多人：計有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元宗女八，肅宗女壹。其中三次嫁人的有三人。這說明當時的朝廷對此是不以為怪的。此風不僅存在於朝廷帝王之家，而且存在於官僚、貴族以至於平民之家。即使是門第顯赫的仕宦之家也不忌諱娶再醮之女。宰相宋璟之子娶了寡婦薛氏。嚴挺之的妻子離婚後嫁給刺史王琰，後來王犯罪，嚴還救了他。韋濟之妻李氏夫死以後，主動投奔王縉，王納為妻室。就是壹代大儒韓愈，女兒先嫁其門人李漢，離婚後又嫁樊仲懿，可見讀書人家也不禁止女兒再嫁。
二、自主性
唐朝婦女女性意識上的自主性，表現為其女性地位的尊嚴的提高。盛唐時期，有登基制誥、號令天下的女皇帝，有設立幕府、幹政決獄的女顯貴，有揮翰作詩的女才子，也有擅長絲竹管弦、輕歌曼舞、色藝皆佳的女藝人……她們都得以拋頭露面於社會。尤其當時詩壇巨擘、文章魁首、各界名流與青樓女子的密切交往，他們對於才藝出眾的女子，不但悅其色，慕其才，而且還知其心，敬其人，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像歌妓兼詩人的薛濤、魚玄機、劉采春，女道士李冶等才女，周圍有壹批崇拜者，他們是社會名流，詩人文士。像元縝、白居易、劉禹錫與女詩人薛濤，元縝與劉采春，陸羽、劉長卿與李冶都是聲色相求、情好誌篤、詩詞酬唱的詩旅摯友，決不像宮體詩作者把女性當物化審美和色情對象來描寫，而是壹種精神上的超越、思想上的***鳴。像元縝驚服薛濤的詩才、辯才，引為知己，贈詩稱贊薛濤：“錦江滑膩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⑹對薛濤的姿色、辯才、文采給予極高贊譽。另壹詩人胡曾寫詩稱贊薛濤：“萬裏橋邊女校書，枇杷樹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⑺又如出家的道士、詩人李冶，為超脫不群的文士陸羽、僧人皎然、詩人劉長卿、朱放等器重，李冶與他們的交往也非常坦誠，感情真摯動人，交遊之厚，與陳規陋俗、封建禮法格格不入。這種坦誠公開的男女社交在中國封建社會並不多見。唐代傑出女子以自己的才情贏得了正直文士騷客的尊重敬慕，這在中國女性生活史和婦女觀念上都是值得註目和值得研究的，這種情況，不但前代絕無，而且影響深遠，開啟了後代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意識。唐代這種特殊的社會現象不是偶然的，是盛唐經濟生活、文化精神的壹種反映。開放的社會，繁榮的氣象，博大包容的胸懷表現在文化思想上必定是兼容並蓄，允許所謂各種“異端”存在的，表現在女性意識上也必然是自主性的，多元化的，不但以體現正統儒家的倫理價值、恪守道德禮教的、封閉內室的賢妻良母為唯壹的女性模式，那種能給社會帶來美感、樂趣的社會型女性如歌妓、舞女也是受到肯定的。她們當中的佼佼者，自然更受到同氣相求的文士的尊崇。唐朝婦女們常常拋頭露面外出，甚至男女同席***飲、談笑唱和，而無所顧忌。唐朝皇室貴族中便男女無別，唐中宗韋皇後和權臣武三思同坐禦床玩雙陸，中宗還在壹旁為他們點籌。邊帥安祿山在後宮與楊貴妃壹起吃飯、打鬧，常常通宵不出。宮中的女官們時常“出入內外，往來宮掖”，⑻結交朝臣外官。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與族兄楊國忠甚至並轡走馬入朝。至於尋常百姓人家就更沒有什麽約束了。“君家在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船暫相問，或恐是同鄉”，⑼這首唐詩便描寫了壹位船家女子與陌生人大大方方打招呼、攀談的情景。白居易的名詩《琵琶行》敘述了壹位商人婦在丈夫外出時夜半與壹群陌生男子在船上聚會交談並彈奏琵琶的事情。宋朝人洪邁曾感嘆道：“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饑也。”⑽唐朝婦女在社交上面體現的這種自主性，壹掃六朝充斥著的鉛華脂粉，體現出富麗堂皇、多姿多彩的美。
三、進取性
馬克思曾經高度評價了婦女的歷史作用，沒有婦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偉大的社會變革，某種程度上說，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的社會地位來精確地衡量。歷史的經驗證明，婦女地位的提高，對推動社會發展和社會進步都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國歷史自春秋、戰國之交進入封建社會以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沿著迂回曲折的道路前進，在發展過程中出現過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而尤以第二次最為興旺。所謂最為興旺的第二次，便是以唐朝作為代表的。
唐朝前期，農業生產蒸蒸日上，手工藝品日益精巧，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城市車水馬龍，繁華似錦。唐朝後期，江南經濟進壹步發展，為以後南方經濟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礎。在政治上先後有“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國家統壹，社會安定，呈現出壹派升平景象，封建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日臻成熟和完善，而且社會風氣也日益開放。此時的女性，也由於在日益開放的社會風氣中的熏陶，價值觀以及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的變化。而在此，亦出現了中國的第壹個封建女皇帝——武則天，而武則天的出現，又從另壹個角度，像是壹針興奮劑，更加促使了唐朝女性積極參加社會各項活動，參政議政的積極性，即女性意識上的進取性，繼而完成唐朝婦女女性意識極大的彰顯。
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壹的女皇。其他坐過皇帝寶座的小女皇也有，但現在壹般的觀點都把武則天作為唯壹的女皇來看待，因為她是憑借自己的實力登上皇帝寶座的，不是別人的傀儡。武則天自立為皇後之後，開始參預朝政，與高宗並稱“二聖”。683年，高宗死，李顯繼位為中宗，尊武氏為皇太後，由太後臨朝稱制。翌年，廢李顯為廬陵王，立李旦為睿宗，武太後掌實權。690年，廢李旦自立為則天皇帝，改國號為周，改元天授，史稱“武周”。武則天稱帝後，大開科舉，破格用人；獎勵農桑，發展經濟；知人善任，容人納諫。在她掌理朝政的近半個世紀，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為後來“開元盛世”打下基礎。武則天當政期間，唐朝女性較以前更多地參與到政治經濟的國家生活中來，使得壓抑了許久的女性意識，得以壹定程度的蘇醒。
在傳統社會中的男性統治者看來，女屬陰，男為陽，但在唐代，婦女參政議政的現象屢見不鮮，自武則天當政以來，這種婦女參政議政的現象更為突出。如上官婉兒的壹生曲折動蕩，並投靠多種政治勢力，但是我們不難看出，其作為傑出的唐朝女性的代表，在參政議政等等方面，都展現出了她獨特的女性魅力和其不朽的才華，這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陰影下，其女性意識的強烈表現。也從另壹個層面上，代表了唐朝女性開闊的思維方式，以及積極的思想意識。社會地位是壹個反映人們在社會關系中差別性的社會學概念，具體是指人們在社會等級關系中所處的位置，並通過人們在社會上所盡義務、擁有的權力，以及受到的待遇等表現出來。唐代女性之所以勇於沖出封建禮教的禁錮，與其在當時文化教育較普及的社會氛圍中亦能習文讀書、接受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唐朝婦女學習詩文更加蔚成風氣，僅《全唐詩》中收錄的女作者就有100余人，唐人筆下的美好女性幾乎無人不能吟誦詩章，揮毫成詩。唐太宗長孫皇後喜愛讀書，可以著述。徐賢妃4歲隨父讀書，能誦《論語》、《毛詩》，8歲就能寫文章。武則天文史兼通，故此才能替皇帝批閱奏章、代行朝政，從此登上權利的臺階。《女論語》作者宋若昭五姐妹自幼隨父讀書，她們都不願意嫁人，立誌要以學揚名，唐德宗時將她們召入宮中，稱為“學士”。許多著名文士的妻子都是丈夫的閨中詩文之友，詩人元稹的前妻韋氏、繼室裴氏，著名才子吉中孚之妻張氏，進士孟昌期之妻孫氏、殷保晦之妻封詢都是才女，有的還常代丈夫作詩應酬或書寫文卷。出身士人或平民家庭的著名才女、詩妓薛濤與女道士李冶、魚玄機都是自由讀書習詩。魚玄機在觀看新科進士題名時曾吟出“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⑾的詩句，表達了對自己才華的自信，和不能與男子同登金榜、壹展雄才的遺憾。
四、開放性
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的社會地位來精確地衡量。唐前期（高祖——唐玄宗）經過“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後，唐代乃至整個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到頂峰，與此同時，人的個性得以相對自由發展，生活在這個時期的廣大女性紛紛從封建禮教的束縛下解脫出來，精神面貌煥然壹新。例如：唐前期，女性大多大膽追求個性美，著裝服色的選擇將官方規定棄置壹旁，甚至盛行穿胡服、戴胡帽等；施面妝也是“濃妝艷抹”。唐朝婦女的日常服裝，上身著衫，下身穿裙。衣裙上有瑰麗的花紋，裙子以紅色最為流行。富家女子常常用精美的絲織品做衣料，衣服柔薄而精巧。從總體上看，唐代服裝造型雍容華貴，配飾富麗堂皇；質料唐以絲、麻為主，以紅、紫、黃為等鮮艷的暖色調為主要色調。唐朝婦女上身常著圓領的長衫，肩上披帔，還有特別的短袖半臂衫套穿在長衫外；下身穿裙，裙腰高，線條優美，顯得身材頎長、秀美，反映相對穩定的壹面。唐朝以漢族為主，漢族的文化源遠流長，文明且講究，逐漸形成了飄逸的塔形衣冠。因居住在溫暖濕潤地區，絲織技術高超，絲織品花色品種很多，以輕盈精薄著稱。如吐魯番出土的輕容紗比馬王堆出土的素紗更精巧。唐代的貴婦大都“縑羅不著愛輕容”。而且，在唐朝還有壹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唐朝女性喜歡穿男性服裝。唐朝統治者出身胡族，因而尚武，故此喜著胡服；唐朝前期社會開放，婦女參加社會活動較多，男裝較為方便；唐代婦女的自我表現意識較強，男裝可以體現女性身體各部位的曲線。尚武和開放，無疑是女扮男裝流行的大背景，突出女性人體美，則可能是個別婦女的意識，未必是所有人的想法。而開放和體現人體美，也可以通過其他裝飾表現出來。但北齊、北周、隋朝也同樣有胡族血統，有尚武精神，有開放的社會，卻還沒有見到婦女大量穿男裝的現象，足見唐朝女性在其意識上的開放性。唐朝前期宮廷和上層社會活動中，不像其他時代那樣排斥女性。而這些女性的社會形象，往往是以男裝的模樣出現的。兩個極具影響力的女性武則天和太平公主喜穿男裝的事例，必然會對社會風氣產生影響。從高宗到睿宗統治時期，武則天、韋後、安樂公主、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等女性給社會造成壹個所謂“女人國”的形象，但是在傳統的男性權威的思想意識支配下，出頭露面的女性往往要以男裝的形象站在人們面前。服裝在人們的“衣、食、住、行”中排在首位，足見服裝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它可以體現壹個民族的整體精神面貌，而唐朝女性在服裝穿著上的富貴、典雅、誇張、華麗以及匠心的獨特，都體現出唐朝婦女在其意識上的開放性和積極性的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