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來，春節習俗發生了很大的變遷，這與社會的變化不無相關。在二十世紀的後半期，隨著政權交替、社會價值觀的變遷、政治運動的影響，春節習俗的變遷尤為劇烈。本文將以雍渡村為個案，根據口述材料，從個人及其家庭實踐的視角來觀察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春節習俗變遷。
總體上講，20世紀40-50年代，當地農民難以度過年關，卻異常重視敬神、祭祖，反映出當時農村經濟的破敗及人們的無奈與企盼；60年代初期的春節習俗新舊交織，體現了社會的急劇變革；60年代末到70年代，是社會泛政治化、革命話語充斥生活的年代，傳統春節習俗退出了鄉村社會；到了80、90年代，春節文化傳統出現復蘇，然而改革開放伴隨著現代化進程加快，傳統春節習俗產生的思想和物質基礎正在發生著急劇變化；而近幾年，農村春節年味淡化，正是農村社會經濟發展變化及新壹代農民生存方式、思想觀念變化的結果。
壹、建國以來雍渡村春節習俗變遷
（壹）20世紀40、50年代
在大多數的受訪者印象中，建國初期的春節的習俗與解放前沒有什麽差別。因此可以將這短時期看作壹個重要的定位軸：在這之前，當地春節習俗千百年來沒發生多大改變。人們要忙著對保佑、賜福於他們的神祗、祖先有個交待；要對壹年來的往來賬目有個結算；要對親戚、鄰友給以節日的慰問，以使今後能更好地相處。對壹年來的家庭事、個人事都要加以總結，以使在新的壹年裏，個人能更有進步，家業更加興旺。
“小子小子妳別饞，過了臘八就是年；臘八粥，喝幾天，瀝瀝拉拉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掃房子；二十五，糊窗戶；二十六，燉豬肉；二十七，宰公雞；二十八，面粉發；二十九，蒸饅頭；三十晚上熬壹夜；大年初壹街上扭。”在本人的調查中，記錄到這個流傳已久的歌謠。歌謠描述了過去春節期間的活動安排。而事實上，與成都市相距不遠的郫縣當時安靖鎮雍渡村還是壹個以“男耕女織”自然經濟為主的村落。當地農民十分貧窮，過年的真實情況遠不如描述中豐實。
（1） （1）年前準備
40、50年代的過年風俗幾乎完全延續傳統，春節作為民間最隆重、最熱鬧的壹個傳統節日，人們在這些天壹定要吃好穿好，辭舊迎新。當時人們盼著過年，把最好的糧食也攢到過年吃。
年貨早早就開始準備。臘月初八喝完臘八粥，就去集市上籌備年貨。當時年貨沒法壹次性辦齊，今天用糧食換點調料，過陣子再換點布匹……過年十分拮據。當時根本沒錢買多少油。年貨首先少不了過年必備的蔬菜，主要是蘿蔔、水白菜、卷心菜、大蔥，冬瓜、土豆等這樣的蔬菜窮人則多數買不起。年前買鞭炮、春聯、年畫、水果、糖、酒、菜等物品，以及調味品，醬油也屬於奢侈品，肉類則在當時來源於自家養殖。50年代末國家過年給每人發壹兩白糖或黑糖。此外，年前自家腌制臘肉、磨糯米粉做湯圓。進入臘月中旬，各家各戶就開始推碾湯圓粉，為大年初壹全家人可以吃到象征甜甜蜜蜜、團團圓圓的紅糖湯圓做準備。湯圓裏包著紅糖、芝麻、花生，以紅糖湯圓為主。當地很少吃面食，所以沒有過年蒸饅頭的習俗。
十二月廿二、廿三收拾棉紡車。平日“男耕女織”，女性整日在家中紡線織布，縫衣繡鞋。當地是蜀繡的發源地，當地婦人各個市能工巧匠，天天忙碌這。而趕到過年將壹年的活收拾起來，好好休息半個月。
當地有句歌謠：“懶婆娘過了二十三，眼淚擦不幹”，意思是當時孩子多，人又窮，沒啥給做的，馬上又要過年了，不禁讓母親黯然傷神又無可奈何。二十三開始就是正式為過年籌備。
十二月廿三晚“送竈王爺”。傳說竈王爺這天要騎馬上天。竈王爺壹年四季都在廚房，伺候壹家老小吃喝，觀看男女老少的行為，二十三那天上天稟報玉帝。所以民間有說法要把他嘴巴抹上糖，有的地方還給他抹上酒糟，讓他醉了不要亂說話。當地人把廚房貼的竈王爺畫像取下，裹點蒿草，意在給馬準備上幹糧，用火燒掉。邊燒邊念叨：“竈爺竈婆妳別嫌，壹把蒿草送上天”“今年又到二十三，敬送竈君上西天。 有壯馬，有草料，壹路順風平安到。 供的糖瓜甜又甜，請對玉皇進好言。”
十二月廿四、廿五：為孩子們做衣服，縫鞋縫襪子。受經濟條件限制，很多大人過年也沒新衣新鞋穿，即便如此，還是要給自己的孩子過年做上壹套新著裝。據當地老人的話就是：“過年就是給孩子過的。”
十二月廿六、廿七：撣塵，即掃塵。這壹天，主婦會帶著孩子清掃家裏的所有角落，除了平時打掃的地方，還要搬動家具，清理衛生死角；刷洗家具、地板、窗戶，用特制的長掃帚清掃天花板，把積了壹年的灰塵和積垢清洗幹凈。除了將地面、角落徹底進行壹次打掃，還要對墻面進行“漫墻”，即用調制好的稀泥把墻重新抹壹遍。當時家家都是茅土房，用泥和雜草糊的墻。將糊了壹年的年畫、墻紙撕下，抹壹層新泥，晾幹後糊上新的墻紙。
十二月廿九煮肉。當時壹盒火柴壹分錢。人窮，殺完豬90%的豬肉都賣了，給自家多剩下豬頭、內臟留著過年吃。
（2）節日的儀式與活動
十二月三十：成都人元旦不吃飯，因為“飯”與“犯”，同音，為了避諱，則吃湯圓或掛面以祈求合家團圓，福壽綿長。早起吃湯圓，中午吃面條。吃完早飯後，大人壹般為過年籌備買菜。之後去墳頭上香。吃罷午飯下午貼春聯、年畫。大門上還貼上秦瓊、敬德的畫像。年畫的內容多種多樣，有“梁山伯祝英臺”“王昭君出塞”，也有福星等各種神仙畫像。此外，貼上新的神像，包括“竈王爺”“倉神爺”“土地爺”“天地爺”“財神爺”。貼好畫像點上壹炷香，祈求神仙保佑。當天下午又被稱為“接竈王爺”，貼好春聯年畫神像後壹家人聚在大門口放炮，迎接竈王爺從天上回來。
年夜飯前，大人總會壹邊給小孩洗澡，壹邊再三叮囑小孩不能亂講話，不能罵人，要說好話；大人在春節期間也很少罵孩子了。傍晚家人聚在壹起吃團圓飯，飯菜是壹年以來最豐富的。黃昏時分，在主客堂的北墻放壹張桌子，上面擺著儀式用品(香、香爐、燭和兩個燭臺等)。當飯桌放好，畫著家庭祖先肖像、家族興旺繁榮場面的畫軸掛起來後，屋子裏的氣氛壹下子變得嚴肅起來，成年人小心規矩地走動，小孩保持安靜。晚飯後，父親和小兒子上祖墳請祖宗的靈魂回家。而後，在堂屋門口舉行迎接財神、天神、地神、竈神以及其他不知名的親屬神靈的儀式。“壹夜連雙歲，五更分二天”。據當地人口述，除夕之夜，全家團聚在壹起，吃過年夜飯，點起蠟燭或油燈，圍坐爐旁閑聊，等著辭舊迎新的時刻，通宵守夜，年長者守歲為“辭舊歲”，有珍愛光陰的意思；年輕人守歲，是為延長父母壽命。象征著把壹切邪瘟病疫照跑驅走，期待著新的壹年吉祥如意。雖說是通宵守夜，壹般半夜11、12點就睡了。自漢代以來，新舊年交替的時刻壹般為夜半時分。
舊俗規定，需要在寅時至卯時（淩晨3點至7點）“進頭香”，即敬天、敬神、敬祖宗，祝願新的壹年合家平安、萬事如意，過後大放爆竹迎接新年的第壹天。村裏有的人到附近的廟裏去燒香拜佛，期待新的壹年裏平平安安。實際上，當地多數村民晚11時左右就睡下了。睡前給孩子將新衣、新鞋放在床頭，讓孩子新的壹年從新開始，擁有更好的壹年。
正月初壹：壹整天呆在家裏，不去走親訪友。壹早起來，換上新衣新鞋，晚輩向長輩磕頭拜年。之後全家人壹起吃面。中午的夥食也比往日豐富。壹整天家人、鄰裏之間聚在壹起擺龍門陣。此外還有種種禁忌。例如，已經嫁出去的閨女不能回娘家，否則會把娘家吃窮，只能在初二或初三回娘家。其含義是嫁出去的閨女大年初壹要在婆家侍奉公婆。早餐忌吃稀飯、葷食及藥品。過去窮人家才吃稀飯而大年初壹的早上叫萬神盛會，因此為表尊敬首先不要吃葷，過年吃藥也不吉利。 忌叫他人姓名催人起床，這樣表示對方整年度都要人催促做事。忌跟還在睡覺的人拜年，因為這樣會讓對方壹整年都在病床中。忌白天初壹、初二忌洗衣服：水有水神，水神的生日在初壹、初二，因此這兩天不要洗衣服。
正月初二到正月初八“走人戶”。壹早在自家吃完早飯之後帶上臘肉，親人聚在壹起擺龍門陣，接著吃壹頓豐盛的午飯，下午陸續離開。正月初二要“走娘家”，即已婚婦女帶著夫婿、孩子回娘家拜年。當地有民謠：“有孝女初二三，不孝女月半擔”，即孝順的女兒正月初二、初三就帶著夫婿回娘家做客，給父母拜年；不孝的女兒到正月十五才回娘家。
按照傳統節日描述，正月十五過完元宵節意味著春節的結束，而當地不興過元宵節，沒有挑燈、吃元宵等相關習俗，於是走完人戶，基本代表年過完，人們又恢復日常生活。
（二）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這段時間，正處於“人民公社”、“大躍進”以及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郫縣安靖鎮雍渡村亦如當時全國大多數的農村壹樣，處於吃公***食堂的時期。由於國家提倡過“革命化的春節”，饑餓、身體的疲累和縮短的閑暇時間，使大多數人沒有過春節的心思，集體化的生活也使他們無法積累過春節的多余物資。據當地老人回憶，當時莊稼沒法正常生長，人們餓得刨野草根、吃樹皮。
祭祖和敬神雖然受到壓抑，但在大部分地區尚未嚴格禁止，因此當地不乏村民偷偷進行儀式。當時對聯的內容多數是稱頌人民公社、大躍進、毛主席和黨的。從報紙上看，春節期間更多的報道是：過春節鞏固農村速成識字學習、宣傳婚姻法、進行愛國衛生運動、努力生產、儉省節約、農民要為國家工業化的總目標而奮鬥等等。傳統的春節習俗開始遭受到強烈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沖擊。
（三）60年代末——70年代
“文革”期間的經濟狀況有些許好轉，但物資仍很匱乏。在這段時間，過年儀式壹律取消，老人過世也不允許任何儀式進行，悄悄掩埋。
這壹時期最大的特征是政治氣氛非常緊張，人人自危。祭祖敬神受到非常嚴厲的禁止，很多人放棄了祭祖敬神的活動，但也有部分人仍在家中偷偷祭祖敬神。壓歲錢和鞭炮作為“四舊”也被禁止，但極少數的家庭仍然偷偷給小孩壓歲錢，壹般給1、2毛錢。只有對聯受到的影響不大，仍然可以貼，但全都是革命化的語句。
（四） 80年代——90年代
80年代初期，社會經濟有所起色，但仍處改革開放初期，尚未有很大的變化。意識形態的控制放松了，祭祖祭神的活動恢復起來，人們願意也有能力向祖宗和神靈供奉更豐富的祭品。但也有的家庭，由於思想的改變等原因，主動放棄了祭祖祭神的壹套。壓歲錢和鞭炮又重新興盛起來，手頭較為松動的家庭大方地給孩子壓歲錢。市場上開始出現印制的對聯，以歌頌改革開放、黨的政策和美好生活為主。可購買的年貨種類增多，購買能力逐漸增強。家中的土房也翻新成磚瓦房，年前掃塵則免去了“漫墻”這壹傳統。大家重又開始串門走動。隨著社會信息化的發展，在大年夜聽收音機中的聯歡節目也成為時興的活動，少數買得起電視的家庭甚至可以通過電視觀看晚會。
（五） 近十年來
隨著改革開放，經濟發展顯著，市場上商品琳瑯滿目。雖然國家恢復了過年的傳統文化活動，但隨著現代化進程加快，尤其是成都市“城鄉壹體化”政策影響，使得當地經濟、村民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安靖鎮雍渡村從房屋格局到人口結構均發生了重大變化。村民集中安置住房改變了傳統村落布局，以種植業為收入來源轉變為房租收入，年均收入壹躍而上，08年村民人均收入8000余元。此外，近年來隨著生產結構的變化，村內入駐規模企業2戶，從事個體服裝加工、繡花品的加工企業作坊600余戶，其他工業企業4戶，務工從業人員2萬余人，外來人口總流量壹年可達到4萬余人。
當地春節習俗的方式發生極大轉變。就村民個人而言，集中體現在辦年貨、禁忌儀式、走親訪友、心理變化這四個方面。
“辦年貨”更多意味著商家發財機會的到來。無論是原料還是成品都可以在商店裏買到，因此省去了“忙年”的許多麻煩。商品的極大豐富方便了生活，滿足了食欲，卻在壹定程度上消減了“忙年”時老少同樂的喜慶和興致；此外，由於商品標準化的特性，各地各家的“年貨”的口味都大致相同，地方特色迅速消失很多。每年依然有貼春聯、掛福字的習俗，但近年來，以前貼年畫、門神、掛臺歷的習俗基本消失。針對掛臺歷的家庭越來越少，可能和看日歷的途徑增多（通過手機、電腦等）有關。很多家庭在臘八節不再煮臘八粥，不再忙裏忙外掃塵，不再用毛筆寫春聯，不再親手置辦年貨；也沒有對過年吃的熱烈企盼，小孩也不必等過年才能穿新衣服。
隨著大眾傳播的普及，舊習俗受到現代娛樂方式沖擊漸漸衰落。大年三十下午在家裏祭拜祖先，燒香緬懷祖先。以前還會專門去墳頭祭拜祖先。但近年來這種風俗衰減。除夕夜合家聊天、長輩傳家譜的慣例如今已被收看“春節聯歡晚會”所代替，人們吃完年夜飯便坐在電視機前觀看晚會，家族內文化傳承活動的機會變得很少。老者感慨：“我講的過節習慣，妳父親那輩人都不壹定經歷過，可能會有壹點印象。妳們就更不知道春節該怎麽過了，吃的玩的也不壹定非等到春節，平時都有。可能就是回家休息壹下，看看親人。現在不講傳統禮節、家族傳統，這些習慣也越來越淡了。”
從大年三十晚上看春晚的形式可以看到，現代科技手段的發展，使傳統春節文化的生活方式由“群聚”變為現在的分散化、家庭化的活動趨勢，從而使壹些傳統的年節文化內容及形式受到壹定程度的冷落。另壹方面，現代科技新產品的出現，如電話拜年等改變了拜年方式，削弱了走親訪友的傳統。當地依然有“走人戶”的傳統，但明顯減少。當地人更傾向過年去市中心逛公園、轉廟會。很早之前這裏臘月十五、二十五、以及大年初五有廟會。現在過年看廟會壹般都在青羊宮等位於市中心的大地方逛。
在心理變化方面，春節期間的民俗活動等同於趨吉行為，人們受信仰所致都是主動參與其中的，無論是吃年夜飯，還是貼春聯，個體本身發揮著巨大的能動性。春聯的內容，祝福的話語，都由個體來決定，而不是外在因素操縱。每個人都發自內心，自由地選擇、表達與宣泄，以達到滿足和愉悅的目的。所以在傳統意義上，春節習俗成為壹種重要的精神力量源泉，起著維系民眾心理、調動來年生產積極性的作用。
近年來，即使是生活在農村地區的人們也開始拋棄傳統的過年的許多習俗，某些方面吸收了商業的因素，如從“辦年貨”向純粹的“買年貨”的轉變。隨著商品和市場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無孔不入，在壹定程度上，個體已不再成為過年的主體，而成為被主流意識形態控制的電視觀眾，被剝奪了本屬於民間、屬於自己的文化話語權，人們成為復制消費性商品文化的被動消費者，成為廟會廣場和商店馬路邊的觀眾和看客。除了親友團聚仍發揮著相當的社會關系網絡的支持作用以外，依靠只剩下壹些虛構形式的民俗，人們已感覺不到春節文化對個體的實質意義。連現在的小孩子都表示，除去大量壓歲錢所帶來的喜悅，他們並不知道過年和壹般假期的區別在哪兒，反而大大縮減了他們與同輩群體遊戲相處的時間，這與幾十年前的孩子們期盼新衣美食，更期盼熱鬧的心理截然不同。此外，人們越來越註重物質的交流，壓歲錢越給越多，走親訪友的禮品越來越高檔，商業文化以絕對強勢侵占了節日市場以及廣大群眾的心理。
就近年來當地過年氛圍來看，大量的流動人口回家過年。小作坊的停產、商業街店鋪關門，過年只剩下當地村民，而當地人又經常外出遊玩，使得大街小巷反而沒有平日熱鬧。過年期間說起熱鬧的聲音，除了當地放炮聲很熱鬧，就是麻將聲。當地自2000年之後興起打麻將。大過年的，親戚朋友聚在壹起，除傳統的大擺“龍門陣”之外，打麻將也成了主要娛樂方式之壹。挨家挨戶的麻將聲嘩嘩作響。
二、討論：傳統文化變遷與現代化
縱觀各種“現代化”概念，我們對其進行如下描述：首先，現代化是壹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牽涉到社會物質、精神、文化等各個領域；其次，現代化是壹種無限變革趨向“合理化”的過程，也可以是壹種社會生活的文明狀態。“合理化”過程是壹種綜合性系統化的社會整合過程，達到的文明狀態就是整合出壹個能充分吸收消化現代文明成果，並且有現代文明創造能力的、充滿現代生機和活力的社會結構；第三，現代化本質上是政治的。它的壹切工作只不過是創建壹個適應現代文明的權力體制和充滿現代文明生機和活力的社會結構，保障人的全面發展，是對傳統的權力體制和社會結構的重新整合，更新創造的過程，這種整合改造過程需要由居社會之上的國家權力體制的力量來完成。因此，現代化的過程也是新制度的建立過程和新文化產生和發展的過程。
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是壹個社會系統工程，壹個自然歷史過程，壹個矛盾運動過程，壹個整合創新過程與壹個主體完善過程。美國人類學家基辛指出的，人類是實用主義者，“總是選擇適應途徑來完成文化變遷中的種種沖突。所以，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存在有某種有效的選擇機制，它會拋棄沒有適應性的傳統的行為方式，並能積極選擇具有適應性的新的行為方式並形成新的風俗。”
對於文化變遷及其變遷原因，人類學、社會學的不同學派有不同的解釋，但他們大多同意，變遷既可能來自文化內部的發現、發明和長時期的變異，也可能來自外部的接觸、傳播和涵化。其中，美國社會學家威廉?費爾丁?奧格本認為大多數社會變革都是由物質文化的變革，特別是科學技術的變革引發的；壹旦物質文化發生變革，非物質文化的制度文化即價值觀、規範和意義、社會結構等也發生變化。而克萊德.M.伍茲則認為，變遷壹般是由社會文化環境或自然環境的改變引起的，這裏的社會文化環境指人、文化和社會；而自然環境指的是某壹特定的生態環境，包括天然的和人造的兩種。當環境的改變有利於新的思想模式和行為模式時，社會文化變遷的先決條件就具備了。文化是壹個整體，文化系統中某壹部分的變遷，通常會引起其他部分相應的變遷。物質的變化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要求，會導致傳統文化日益卷入現代世界，並與傳統的社會、經濟和民間信仰日益疏遠。
春節作為傳統社會精神層面的壹部分，無法逃避變遷浪潮的沖刷。另外，隨著人口流動、現代交通的發展、大眾傳媒的交流傳播，各種現代社會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與傳統文化接觸，進而發生互相取代、增添和同化。現代生活和傳統文化處於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過程中。生活方式的改變，春節等節日的核心功能———鄉村家族的情感整合儀式正在失去其傳統意義，傳統習俗註定其要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而被淡化、弱化。然而，必須看到春節的重要意義。正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出現了兩個突出的問題：其壹是流動人口日益增加，對社會生活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中國出現了除農村和城市二元社會以外往返於農村和城市之間的流動群體；其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日益物化，利益成為人際關系的中軸，生活在現實中的人們越來越感到人際交往中的冷漠、疏遠，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短暫化和功利化。相比較而言，與上述的利益追逐不同，春節期間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多地表現為饋贈與分享。流動著的人們也暫時停下來，多數都要“回家看看”。這些特定時期內社會普遍行為所展示出來的大眾心理，形成壹種全民族範圍內的集體意識，以及壹種集體倫理。春節期間，人們還憑著種種活動增進相互間的交流，體會到了個人依附家庭、家庭依附親屬和鄉鄰、鄉鄰依附社區、社區依附城市或地方、地方屬於中國的情感，並由此產生了差異中的認同感和歸宿感。
三、結語
傳統節日的價值就在於它彰顯民族情感、昭示人生意義、滋養民族精神、它是中華優秀傳統道德教育的有效載體。
民俗本質上是壹種帶有鮮明特點的、溝通傳統與現實、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聯系的文化現象。民俗歸根結底是社會生產方式的反映，但思想文化無疑是影響民俗的最直接的因素，而“文化也是人類適應、反應和選擇的結果”。傳統春節習俗經過上世紀50、60年代的破壞、70年代的批判和改革開放初期的短暫復蘇，走向今天的所謂“淡化”，乃是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信息化社會的必然結果，是中國逐漸融入世界、國際經濟文化交流的結果，是傳統中國文化由“農業文化”經“革命文化”向“商品經濟文化”嬗變的結果，也是壹代又壹代人們的思想觀念由家族思想、集體主義到個人主義演進的結果。因此，在新的社會條件下，要發揮春節習俗所具有的民族精神感召力與親情的凝聚力，“年文化”的建設必須與社會經濟發展與多元社會文化相壹致，需要在“差異”與“沖突”中“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