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文達通過他的歷時十年完成的“碑林－唐詩後著”對文本和文化的翻譯作了壹個視覺的陳述。這件大作品涉及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與再翻譯，而其文本被鐫刻於50塊大石碑上，同時也制作了50張拓片。它試圖從壹個中國人的角度以其血脈中傳承的歷史，文學和藝術的因子與英語世界對話。
英文翻譯，英文版本的發音的中文回譯，最後是藝術家自己根據“第三版本”翻譯的英文“詩”。當把這些文本壹壹鐫刻在中國古代用來做文獻記錄的石碑上時（其中“第三版本”即英文版本的發音的中文回譯用的是最大的字號），作品看上去與自古至今通常立於帝王陵墓，廟宇，私宅和官府門前的石碑似無二致。但是這件作品通過原詩《香港紀念碑》和翻譯的最後版本之間的差異提示了壹個文化研究學者不能忽視的現實，即誤讀甚至歪曲在這種翻譯中常常是壹種“自然而然”的結果。
在文化交流中誤讀甚至歪曲乃屬“自然”是谷文達在其藝術中第壹次接觸的課題。當不同背景的人們在溝通中常常會有混淆，誤解和挫折時，將壹個古典的文本從壹種語言翻譯成另壹種以特定文化為底蘊的語言恐怕從來不像通過壹個變壓器將220伏特的電流轉換成110伏特電流那麽容易（國人到美國旅遊訪問給手機，數碼相機等充電時壹定得帶上壹個變壓器，因為美國民用電的電壓是110伏，反之亦然）。 “碑林-唐詩後著”的思路來自於藝術家對石碑–中國古代文獻記錄和書法藝術的承載者–的思考。和公元前18世紀巴比倫雕刻家制作的鐫刻著法規條文的“漢莫拉比石碑”相似，中國石碑記載歷史事件，鐫刻法律文本。不同的是，作為單壹作品的“漢莫拉比石碑”包括文字和圖像，而歷史上大量出現的中國石碑則以文字為主，很少有圖紋裝飾。大約在唐代，書法藝術開始進入這種歷史文獻的記載形式。雖然石碑壹開始就是以中國古代文字刻制的，比如書法因素較少的篆書，但以書法為中心的石碑直到唐代才出現，而此時正是中國文化史上詩歌，書法和碑刻發展的鼎盛時期。當其文獻記載的功能逐漸減弱，文學尤其是詩歌成為主要的文本時，石碑漸漸成為了壹種獨特的藝術樣式。坐落於歷朝古都西安始建於宋代的“西安碑林”就是最著名的石碑“博物館”。石碑成了結合文獻記載，文學，書法和鐫刻的中國文化和藝術話語的獨特承載者。其外表的莊嚴感提示著它的權威性，而其材料的耐久和硬度則使之充滿歷史性和真實感。而從這種石碑上印下來的拓片也變得極有價值而被人以“法帖”名義收藏，學生們則每日臨摹之以提高書法水準。教師們以這種拓片為文化和歷史教材，因此刻制的石碑和竹簡，絲綢與紙等平面媒體***同發揮了傳統和歷史師承的功能，在北宋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之前尤其如此。
據說石碑最早出現在孔子的家鄉魯國，今山東曲阜。這種說法似乎表明石碑從壹開始就是文化意涵的載體，因為孔子及其學說通常被視為中國文化話語的代表。谷文達意識到了石碑及其拓本在歷史上所起的這種綜合性的作用，他寫道：
“中國人在歷朝歷代通過藝術性的墨本拓片和書籍承繼和學習著歷史和文化。雖然大部分古代的手寫書法原作不復存在，那些刻制的精美石碑卻留存下來。因此它們對於通過學習以掌握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和藝術家等等便變得十分重要。”
基於這種認識，谷文達選擇了石碑來闡發他對文化身份和不同文化間的互動關系的理解。這壹媒體似乎在中國文化中結晶，因而成了文化身份的壹種典型而獨特的載體。 在他的石碑作品中，谷文達試圖重新思考他在80年代在宣紙上解構中國文字的反傳統姿態。壹開始，他計劃將虛構的中國文字（主要是篆書形式），英文，印地文和阿拉伯文鐫刻在石碑上，就像他在90年代初期做的“聯合國”裏的頭發掛簾上的“文字”壹樣。石碑以其莊嚴的外表和權威感表現著儒教的方方面面，從而自然地成了中國性的註冊商標。但在那些石碑中四種“文字”及其代表的文化被整合為壹體了。
為了將其意圖簡潔化和清晰化，他把文字種類從四種減少到了兩種，即世界上有著最多使用者的英文和中文（據統計，世界上前五種使用者最多的語言分別是漢語，11.2億，英語，4.08億，接下來是西班牙語，3.2億，俄語，2.85億，和法語2.65億）。他選擇了經典中國文學之壹的唐詩作他的翻譯和再翻譯的文本或客體。從他選擇的詩出發，他在維特·拜勒翻譯出版的《玉山：中國唐詩三百首》找出對應的翻譯文本，再把它們按英語發音“再翻譯”成中文。最後他把這個英文發音中文版本按其“無意義”的意義又壹次“翻譯”成英文。
作品包括五十塊石碑，每塊長190厘米，寬110厘米，厚20厘米，重1.3噸，類似於古代那些宮廷，佛廟，墓地和衙門常見的石碑。或許是為了安全理由，這些巨大厚重的石碑通常不是像普通石碑那樣豎立，而是平躺在展覽空間。但這種布局對巨大水平空間的需求也提供了豎立所少有的另類宏大性和紀念碑效果。相應地他也拓印了壹批長180厘米寬97厘米的拓片，通常懸掛於展廳四周。每塊石碑選用壹首著名詩人的詩，包括李白（701-762），杜甫（712-770），王維（701-761），和杜牧（803-852）等。然後刻上拜勒的英譯，根據拜勒英譯的發音翻成的中文“詩”，以及根據“第三版本”“翻譯”回的中文“詩”。所有的石碑都是在“西安碑林”的所在地西安制作鐫刻的。 這裏的翻譯既非兩種語言的平和交換，也非從壹種語言到另壹種語言的可理解的轉換。它是對使用者最多的兩種語言間的不平等的交互作用的實驗，這壹實驗揭示了壹個事實，即誤讀乃文化交流的常態。因為以中國文字為主的石碑這壹媒介和結構的獨特外觀，谷文達作品的“翻譯和再翻譯”成了“西安碑林”的繼續，它是在壹個更大的全球化大背景下對“西安碑林”的當代詮釋，因而它似乎成了在後殖民世界中中國文化所起作用的視覺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