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者筆下，生存環境的悲苦不僅僅是生計問題，更有發展空間的種種限制。實際上，路遙作品中的主人公，其堅毅品格更是在不斷追求發展的奮鬥過程中日臻完美的。寫苦難是為了寫苦難中的人。苦難越深重，戰勝苦難的人及其品行就越是難能可貴和令人敬佩。
《平凡的世界》安排孫家兄弟倆齊頭並進又相互映襯，其兄孫少安13歲就輟學回家務農，後辦磚廠起家致富；其弟孫少平求學、教書，後出外打工、挖煤。通過他們兩條人生之道的曲折延伸，反映了當時農民的生存際遇，其重點又是突出孫少平外出謀生的艱難。
路遙通過進城故事寄托了對城鄉關系的思考。許多研究者都指出，路遙的小說是壹個二元對立的文學世界，其中，城市與鄉村的對立是核心的，在這壹基礎的核心對立之下，衍生了諸多二元對立的因子，文明——愚昧、先進——落後、浪漫——淳樸、復雜——純潔、高貴——卑微、自信——自卑，等等。這些因子被作者有意識地排列起來，並通過壹個個鮮明生動的事件清晰地並置在壹起，‘構成了矛盾的、不可調和的兩極。這顯然是壹種被作家精心結構的序列；前者是都市的象征，後者是鄉村的隱喻。現實主義作家路遙以客觀的筆觸去書寫鄉村、描寫都市，在路遙筆下，城市與鄉村城市與鄉村的對立，不僅是地理空間的對立，而且是文化空間的對立，城市是在與鄉村的對比中存在的，而鄉村也在城市的陰影中展開。實際上，路遙進城故事書寫是早期鄉土文學的審鄉情結的再現；以城裏人的眼光，圍觀鄉村的“惡”，以此來反思和反省鄉村。城市是進城鄉下人的欲望對象，毫無疑問的是，鄉村空間指向的是歷史和記憶，城市空間肯定指向的是未來。
路遙在其進城故事中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真實記錄了改革初期農村青年的人生奮鬥歷程。自從十壹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口號以來，中國社會自此步入了激烈的社會變革時期。在這個歷史轉換的關鍵時期裏，隨著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的歷史轉換，各種陳舊的思想觀念都面臨著強烈的沖擊，傳統的心理結構也在發生著新的變動。作為八十年代新壹代的農村青年最先感受到了這種變動和沖擊的力量，他們開始對自己生活的鄉村世界產生不滿與懷疑，而對具有現代文明誘惑的都市產生強烈的向往。壹貫秉承現實主義創作理念的作家路遙用文字真實地記錄了八十年代的農村青年的進城歷程和人生奮鬥足跡，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不憚於違背傳統道德倫理而力爭到大城市發展自己的前途，《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在從攬工漢到煤礦工人的身份流動中彰顯了實現進城理想的種種努力與嘗試。無論是高加林還是孫少平，他們無不是八十年代個人奮鬥者的典型人物。因此，可以說路遙在其進城故事中通過高加林、孫少平等進城鄉下人形象的塑造，較早地傳達出社會變遷的時代信息，使得當時的讀者產生了思想上的***鳴；甚至使得今天的讀者產生了心靈上的契合。
路遙創作在思想方面壹個重要表現就是深刻的哲理性。哲理在他的許多作品中不是外加的，相反已經和作品對生活本質的揭示融合壹起，成為藝術構思和藝術表現的必然結果。特別是路遙中篇的結構，也可以稱之為哲理性結構。生活在這些中篇裏成為壹個相對的封閉體系，生活的過程構成了壹個個人生的大輪回。作者對人生價值和意義的哲學思考，就從這大輪回中衍化出來。高加林懷著壹顆勃勃雄心，進入了城市，在城市生活的舞臺上，威武雄壯地表演了壹番，最後又被迫回到自己最不願呆的農村。但是這種輪回並不是原地踏步，而是人物在經過了生活的歷練與艱辛之後的壹種重新出發。 作家幾乎為他每壹個心愛的愛情故事都安排了壹個不甚光明的尾巴；《在困難的日子》中馬建強對吳亞玲的情感披自卑放逐，最終無奈地看著吳亞玲和鄭大衛門當戶對地在壹起，《人生》中的黃亞萍最終卻沒有勇氣跟隨高加林回樹當農民，她將永遠無法走出精神失戀的痛苦陰影，劉巧珍為被縣裏清退的高加林求信說明他心底裏愛的仍然是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安和秀蓮的婚姻中始終不能抹去田潤葉的影子，婚後的田潤葉以與丈夫分居的方式堅守著對愛情的忠貞，獨自飲下了壹杯自己親手釀造的婚姻苦酒。無論從哪壹方面來看，路遙所講述的男女主人公的愛情故事都是令人心酸的悲劇：固然，“有情人難成眷屬”不失為壹種悲劇，而只有丈夫或者妻子沒有愛人的“物質婚姻”更是足以撼動人心的悲劇。由此可見，基於精神交流和心理契合基礎上的戀愛才是路遙心目中理想的婚姻。
路遙還通過愛情表達了對人生的思考。在路遙筆下，愛情只是作為其筆下青年男女主人公人生道路上的插曲而存在的，路遙則僅僅是為了表達人生奮鬥的主題而寫愛情。在路遙筆下的愛情故事中，對於男性主人公而言，愛情只不過是他們在由鄉而城道路上的踏腳石。正如司湯達筆下的於連是踩著壹個個女人最終走進了豪門貴族小姐的閨房，路遙筆下幻想進城的農村男青年也幾乎是試圖踏著壹個個女人以實現自己的進城理想，他們或無情地斬斷與成為進城道路上絆腳石的農村女性的愛情關系，或將城市女性作為進城的敲門磚。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妳怎麽也想不到》中的薛峰、《姐姐》中的高立民、《風雪臘梅》中的康莊、《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
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作家路遙總是以道德倫理作為判斷人生價值的重要標準，甚至那本該不能摻入壹絲雜質的愛情生活，也同樣無法擺脫道德的審視。路遙濃重的道德情結，使得他在愛情故事的書寫中特別重視傳統倫理道德對愛情選擇的重大意義。這種在愛情故事中所顯露出來的道德審視在路遙的早期小說《人生》中已經有著較為明顯的體現：壹方面，接受了現代情愛觀念影響的作家能夠對高加林和黃亞萍基於誌同道合基礎上的結合做出自覺的肯定；另壹方面，深受傳統道德影響的作家對被高加林拋棄的劉巧珍懷有深深的同情，甚至為了表達對傳統女性劉巧珍的同情而突出“插足者”黃亞萍的自私、任性、輕浮，從而加重了對現代女性黃亞萍譴責的砝碼。由此可見，作家路遙習慣於從道德角度審視愛情生活，致使他在愛情故事的書寫中無法擺脫道德理性的拘圍，這也是其愛情故事書寫的局限所在。 路遙不是壹個四平八穩、刻意苦吟的詩人，他在秉承傳統現實主義註重客觀冷靜描寫的同時，同樣重視作家的主體作用，他認為作家作品中觀照的現實必然有作家的主體判斷，融入了作家的個人情感。路遙十分註重生活中的感情積累和作品中的激情傾註，將現實主義的直面人生和浪漫主義的奔放熱烈壹同融入到作品中，讀他的作品無時無刻不能感受到蘊含在作品中或緩或急的激情湧動。在路遙為我們建構的小說世界中，妳能體會到和路遙壹樣熾烈、溫情、友好、質樸的濃烈的激情，妳會隨著路遙的筆感受壹次次心靈的震顫和悸動，壹起悲或壹起喜，壹起怒亦或壹起怨，讓妳體會到和作家壹樣的柔情似水，壹樣的血氣方剛。
盡管與民間文學有著很深的淵源，但路遙畢竟接受了現代文明的熏陶，其創作又顯示出壹定的超越性特征，典型表現就是通過敘述視角的變化使故事不斷向前推進。民間文學講求故事的完整性和連續性，這使不少背景性材料和事件的敘述受到影響，路遙力求展示生活的原貌，因此，必須要突破這種單線連續發展的敘述模式，通過敘述視角的不斷交化全景式地再現生活，特別是當故事呈復線發展的時候，對民間說書藝人“花開兩朵，各表壹枝”來追求時間完整性手法的超越更為明顯，典型例證就是多線結構的小說《平凡的世界》將雙水村與縣城兩個平行發展的故事通過孫少平、田潤葉等在城鄉之間的位置變換有機結合為壹個完整故事。 路遙作品中所創造人物的理想追求、人生價值、道德價值等壹系列觀念太過難美、太過理想化，太過單壹，路遙常常在作品中為刻意追求這種唯美而放棄對現實的批判，這在壹定程度上制約了路遙作品成為經得住時間考驗的真正意義的經典。比如，孫少平與田曉霞最初萌發愛情就是因為他們對讀書和思考的***同愛好，這就奠定了誌同道合的愛情基調。曉霞愛少平的是他的頑強意誌和奮鬥精神，少平愛曉霞的是她的博學善恩和勤奮敬業，這基本上是壹種理想的選擇，而且他們的愛情本身也基本上是由互勉和思念構成的精神戀愛。其實，愛情是有多重風景的。誌同道合是壹種美，兩情相悅是壹種美，溫柔思念是壹種美，靈肉結合是壹種美。而《平凡的世界》只為我們展示了誌同道合這壹重美景，崇高固然崇高，但卻失之於單壹，沒有展示出“平凡的世界”裏平凡的人們的平凡愛情中多個側面、多個層次、多種形態的豐富多姿的美。
而對於配角，路遙所塑造的形象也是有特色的。例如，“文革”是壹個特殊的動亂歲月，又是壹個考驗人性品格的大舞臺，作者以此為背景，塑造出兩類不同的人物形象，壹是憂國優民、大公無私的忠誠幹部，壹是趨炎附勢、惟利是圖的跳梁小醜。
在《驚心動魄的壹幕》裏，展現了1967年造反武鬥的歷史畫面。就在廣大人民群眾被少數別有用心的造反派頭頭們挑動起來，即將進行壹場嚴重武鬥的危急時刻，縣委書記馬延維置個人安危生死於不顧，正義凜然地跋涉到劍拔彎張的造反大廳，挺立於正要“捉拿”他的造反派面前。在這驚心動魄的壹幕裏，作者刻畫了縣委書記馬延維為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而寧死不屈的高大形象，鞭撻了如縣委副書記李維光見風使舵、毫無黨性人民性的敗類以及如金國龍等壹群自私自利、心懷叵測的投機野蠻之徒的無恥嘴臉。
在路遙小說中的進城故事中，故事主角壹般設置為農村青年，其中有男青年也有女青年。女青年有《黃葉在秋風中飄落》的劉麗英，《平凡的世界》中的郝紅梅、孫蘭香、金秀等，這些鄉村女青年擁有進城的天然資本，那就是她們的長相優勢，通過相貌換取進城資格，她們可以通過婚嫁進城。然而，路遙小說中的進城故事最關註的其實是男青年進城，尤其關註這些男青年身份的設置。與這些具有相貌優勢的女育年相比，男青年通常具有知識優勢，這些男青年擁有進城的精神資本卻沒有進城的物質條件。
其次，路遙在其進城故事的講述中塑造了新人特質的農民形象。在路遙的小說中，從高加林到孫少平，組成了壹個進城鄉下人的人物序列，他們身上所特有的混合型的精神特質使得他們成為魯迅筆下和柳青筆下的農民形象之後呈現多重組合性格的農民形象。這類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中國農民形象的內涵得以豐富和深刻，是路遙對中國農民形象畫的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