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並無四輪車發現。在戰國時代的器皿刻紋中，出現了壹些四輪車，如山東長島出土的殘鑒、淮陰高莊出土的銅器。不過，這種車輿為龍舟形的四輪車並非用於日常生活，而是用作禮儀活動。戰國時代的這種禮儀用四輪車，應當是從商周時代的兩輪車發展而來的。長期以來，壹種觀點認為中國古代的馬車來自西方，稱之為“西來說”；另壹種觀點則認為中國古代馬車是獨立發明出來的，稱之為“本土說”。西來說的論據如下：
（1）在兩河流域及歐洲，公元前4千年代後期已經肯定有了車，而車最初發明的時間顯然還要早。目前發現的最早的中國古車是商代晚期的，系有牲畜的車則在中國考古材料中要到公元前5世紀才出現。
（2）在西方，車的演變有比較完整的發展序列，有從四輪到雙輪的發展過程；有從實心車輪到輻式車輪的發展過程；有從用牛（或驢）拉車到用馬拉車的發展過程。但在中國，馬車的出現則顯得比較突然。商代的車是有輻的雙輪馬車，顯然十分成熟。這種成熟的車應該有其較原始的形式，而這種原始的形式在中國找不到。
（3）西方最早出現的是四輪車，後來有了雙輪車；車輪有實心的，也有帶輻條的；有牛拉的，也有馬拉的；眾多形式的車輪及車甚至同時並存。因為車發源於西方，其歷史比較悠久，所以車及車輪的形式都顯得豐富多樣，而傳到中國的車就顯得式樣甚少。
（4）自殷墟出土馬車後，即有人根據其與兩河流域馬車在外形上的類同而提出中國馬車西來說，但壹直無法確證馬車自西向東的具體傳播過程。
從20世紀70年代在前蘇聯中亞地區發現了許多有關古代馬車的材料（包括實物與巖畫），從而使人們得以確定馬車的具體傳播過程。就車實物而言，拉夏辛及辛達雪塔發現的馬車與商代馬車基本形式是壹樣的，都是獨轅，雙軛，兩輪，多輻，輪轂甚長，車輿位於車軸正中，等等。特別是辛達雪塔出土的車，與商代車壹樣輿門均開在後背。就巖畫而言，它所反映的特點與車實物所反映的特點是相吻合的，比如自西向東，車的式樣越來越以雙輪馬車為主；車輻的數量逐漸增多，等等。這些材料都說明了車自西向東傳播的過程。
由此還可推測，最先將西方式馬車（以四輻條為主）發展為多輻條雙輪馬車的，可能是生活在中亞草原某個地方的遊牧民族，這種馬車很快被其它遊牧民族所采用，並沿著歐亞草原向東傳播，最後到達中原地區。所以，中國的馬車應當是從中亞直接發展過來的，而中亞的馬車又來自歐洲及西亞。
（5）中國拉車的家馬也應當是從西方傳播而來的。考古資料表明，中國新古器時代的遺址中很少有馬發現，而且基本情況不明，無法確定是野馬還是家馬。在商代早期及中期出土的動物骨骼中，“值得註意的是在被鑒定的十幾種動物的骨骼中沒有發現壹塊馬骨”。在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紀後期開始），才有確切的家馬骸骨發現。因此，近來有專家推測，商代的馬可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果。
（6）“本土說”的有些論據是不能成立的。比如，有學者認為：“車的發明，應以輪轉工具發展到壹定程度為其先決條件。中國新石器時代中出現的紡輪、陶輪，特別是琢玉用的輪形工具，在技術發展史上都應被看作是車的直接或間接的前驅。”而實際輪轉工具並非壹定能導致車輪的發明。
也有人都引用中國古典文獻中有關“奚仲始作車”或“黃帝造車”之類的記載，來證明車是中國本土發明的，但這都是傳說而已。
（7）中國歷史文獻的壹些記載也意味著中國馬車是從北向南傳播的。春秋時期，正當原先落後的吳國興起之時，逃亡到晉國的楚國大夫申公巫臣因為怨恨自己在楚國內的政敵，想利用吳國的力量為自己報仇。公元前584年，申公巫臣來到吳國，“以兩之壹卒適吳，舍偏兩之壹焉。與其射禦，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吳。”（《左傳?成公七年》）申公巫臣把車戰之術傳授給了吳國人，吳國更加強大，最後“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這段故事表明，長江下遊地區使用車作戰，要比中原地區晚幾百年；馬車先出在北方，然後向南方傳播。
中國古代並無四輪車發現。在戰國時代的器皿刻紋中，出現了壹些四輪車，如山東長島出土的殘鑒、淮陰高莊出土的銅器。不過，這種車輿為龍舟形的四輪車並非用於日常生活，而是用作禮儀活動。戰國時代的這種禮儀用四輪車，應當是從商周時代的兩輪車發展而來的。
中國的馬車來自西鄰的中亞。當然，古代中國人並不是簡單地引進馬車，而是對它進行了不斷的加工改造，並且還有許多技術上的創新與發明，例如中凹形車輪制造、龍舟形車輿四輪馬車的出現、系駕法的演進等等，逐漸形成了中國自身的馬車特色與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