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孔子所處的政治環境
要想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首先就要看看孔子所處的政治環境。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政治上混亂、軍事上諸侯國互相征伐。自從周平王東遷後，周王室衰微，地位壹落千丈，實際上和壹個中等諸侯國差不多。各國為了在眾多的諸侯國中得到壹塊生存之地，互相攻伐，戰爭持續不斷，小國被吞並，大國不斷崛起，先後出現“春秋五霸”。各國內部，卿大夫勢力強大，動亂時有發生，弒君犯上現象屢見不鮮。
在這種情況下，周代從文王武王及周公等人時期傳下來的禮樂制度也隨之崩潰了，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①]這段話中孔子所說的“天下無道”的情形就生動地描繪出了春秋時期混亂的政治局面。
隨著禮樂制度的崩潰，人們的道德也逐漸淪喪。春秋是壹個講究實力的時代，凡是講實力的時代，道德都是沒有市場的。
面對這樣混亂的社會，孔子作為壹個對社會負責任的人，提出了壹系列改造社會的政治思想。
二 、孔子政治思想的具體內容
為了實現“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恢復文武時代的統壹局面，孔子在《論語》中提出了以下四點內容。
壹、要建設優秀的領導階層。
孔子很註重政治生活中領導階層的作用，他要求領導者必須首先在道德和修養上作出壹定的成績，否則就無法領導下層的民眾。同時，孔子把社會上的人分為兩個階層，即“君子”和“小人”，這裏的“君子”和“小人”的意義與我們現代意義上的“君子”和“小人”的意義是不同的，孔子這裏講的“君子”和“小人”實際是分別有兩層含意，第壹層含意是指領導者和被領導者，“君子”指領導者，“小人”指被領導者；第二層含意是指道德高尚的人和道德低下的人，“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例如：孔子說：“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②]這裏的“君子”就是指領導者。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③]， 這裏的“君子”也是指領導者，“小人”則指被領導者。而大部分時候“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而這兩層含意也是有著聯系的，孔子認為領導者就必須有道德，即在道德上也應該是君子。道德低下的人即“小人”就應該被道德高尚的人即“君子”所領導，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之德風，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④]。這些在《論語》中是沒有明確表示的，需要我們在讀《論語》的過程中細細斟酌。那麽，領導者應該怎樣做呢？
首先是要道德高尚，必須“以德治國”即孔子所說的“為政以德”，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之。”[⑤]“***”通“拱”，這段話代表了孔子的“為政以德”的思想，孔子用天象比喻政治生活，領導者如果實行德治，民眾就會像眾星圍繞北極星壹樣自動圍繞著妳轉。在這裏孔子強調了道德對政治生活的作用，主張以道德教化為治國的原則。而孔子本人就是這樣的壹個人，有人問孔子說：“子奚不為政？”孔子說：“《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⑥]孔子就是用道德來感染眾人的，因此，孔子雖然沒有在世俗政治上擁有權力，但在精神上卻是壹個領導者，孔子也正是希望那些在世俗政治上擁有權力的領導者也能像他壹樣，通過高尚的道德來領導民眾。
其次，領導者要帶頭走正道，為民眾做表率作用。魯國貴族季康子曾經向孔子請教治國的方法，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⑦]領導者本人帶頭走正路，那麽還有誰敢不走正道呢？另外，季康子擔憂盜竊，問孔子怎麽辦，孔子說：“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⑧] 領導者自己不貪圖財利，即使獎勵偷竊，也沒有人偷盜。季康子還把自己所認為正確的治國之道告訴孔子，他建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⑨]，而孔子卻說：“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⑩]這裏的“君子”指有道德的領導者，而“小人”指被領導者，從這三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季康子是壹個行為不端正，貪得無厭，並且政治頭腦簡單的人，他雖然居於君子之位，卻沒有君子之德，而孔子通過批評季康子提出了領導者應身先士卒走正道，為民眾做表率，方能治理好國家的道理。
二、孔子提出了領導者治國的正確方略——“以德治國”。
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11]在這裏，孔子舉出兩種不同的治國方針——以政令和刑罰為核心的“法治”與以道德和禮儀為核心的“德治”。孔子在比較這兩種治國方針後認為法治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恥的道理，而“德治”比“法治”更有優越性，因為德治能使民眾有知恥之心，從而在心中樹立壹個什麽應該做什麽不應該做的榮辱觀，這樣民眾在做某件事之前就會先用自己的榮辱觀去衡量這個行為，從而得出壹個正確的符合禮法的決定。通過德治，民眾不僅明白了是非，而且也會了解到領導者的用心良苦，從而達到“有恥且格”的目的，這就是孔子的德治思想，具體來說有兩個方面。壹是要取信於民。子貢曾經問孔子如何為政，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又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孔子說：“去兵。”子貢又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孔子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12]孔子認為“信”是治國的最基本的因素，是高於經濟和軍事的，他這番話說明了“取信於民”在以德治國中的重要性。二是要教化民眾，孔子認為，如果人民在經濟上得到富足，就會追求安逸的生活，而人之所以為人，不僅要有物質上的欲望，更要有精神上的提高，這也是領導者進行“德治”的壹個重要方面，所以必須對民眾推行教化政策。冉有曾經陪著老師孔子到衛國去， 孔子說：“庶矣哉！”冉有問老師：“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說：“富之。”冉有又問：“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說：“教之。”[13]古時候由於地廣人稀，諸侯國君們大都實行鼓勵人口增長的政策，人口多寡也是衡量壹個國家實力大小的重要指標。人口多了，那自然是首先讓民眾在物質生活需求上得到滿足。在物質生活需求上得到滿足之後，就要進行孔子所謂的“教”，即教化，使民眾在精神上有壹定的提高，其最終的目的，就是希望每個人都保持自身的品德，從而達到“以德治國”政治理想。
三、孔子所提倡的“德治”的精神內涵是“仁”
孔子講領導者要以德治國，而以德治國的方法是貫徹以“仁”為核心的政治理念。“仁”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是壹個比較復雜的概念，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4]可見，“仁”是離我們不遠的，而且，似乎壹伸手就可以夠得著，但他有同時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15]孔子又不是仁者了，他壹會兒有“仁”，壹會兒又沒有“仁”，這是這麽回事呢？我們仔細品讀《論語》後，方才恍然大悟，在“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6]中有壹個十分關鍵的但很容易被忽略的字——“欲”，而在“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中孔子說他只是“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也是壹個“欲”的意思，這樣，我們就理解了孔子的“仁”，這個“仁”不是壹個頭銜，說某某人是個仁人，而是壹種心理欲望和實際行動，這也是孔子“仁學”中最關鍵的，正如公西華所言“正唯弟子不能學也”[17]。孔子對“仁”的解釋，最精彩的莫過於對子貢、顏淵、仲弓、司馬牛、子張和樊遲這六個學生的講解。子貢問孔子什麽是“仁”，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18]顏淵問孔子什麽是“仁”，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壹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9]仲弓問孔子什麽是“仁”，孔子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20]司馬牛問孔子什麽是“仁”，孔子說：“仁者，其言也讱。”[21]子張問孔子什麽是“仁”，孔子說：“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22]子張又問孔子“五者”是什麽，孔子說：“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23] 樊遲問孔子什麽是“仁”，孔子說：“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24]樊遲還有壹次問孔子什麽是“仁”，孔子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25]由此可見，孔子的“仁”的核心是“愛”和“禮”，要以愛心對人，時常替別人著想，要以禮法克制自己，行為言語要謹慎，類似現代政治理念中的“以人為本”，孔子在這裏看似是在教育自己的學生做人的方法，而實際是他的壹種政治設想，前面我們已經討論過，孔子講的“君子”有兩層意義，孔子教他的學生做有德之人，即“君子”，他說：“茍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26]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為，從政還有什麽困難呢？孔子認為這種人就應該走上領導崗位，而由這些擁有“仁”的君子來行政，就必然會實行仁政。[四、孔子政治思想中的治國工具是“禮”
孔子是壹個十分懂得“禮”的人，據說他小時候就把禮器當玩具玩，《史記》中記載：“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27]可謂天賦異秉。他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28]孔子對於夏禮、殷禮都很精通，但他認為夏、商、周的禮儀是壹代比壹代進步的，他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29]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30]。可見，他認為周禮是最為完善的。
“禮”是周代典制的重要內容，“禮起源於氏族社會的風俗習慣”[31]。也就是人類在原始***產主義社會時代的習慣法，這些習慣法在進入王政時代後，被領導階級加以整理改造，形成比較系統的制度，於是，夏有夏禮，商有商禮，周有周禮，“禮”成了國家穩定的壹個重要保證，而“禮”經過了夏商兩代的改進，到了周代，經過周公的系統化，成為更加完善的壹種制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內容見於先秦典籍《儀禮》之中。周禮的基本精神是“在各種典禮、儀式當中，不同社會地位的參與者都有各自不同的，嚴格的具體行為規範。通過這些行為規範區別尊卑、親疏、賢愚等社會範疇，界定每個人在社會秩序中的具體位置，協調全體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32]。到了孔子時代，周公所作的“禮”已經徹底崩潰了，社會進入了“天下無道”的時期，孔子在這樣的社會裏能夠站出來，用壹種“雖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力圖改變社會現狀，這種精神是我們後世子孫們所應該敬仰和學習的。
孔子要用“禮”來治理國家，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名”，子路曾經問老師：“衛君待子為政，子將奚先？”孔子說：“必也正名乎！”[33]子路覺得老師有些可笑，因為在當時的社會中要想“正名”確實是壹件異想天開的事，他問：“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這“名”怎麽正呢？孔子對子路解釋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34]所以說，孔子認為“正名”是治國的首要工作。所謂“正名”，就是建立壹個名實相符的社會，社會的各個階層都應該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心盡職，不得僭越。齊景公曾經問孔子為政的方法，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5]即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樣子，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樣子，做父親的要有父親的樣子，做兒子的要有兒子的樣子，孔子要建立的是壹個秩序合理嚴謹的社會。因為當時的社會是壹個秩序混亂、禮崩樂壞的社會，季孫氏曾經用八佾的規模在庭院舞蹈，古時壹佾八人，八佾就是四十六人，據《周禮》規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諸侯www.bfblw.com 為六佾，卿大夫為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大夫，只能用四佾，他用八佾是典型的破壞周禮的事件，對此，孔子表現出極大的憤慨，發出壹句響徹古今的名言：“是可忍，孰不可忍！”[36]可見，當時禮制的破壞程度有多麽厲害，也正因此，孔子才提出“正名”的主張。
其次，除了“正名”之外，孔子還提出要以“禮”為行為規範的思想，即“齊之以禮”的思想。“禮”的實行有兩條缺壹不可的途徑：壹是自下而上的途徑，孔子在教導他的學生子貢時說為人要“富而好禮”[37]，在教導他的學生顏淵時說要“克己復禮”[38]，在教導他的兒子孔鯉時說“不學禮，無以立”[39]，這就是說民眾自己本身要以“禮”為自己的行為準則，要求人們做到“非禮勿視，非禮無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40]；二是自上而下的途徑，即領導者要以“禮”治國，即孔子所說的“上好禮，則民易使也”[41]，“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42]。領導者以“禮”為行為規範，民眾就會效法，國家就會穩定，從而達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會。
三、結語
綜上所述，筆者將孔子的政治思想概括為四大塊：首先，要提高領導階層的素質，要讓那些有德有才的人去領導民眾，而不是讓像季康子那樣的人居於領導崗位；其次，在治國方略上要以德治為根本原則，而不是壹味地以嚴刑峻法來統治人民；再次，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要以“仁”為精神內涵；最後，要以“禮”為國家和公民的行為準則，反對越禮的行為。這四點是聯系的，德治是實現“仁”和“禮”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禮”的精神內涵，“禮”則是德治和“仁”的具體形式，而這三點的實行都有賴於領導階層的素質的提高。而且這四點是聯系的，德治是實現“仁”和“禮”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禮”的精神內涵，“禮”則是德治和“仁”的具體形式，而這三點的實行都有賴於領導階層的素質的提高。
孔子雖然已經逝去兩千多年了，但他留下的寶貴的精神財富是我們後世子孫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我們應當繼承祖先的優秀文化並予以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