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閉塞的內地——四川成都為背景，真實地寫出了高家這個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爛，潰敗的歷史；用作家自己的話說：他“所要展示給讀者的乃是描寫過去十多年間的壹幅圖畫”(註：《〈激流〉總序》)。高氏豪門外表上詩禮傳家，書香門第，但遮掩在這層帷幕之後的，卻是內部的相互傾軋，明爭暗鬥，腐朽齷齪，荒淫無恥。為了維護這個作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臨崩潰的家庭，以高老太爺和克明為代表的那些衛道者，竭力奉持著禮教和家訓，壓制壹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犧牲青年為代價。這就又加深了新與舊、當權勢力與被壓迫者的矛盾，並使年輕人遭受巨大的痛若。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玨的慘痛命運，鳴鳳的投湖悲劇，婉兒的被逼出嫁，——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無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禮教、迷信迫害的結果。作者通過這些描寫，表現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憤，並向垂死的制度發出了“我控訴”的呼聲。
然而這個家裏的新舊矛盾，畢竟已發生在“五四”時代。“五四”的浪潮掀起了青年壹代的熱情和理想，也回深了他們對於舊的制度和生活的憎恨。《家》中的重要人物覺慧，便是這種受到新思潮沖擊的新生的民主主義力量的代表。他堅決反對大哥覺新的“作揖哲學”和“無抵抗主義”，他的信念很單純，對舊勢力“不顧忌，不害怕，不妥協”。他的確是“幼稚”的，對周圍的壹切還不能作出科學的分析，甚至感到“這舊家庭裏面的壹切簡直是壹個復雜的結，他這直率的熱烈的心是無法把它解開的。”但基於“五四”時代對舊的壹切表示懷疑和否定的精神，他知道這個家庭是“無可挽救的了”。他並不想對“家”寄托什麽希望，而熱心於交結新朋友、討論社會問題、編輯刊物，創辦閱報社等等社會活動，“誇大地把改良社會、解放人群的責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即使在他與鳴鳳熱戀的時期，他在外面也“確實忘了鳴鳳”，只有回到那和沙漠壹樣寂寞的家裏時，才“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惱”。最後，覺慧無所顧忌地離開家而遠走了。作者通過覺慧寫出了革命潮流在青年中的激蕩，寫出了包含在舊家庭內部的新力量的成長，也通過覺慧來對覺新的“作揖主義”和別人的懦弱性格作了批判。在《春》與《秋》中，從淑英、淑華等人的成長過程，可以看到覺慧的行動對這個家庭所產生的巨大影響。這壹性格的確是給讀者帶來了鼓舞、帶來了“新鮮空氣”的。覺慧到上海是為了向往那裏的“未知的新的活動”，“還有那廣大的群眾和新文化運動”；作品並沒有正面地具體描寫覺慧離開家庭以後所走的道路，但對封建家庭的叛逆，常常是知識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起點。根據覺慧性格的邏輯發展，在中國具體歷史條件下，他是有可能經過較長時期的摸索而找到人民革命的主流和領導力量的。雖然環境氣氛和時代精神在《激流三部曲》中表現得不夠充分，使人不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那個家庭與當時各種社會關系的聯系，但作品寫到了“五四”革命浪潮的影響，寫到了四川軍閥混戰對人民的騷擾，也寫到學生們向督軍署請願和罷課的鬥爭，以及地主派人下鄉收租等情況。這壹切都表示這是壹個人民革命力量正在觀苦鬥爭和不斷壯大的時代，而這種背景就給覺慧這些青年人的叛逆性格和出路提供了現實的根據。
覺新和覺民是始終貫串在《激流三部曲》裏的人物，特別是覺新，作者對他所花的筆墨最多，而且可以說是整個作品布局的主幹。這是壹個為舊制度所薰陶而失掉了反抗性格的青年人，心底裏雖然有著是非和愛憎的界限，也理解奪去了他的幸福和前途、奪去了他所最愛的梅和瑞玨的是“全個禮教，全個傳統，全個迷信”，但他無力掙紮，只能傷心地痛哭，忍愛著精神上的痛苦。他是舊禮教制度下的犧牲者，但同時又不自覺地扮演了壹個維護者的角色。作者對他是有壹些批判的(通過覺慧，曾多次批判他的怯弱)，但更多的是同情和原諒。讀者只有在把他當作壹個犧牲者的心情下才可能產生壹點惋惜；這種情緒卻往往又為人物自己的行動所否定了。覺民的性格是沈著的，也是比較定型的；作者給他安排了壹個比較順利的遭遇，使他勝利地得到愛情，跨過了逃婚的鬥爭。他也有改變和發展，但都是順著壹條路向前的，他自信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在《春》和《秋》中，他已站在鬥爭的前緣，不妥協地和那些長輩們當面爭辯，並衛護著淑英、淑華的成長。在給覺慧的信中，他說：“我現是在‘過激派’了。在我們家裏妳是第壹個‘過激派’，我便是第二個。我要做許多使他們討厭的事情，我要制造第三個‘過激派’。”這第三個就是淑英，淑英的成長和出走，是貫串在《春》裏面的主線，而覺民的活動就為這件事的開展準備了條件。
在青年女性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壹些犧牲者外，作者在《家》裏還寫了琴和許倩如，這是正面力量的萌芽，雖然許倩如只是壹個影子，而琴還正在覺醒的過程中。到《春》裏，這種正面力量就有了成長，不僅琴的性格得到進壹步的發展，而且出現了淑英。她從覺慧的出走引起了心靈的波動，從蕙的遭遇又深切地感到擺在自己面前的危機，於是在覺民、琴等人的鼓舞下，逐漸變得堅強起來，終於走上了覺慧的道路，理解了“春天是我們的”這話的意義。《春》和《秋》中所展開的是比《家》中更加深化了矛盾。在長輩們的虛偽與墮落的襯托下，《春》裏面主要描寫壹些心靈純潔的少年男女的活動，為淑英性格的成長和覺醒提供了條件。情節的開展比《家》來得迂緩，而精神仍是壹貫的。淑華的活動主要在《秋》裏，這是壹個性格單純開朗的少女，她的爽直快樂的聲音常常調劑了某些場面中的憂郁情調，給作品帶來了壹些明朗的氣氛。她最後也逐漸成長起來，有了“戰鬥的欲望”，而且與舊勢力進行了面對面的爭辯。和她成為對比的是淑貞的命運，正當淑華爭取到進學堂的機會的時候，淑貞就跳井自殺了。這是個生活在愚蠢和淺妄的包圍中而從來沒有快樂過的木然的少女，通過她的遭遇暴露了那些長輩們的虛偽和醜惡，說明了封建主義對於人們的精神上和肉體上的嚴重的摧殘。這些少女們的活動，包括綺霞、倩兒、翠環等人，是作品中的重要構成部分。
對於那些虛偽、荒淫和愚昧的老壹代的人們，作者並沒有把他們漫畫化，卻仍然投予了深刻的憎恨和無情的詛咒。從高老太爺和《秋》裏面死去的克明身上，揭露了舊制度的衛護者們那種表面十分嚴峻而其實極端虛偽和頑固的本質。《春》裏面作者更多地勾畫了克安、克定等人的荒淫墮落的活動，他們的盜賣財物、私蓄娼優、玩弄丫頭奶媽等行徑是不堪入目的；而在他們的放縱和影響下，覺群、覺世等小壹輩品質的惡劣也已逐漸成型，這正說明了這種制度和教育的腐朽、野蠻和殘酷。《秋》裏面所寫的面更擴大了，已不限於高家的範圍，周家和鄭家也占了很大的比重；通過周伯濤、鄭國光、馮樂山、陳克家等不同人物性格的描寫，所謂書香縉紳之家的虛偽、墮落和無恥的面貌是更多方面地揭露出來了。這就不只補充了對高家那些“克”字輩人物精神墮落狀況的揭露，而且說明了這是壹個制度的產物，充分地顯示了這些形象的社會意義。另外壹些庸俗、潑辣和愚蠢的女眷們的活動，例如陳姨太、王氏、沈氏等，更以她們的醜惡形象引起了人們的深深的厭惡。而通過壹些性格善良的人們的犧牲，例如蕙的死和葬，枚的死，以及壹些不幸的丫環的命運，封建統治階級的“吃人的”面貌和作者的極端憎惡的感情就表現得更為鮮明。
在《秋》的最後，覺民說：“沒有壹個永久的秋天，秋天或者就要過去了。”作者曾說他“本來給《秋》預定了壹個灰色的結局，想用覺新的自殺和覺民的被捕收場”，但在友情的鼓舞下，他決定“洗去了這本小說的陰隨的顏色”(註：《〈秋〉序》)。這個預定的計劃更接近於他在《愛情三部曲》或者《滅亡》、《新生》等作品中壹再作過的藝術安排；但在願望給讀者以樂觀和鼓舞的情緒支配下，他終於改變了預定的計劃，給作品增添了健康和明朗的色彩。早期作品中有所流露的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影響，在這裏已經很難找到了。小說關於新的力量和新的道路雖然都還寫得相當朦朧，但仍然有很大的鼓舞力，能夠吸引讀者憎恨那種腐朽沒落的制度，並為美好的未來而鬥爭。封建社會在中國經歷了特別漫長的歷史歲月。到了現代，在狂風暴雨般的人民革命的連續打擊下，它的解體仍然是極其緩慢的；而且壹面走向列亡，壹面繼續虐待、摧殘、殺害各階層的人們，包括封建階級成員自身。所以，以控訴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罪惡為主旨的《激流三部曲》，具有強烈的戰鬥意義，它曾激動了幾代青年讀者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