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國外並購效應理論綜述
企業並購效應理論包括企業層面的並購效應理論和社會層面的並購效應理論兩個方面。縱觀國內外有關企業並購效應的研究，企業層面的並購效應理論集中體現在規模經濟效應與交易費用降低效應兩個理論上面，社會層面的並購效應理論集中體現為企業並購的福利效應理論與並購的資源配置效應理論。
對規模經濟比較全面的分析是從馬歇爾開始的，他在《經濟學原理》壹書中第壹次明確提出了“規模經濟”這壹概念，他將規模經濟定義為“在壹定限度內企業生產規模擴大而導致單位產品成本降低，收益增加”。企業並購規模經濟效應主要體現在橫向並購上，西方學者在對企業橫向並購的規模經濟效應分析的時候都假設：在壹定時期內，企業的生產技術及條件不會發生改變，並且企業實施橫向並購前後的較長壹段時間內，企業所需要的生產要素價格保持不變。
在這種較為理想的理論假設前提下，企業並購使得生產要素增加，生產規模擴大。在壹定時期內，伴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從而使得企業平均成本下降，規模收益遞增，即收益增加的幅度大於規模擴大的幅度。所以，在企業橫向並購擴張的過程中，企業的規模經濟效應得到越來越完全的發揮。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所需要的生產要素價格波動不定，這必然打破了傳統的企業規模經濟效應理論假設。因此，國內外學者關於企業並購的規模經濟效應理論是壹種理想狀態，不太符合經濟發展的實際，還需我們進壹步加以完善和改進。
企業層面的交易費用降低效應是由新制度經濟學派提出來的，科斯提出的交易費用理論為理解企業縱向並購提供了壹個較有解釋力的基礎，他認為當企業發現對其上遊的要素供給和下遊的產品銷售進行控制可以節省交易費用的時候，就會發生縱向並購。威廉姆森進壹步發展了科斯的理論，深入研究了“縱向壹體化”問題，認為縱向壹體化有效地削弱了人的機會主義和有限理性，克服了環境的不確定性。同時，企業內部的長期雇傭合同也促進了合作，權威性的組織安排避免了討價還價、通信聯絡等方面的交易成本，壹體化的組織結構穩定了要素供給和產品銷售分配。
研究社會層面並購效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斯蒂格勒和威廉姆森。他們在研究企業並購的福利效應時也沒有得出確定壹致的結論，在某些方面還有壹定分歧。斯蒂格勒認為，只要沒有明顯的規模不經濟，企業並購仍然會發生。這是因為，新企業的進入會有壹個時滯，通過並購能使企業獲得市場勢力從而獲得壟斷利潤。Saronovitch和Sawyer通過對1958年～1967年期間的總體集中率變化的分析（主要指標是CR25、CR50和CR100）發現至少有50%以上的集中度的提高是由於並購造成的。斯蒂格勒、Saronovitch和 Sawyer三人的分析都認為企業並購有可能帶來壟斷，從而產生並購反競爭效應，最終有可能導致社會福利的損失。
威廉姆森應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局部均衡理論，繼承了哈伯格的早期壟斷福利損失分析的傳統，並結合馬歇爾提倡的規模經濟分析對企業橫向並購的福利效應進行了詳盡分析。威廉姆森通過分析得出結論，並購的福利影響是正的還是負的判斷主要取決於並購導致的資源節約與並購導致價格上升、消費者剩余減少而引起的福利損失之間的比較關系。
但是，威廉姆森的局部均衡的做法在某種程度上會低估並購的整體效應。並購的整體效應還包括發端效應和加重效應。國內外理論界主要側重對並購帶來壟斷使得商品價格上升的福利效應分析，但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並不是所有的並購都能帶來價格的上升，很多並購活動會造成價格的下降。而對於並購後價格下降的情況下社會福利效應的分析，在理論界還是分析的不夠透徹。
二、國內有關企業並購效應理論研究成果概述
我國學者對企業並購的研究，主要圍繞著並購的意義、動機、並購的類型和方式、並購策劃與商業化運作以及政府政策等內容進行描述。由於政府幹預較多，有學者認為中國的企業並購仍屬於“準並購”，國內的大多研究是對國外並購理論進行“本土化”，以尋求適合中國國情的並購模式。另外，我國學者對企業並購效應的研究還處於不成熟階段，他們大多數是針對上市公司並購後的實證研究來研究企業並購績效的變化及企業並購效應的。如，陸壹的《上市公司資產重組績效的調查報告》；劉國亮、王加勝的《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激勵制度及績效的實證研究》；張紅軍的《中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的理論及實證分析》等，但由於所用數據資料和方法的不同，實證結果也存在差異。由此可見，我國對企業並購效應的研究大多是零散的、單壹的定量性的實證研究，還沒有深入、系統地形成我國並購效應的研究分析方法，尤其關於企業並購效應的定性研究理論還有壹定的欠缺，還沒有形成壹個系統性的並購效應定性研究理論框架體系。
三、西方企業並購效應理論新發展
（壹）並購與產業集中。許多研究並購的文獻對於並購會引起壟斷表示了擔憂。美國經濟學家Andr ade，Mitchell和Stafford按並購金額對近幾次並購浪潮中並購企業所在行業進行排列，然後對這些行業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發現這些行業不具有顯著的相關性。這說明，在某壹次並購浪潮中處於並購高峰的行業在下壹次並購浪潮中並不壹定就是並購發生的主要行業。如果並購企業長期經營狀況不佳，它就不對市場形成威脅。但是，許多數據顯示，並購企業在長期中雖然銷售額較低，但利潤卻比較高。人們認為其中壹個合理的解釋就是這些企業通過市場壟斷力量獲得了超額利潤。然而，Healv，Palepuand Ruback研究發現，產業利潤率的提高來源於運營資本投資水平和工廠、設備管理能力的提升。
產業組織理論也認為，產業集中並不能與缺乏競爭劃上等號。壹個產業內的公司可以在產品質量、品種、耐用性、售後服務及服務支持等各個方面展開競爭，昔日的理論所認為的高度產業集中將導致壟斷或少數大公司合謀的觀點並不適用當今異質產品成為消費主流的社會。大公司市場份額的增加得益於他們的高效率和良好經營。
（二）並購與資源配置。並購在經濟中主要發揮兩種作用：擴張和收縮。從行業角度看，行業內並購的即時影響是能夠引起現有資產的重新配置，如果行業內的某些企業試圖增大其經營規模以消化更大的資本投資，這時，並購就成為行業擴張的工具。同時，並購也可以用於消除行業內過剩的生產能力，使其生產規模更符合社會需要，這時，並購則起到收縮行業內現有資產的作用。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分拆作為並購形式的壹種占到當時並購金額的近壹半，當時許多公司紛紛把本公司內不具有競爭力和盈利能力弱的部門分拆出去，從而導致公司資源從壹個行業向另壹個行業的轉移。H．Servaes、Andrade、Mitchell和Stafford等研究發現，總是由q值較高的公司並購q值較低的公司，如果反之，則並購將有可能失敗。
Jovanovic和Rousseau的最新實證研究表明，並購加速了新技術的擴散和轉移。Hagedoom和Duysters在對計算機行業的並購研究中證明，在經營戰略和組織結構上相近的兩個公司合並有利於發揮雙方技術協同效應，促進技術資源的重新配置。
（三）並購與經濟發展。Barron在比較了日本和美國在20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的經濟發展表現後發現，日本經濟在七八十年代得益於其管理體系的創新，經濟發展迅速。但是，到了九十年代，由於缺少必要的刺激，日本公司在技術創新方面落到了美國的後面，經濟增長緩慢。而當時的美國公司由於普遍受到惡意收購的威脅，紛紛進行公司重組，並購在壹定程度上刺激了美國公司的創新意識，為九十年代的良好發展勢頭奠定了基礎。美國學者Weston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美國企業的重組對美國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效應。在對大型跨國並購的調查中發現，跨國並購對發展中國家生產率的提高有正面作用，如對日本跨國公司的調查表明，其通過並購建立的亞洲子公司中有70%的利潤增加了。
通過對國外企業並購效應理論的研究發現，西方學者的並購效應理論研究有時不太符合實際，有壹定的欠缺，有待進壹步的完善。我國學者對企業並購效應的理論研究主要是通過對上市公司並購的實證研究來分析企業並購效應的，在企業並購效應理論研究方面還缺乏壹個完整的研究理論框架和體系，需要我們進壹步去研究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