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上海，壹個名叫張方的小男孩震驚了教育界：僅僅13歲的張方考取了中國科技大學。他所在的盧灣區副區長兼教育局長王乾德躬身問小張方：“是誰教妳的？”
張方告訴他：“是父親。”
1964年，張方降生時，他的父親張政正在擺地攤，壹邊高聲吆喝，壹邊四下張望，看有沒戴紅袖章的人走過來，沒有任何征兆表明將來有壹天他會成為“神童”之父。
張政曾經是壹名人民教師，但當時由於家庭成分不好，又有親戚在臺灣，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他們壹家三代五口人被迫離開原來的家，棲身於壹個小閣樓裏，全家人的生活都靠張政去小菜場擺地攤販賣自制的刨子。
張方小時候，由於父親“不光彩”的出身，常常在街頭巷尾被小朋友們追打。老師不分青紅皂白，把打架的人統統站壹起處罰，還陰陽怪氣地對他說：“小方啊，妳長大後跟妳老爸壹樣。”
張方經常淚光閃閃地哀求道：“爸爸，我不想去學校。”張政看到整日掛著眼淚的兒子，護犢之心大起，決定讓張方留在家中，閉門不出，用《春秋》、《史記》中的歷史故事，用《孫子兵法》中的哲理來打發兒子的時間。
張政代課的機會很少，壹旦有了，張政就帶著張方壹起去。他要兒子在聽課的同時，知道他父親除了是個小販、清潔工外，還是光榮的人民教師。
改變張方以及張政人生道路的轉機，恰恰源於張政在工農速成學校代課時拿到的壹份資料。這是壹份美國科學院教育處霍爾姆茲兒童教育會議文件總匯，執筆者是世界級教育專家本傑明。S.布盧姆。
布盧姆在《教育過程》壹文中認為：只要選擇恰當的途徑，即可把艱深的、甚至高等數學的內容向兒童灌輸。
看完此文，壹個令張政不“安分”的念頭產生了：反正兒子無法接受常規的課堂教育，與陽關大道無緣，何不獨辟蹊徑呢？
憑著多年當老師的經驗，張政發現成年人對數學符號、空間觀念存在鈍感，兒童時期是學習潛力最大的天賦可塑期。而在現有的教學體系中，小學數學教育僅限於教四則運算，在他看來，這是對兒童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
當時的傳統教材是按學科發展歷史順序來“循序漸進”的，結果導致中學畢業也只學到中世紀數學水平，這樣的“循序漸進”是不是科學？
張政認為：我們國家的教育理念延用的是前蘇聯教育學家凱洛夫的模式，對教育過程循序漸進原則的理解太機械，而不是依照兒童邏輯思維發展的過程。他對此非常不滿，而他本人學貫數、理、化，便試圖按某壹主線，將這三門學科貫通起來。
張政很珍惜兒子的天性，他覺得所謂“人才”，首先是“人”，而後成“才”。那麽，如何不逆兒童天性，而把艱深的概念、復雜的方法教給兒童，使其耳聰目明呢？
張政憑借多年的經驗，摸索出壹套與現行教育理念迥異的教學體系，然後耐下心來，壹壹做了嘗試――兒子就是他的第壹個實驗品。
張政對張方的教育方法是，首先用圖畫的方式給張方講故事，等他坐得住了，再教些趣味物理題，比如“大力士躺在壹百個釘子的釘板上和兩百個釘子的釘板上，哪個比較疼？”物理講了很多，復雜到需要計算時，才講數學的微積分，但要學會微積分，前面的代數、三角、幾何都得會。所以，張政是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學微積分的數學同時起步教。
在動蕩的文革時代，盡管生活條件艱苦，張政卻有個宏大的設想，他要在七八年的時間裏，把初中高中的數理化都教給剛到上小學年齡的張方。
為了培養兒子，曾經做過中學教師的張政開始自己編寫教材，他跨越了傳統教學循序漸進的體系，把中學的三角幾何代數、大學數學的微積分，加上相關的物理化學知識，融合到了壹起。
“如果能引起兒童的興趣，他們的學習能力是很驚人的！”正是這個執著的信念，引導著張政在制造“神童”的道路上壹往無前。
張政對張方的管教非常嚴格：天冷了不想起來，張政會掀張方被子；如果第二天背不出公式，張方有時會挨耳光。雖然張政說，教張方讀書並不指望培養出少年大學生，只是想“讓他少出去惹事”，但張方深深感到父親在前途無望的情況下，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那種迫切心情。
直到四年級的時候，張方才回到學校讀書。蘇聯學者吉米多維奇的壹本分析習題集，水平達到大學數學系水準，有4800道題目，他大概做了3800道，數學水平已遠遠在同齡人之上，甚至超過了他的老師。
壹天，張方與數學老師爆發了壹場讓父母至今記憶猶新的沖突。
那是張方做的壹道求解梯形面積的題目，老師批錯了，他就拿著試卷希望老師改回來，結果老師只是挖苦他。張方就跟老師辯論，老師說：“錯了就錯了吧，分數就不還給妳了。”
張方很不服氣，對老師出言不遜：“妳到底會不會做數學題？”接著就給老師出了三道高中數學題，結果老師答不上來，面紅耳赤。
寧鉑是那個年代耳熟能詳的“中國第壹神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方毅接見了他。當時，寧鉑與方毅下圍棋的照片成為各大媒體的頭條。
1978年大年初二，張政在馬路的壁報欄裏讀到了這篇報道。這讓張政激動無比，多年來的教育成果終於有了用武之地。於是他給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寫信，舉薦與寧鉑同齡的兒子張方。
接到張政的推薦信後，中科大立刻派人來對張方進行測試考核，壹***有7名中科大的老師來到上海。在學校的會議室裏，張方從上午8點多壹直考到下午5點多，中間只休息壹個小時。
考試時，張方遇到壹道要求用歸納法解析的題目，沒有學過歸納法的張方試著跟老師商量道：“老師，我能不能用其他方法解這道題目？”
監考老師壹口答應下來。張方感覺到大學老師出的題目、思維方法更多元，因此對大學生活充滿了深深的向往。
等候在外的張政看著時間壹點壹點過去，不僅不擔心，反而很高興，因為這麽長時間沒出來，說明張方肯定能解他們的題，考大學有戲！
果然沒過多久，張方接到了錄取通知書。
就這樣，不滿14歲的張方通過了中科大的測試，進入首屆少年班。
接到錄取通知書的張方開心極了，高興得在地上“打了個滾兒”，問道：“大學是不是壹個很大很好玩的地方呢？”
張政微笑不語。從兒子小時候起，“考大學”就是他壹直灌輸給張方的目標，但那個時候，張方太小，對大學的概念很模糊，還以為大學就是壹個樂園。
這壹年，張方成為上海首位少年大學生，壹時傳為佳話。
在上海教育界，他是壹顆閃亮的明星，被譽為“神童”。但張方對這個稱謂不以為然：“因為我覺得自己並不神奇，只是讀書比別人好壹點而已。”
從張政的“神童班”走出來的學生，無論學習成績還是思維能力都超過了普通學生
1978年3月8日，中科大少年班開學。由於張方當時的家庭成分問題，政審沒有通過，不準他入校。
時任副總理的方毅同誌對第壹屆少年班的情況非常關心，得知這個情況後，給張方親自做了批示：“允許入學。”遲到兩個星期的張方這才得以進入中科大學習。
中科大第壹屆少年班的學生中，最大的16歲，最小的只有11歲，在這個為他們量身打造的環境裏，張方看到周圍的同學跟自己差不多，沒覺得有什麽特別的地方，更沒有什麽不適應的地方。於是，他在這裏度過了壹段美好的時光。張方後來回憶說：“感覺到了壹個適合自己的環境，還有壹群水平相當的夥伴。”
大學時代的張方依然稚氣未脫，喜歡搞些惡作劇。他有時候下課抓只青蛙回來，放到人家鉛筆盒裏頭，等到別人壹上課打開鉛筆盒，青蛙就跳出來。上課的教授笑著問：“誰幹的？”
1978年，全國上下對知識的需求到了饑渴和狂熱的程度。少年班的“神童”們幾乎成為全民偶像，全國上下都對他們熱切關註並寄予厚望。
這批孩子已然成為當時的風雲人物。張方說：“我們每天都收到全國各地的來信和禮物：南京壹所學校的小學生寄來糖果和花生；壹名解放軍戰士把歷年獲得的日記本送來，給我們當習題本；還有壹位不知道叫什麽的人大代表，每月寄錢來，要老師買東西給我們吃。”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領導和科學家前去看望，鼓勵他們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好好學習。
壹個多月後，這批少年大學生被安排到各個系。
張方選擇了近代力學系的工程熱物理專業，夢想將來從事飛機發動機的設計和制造。他說：“小時候，父親給我買了壹個鉛筆盒，上面印著壹架飛機，我指著鉛筆盒對父親說，將來我要造大飛機。”
張政用獨創的教學法將13歲的兒子成功送入中科大少年班之後，歷史悄悄地翻過了他當清潔工、小販的那壹頁，張政得到了大展拳腳的機會――他開辦了壹個“神童班”。
張方的事跡傳開後，張政當時所在的黃浦區給了他壹個教師編制。張政更大的舞臺在盧灣區，時任盧灣區副區長兼教育局長的王乾德看望張方時，問張政有沒有可能把他的教育方法由家庭教育變成課堂教育，張政表示願意試壹試。這個想法得到時任上海市教委主任舒文的支持。
1978年9月，中國教育史上第壹個把小學到高中的學制壓縮到8年的理科實驗班，在盧灣區第壹中心小學成立。老師只有張政和兩名助手，教數學和物理，用的是張政親自編寫的課本。
張政的招生簡章是這樣的：
學生：6-7歲的兒童，就近招收；
智商測定：基本屬常態兒童。
如果實驗成功，他們將在6到8年時間內，完成12年中小學全部課程，並進入理工科大學深造，在20歲時，他們將比常人提前進入創造發明期。
張政開始親自刻蠟紙、搖油印機，讓人們第壹次看到了他“制造神童”的“秘方”。
“秘方”告訴人們：智慧的開啟使兒童變得聰明，勝於知識的傳授，“神童”不在於他超常獲得多少知識，而在於他超常獲得知識和運用知識的方法，即培養兒童的邏輯思維能力。
在教材的編寫順序上，張政拋棄了按學科發展歷史先後順序的做法，而是按兒童的邏輯思維發展能力。如在壹步完成演繹推理的求解題中，原來的壹年級算術，“進化”為代數或三角函數；原來壹年級就要求解的應用題，從析題到解題需要二至三步推算，他使之“隱退”。
張政打破了數、理、化之間的學科界限。他在教三角函數時，物理就跟上力的三角解析；物理講了定量、面積的度量，數學就跟上小數運算；代數講比值，化學就跟上分子式運算。
經常引起張政反感的，是傳統教材中常讓兒童去計算生產隊畝產、工廠生產率。他覺得教育要與時代同步，就要讓兒童接受現代、至少是近代科學概念。他不教單純的20以內的四則運算，因為他覺得那些東西兒童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學會，他的基礎訓練就是要兒童走進現代科學的王國。於是，在他編的教材中，出現了周圍的人聽不懂，或者從不敢講給兒童聽的概念，比如線性規劃、網絡矩陣、拓撲變換。
在線性規劃啟蒙中，他出的題是：林曉有1角4分錢，鉛筆4分壹支，橡皮2分壹塊，有幾種買法？答案用座標來表示。
在網絡矩陣啟蒙中，他出的題是：圖中A、B、C三點之間有多條單向通道，要求學生將這些通道儲存在矩陣中。
在拓撲啟蒙中，他畫出壹個立體幾何圖形，要求學生從壹個特定視角將其畫在平面圖上。
在二年級物理課上，張政就開始講到重心、支點這類抽象概念。他畫了幾張畫，通過畫來提問：“雜技演員走鋼絲為什麽不會掉下來？鴨子被趕時為什麽會跌跤？恐龍的尾巴和頭頸為何壹樣長？”學生們居然都聽懂了。
張政把他編的教材命名為《兒童高等理科教材》，既符合兒童心理，又屬“高深”的學科範疇。
五年後，實驗班參加全市初中畢業生統考，結果平均成績為：數學84分，物理80分，化學70分；“發散性思維”對比測試，實驗班兒童的思維流暢性、變通性和獨特性與高二優生相仿。
1984年，上海市政府教衛辦決定：盧灣區第壹中心小學“理科實驗班”作為“中小學教育體系整體改革”科研項目，由上海師大教科所接管，評估進壹步整體化、系統化。
1985年，張政“神童班”裏的18名同學分別考入了交大、復旦大學、上海大學等高校，當時他們中年紀最大的也不過16歲。
張政的“神童教育”第壹次獲得了全面成功。
因為壹時沖動，“神童”張方成了“二等公民”，只能做臨時工
在父親的事業風生水起的時候，張方卻遇到了諸多不如人意的事情。
張方對搞學術、做科研、造“大飛機”壹直懷有強烈的願望，但他在畢業時卻未能如願。畢業分配時，由於沒有處理好人際關系，張方沒有像很多空氣動力學專業的同學壹樣被分到對口研究單位或是留校，系領導甚至沒有把他安排到家鄉上海，而是將他分配到了專業不對口的壹家煉油廠――南京金陵石化總公司。
張方說：“他們說南京離上海挺近，工作後還可以考研，我也就勉強同意了。”張方感到十分不滿，如果他像其他同學壹樣堅持，很可能就留在學校了，也許會走上學術研究之路。
畢業分配的不順利，是張方走上“非典型”成長之路的開始。
1983年，張方在大學畢業到工作之間有壹段休假時間。由於對工作安排不滿意，張方當時決定先不去報到，希望檔案能退回原籍，恢復上海戶口。
就在這段時間，他做了壹件很多人認為不可思議的事情――做生意。
那時改革開放不久，個體戶地位不高，何況張方還是壹個頂著“神童”光環的大學畢業生，做生意絕對是相當大膽之舉。
當年7月，張方和朋友壹起籌集了幾百元，在上海批發電子手表，然後跑到安徽的大街小巷兜售。張方剛剛“賺了壹點小錢”，就被父親張政制止了：“那不是白讀書了嗎？”
父親要求他去南京報到。於是，在離截止日期只差壹天的時候，張方趕到了煉油廠。
由於去做壹線工人而非技術人員，再加上工廠無法滿足他考研的要求，19歲的張方僅僅在金陵化工總廠幹了8個月。他對化工壹竅不通，而且心存不滿，在廠裏的生活很不如意。張方抱怨說：“化工廠的味道、煉油廠的味道特別厲害，妳捂被子還能聞到那個味道，是硫化氫的味道。”
有壹次，老員工叫張方到催化車間去檢查催化油性管，讓他們戴著口罩爬進去。看到油性管裏面布滿了化學粉塵，張方堅決反對：“我不爬，我不想看！”
從小生活在書本裏的張方，在工廠的現實裏感受到極大的反差以及從沒有過的挫折感，這個壹向驕傲的小夥子產生了很大的逆反心理，
不久，廠裏因為張方不懂化工，過年時就派他去敲鑼打鼓，成了文化小分隊隊員。
不服管的張方壹氣之下丟下了戶口和檔案，不辭而別，只身跑回上海。這個決定，不僅讓他失去了“神童”的光環，更讓他在以後的19年裏成為沒有戶口和檔案的“二等公民”。最嚴重的後果就是，張方無法在上海找到正式工作，只能做臨時工。
張方最初想到的是做老師，但是由於沒有戶口，街道裏面安排就業沒有他的份。有幾個學校本來有機會讓他去講課，試講也通過了，可是壹聽沒有戶口就連連擺手。於是張方只能以代課為生。
同樣在壹個學校教書，別人開工資，他就只能拿點代課費，福利壹概免談，甚至連個身份都沒有。
原本打算安安穩穩留在代課教師崗位上的張方又沒能如願。開學後不久：校長過來找到他，說他的位置已經有正式教師來頂替了，讓他趕緊離開。
當年風光無限的“神童”，因為壹時的沖動，吞下了苦果。為了生活，張方放下了大學生的架子，只要能賺錢，他什麽都做。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張方的生活過不下去。1984年，張方回到上海到壹些學校代課，有時還做家教、導遊，甚至做泥瓦匠、木匠、電焊工，樣樣都肯幹，幾乎嘗試了他所能從事的各個行業，只是從來沒有機會研制飛機發動機。
就這樣，僅僅三個多月，張方掙了800多元，買了當時非常罕見的電冰箱。
張方感到很欣慰：“我在煉油廠的工資才58元，而我當時壹個月可以掙300多元。”相比之下，張方的生活境況甚至好於他的很多同學。
1985年，張方又約了幾個朋友，籌資7000多元，到江西新余做服裝生意。他們騎著自行車，壹個村壹個村地賣服裝。但父親張政仍然激烈反對，要求他去考研。
恰在那個時候，張方的大學老師邀請他去深圳大學從事科研工作。那時的深圳是改革開放的前沿，人們思想解放。在深圳大學能源研究所，張方作為壹名借調的研究員工作了壹年多，但由於無法解決檔案問題，最終未能留下。
眼看工作落實困難，張方決定出國留學。
1990年，張方賺得壹筆費用後，回到上海學習英語。
1993年，他通過了托福考試。張方把出國當成改變命運的唯壹機會，在拿到幾家國外大學的入學許可後，為賺取留學必需的費用，他在深圳拼命幹活，白天在壹家賓館做電工，晚上在深圳大學夜校 *** ，教財經英語和高等數學。
然而，他費盡心機辦好了擔保和護照，卻因“年齡偏大”等原因，簽證被拒。三年的努力換來的是三次拒簽，徹底斷送了張方的希望。
張方後來回憶說：“我買了壹份美國的擔保，用掉2500美金，然後自己壹分錢都沒有了。”連連失意的張方借助酒精來麻醉自己。
1997年，張方結婚了，壹家三口住在徐匯區壹條老式裏弄的公房裏。
2002年，張方的戶口終於迂回了上海，但壹切似乎都已經太晚了。
這時候工作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大學生很多，張方已經沒有昔日的優勢了：學歷沒有優勢，年齡沒有優勢，而且專業也沒有優勢。
如今的張方“子承父業”，與父親張政壹同在狹窄逼仄的家中開辦補習班，以此為生。
當年張政的“神童班”雖然取得了成功，但是由於教育界的爭議，“神童班”在辦過壹屆之後沒有再辦下去。如今？張政又重新開辦了“神童補習班”。
每到周末，六七個孩子總會聚在閔行碧江路的壹間僅能容下壹張桌子、壹塊黑板的普通小屋裏，學習美學、哲學、工程力學等知識。
“美是什麽？”張老師壹發問，孩子們就紛紛搶著回答：“漂亮衣服！漂亮玩具！還有漂亮……”
“那爸爸努力賺錢，顧不上穿漂亮的衣服，他覺得什麽最美呢？”
孩子們楞了幾秒鐘，壹個小男孩說：“賺錢最美。”課堂中響起壹陣笑聲。
等孩子們又七嘴八舌地說了壹些最美的事物後，張政總結說：“高爾基說過，生活中完善的理想是最美的。”
孩子們歪著小腦袋，似乎能理解這句話的意思。這節兒童美學課從上午8點半壹直上到10點半，中間沒有休息。平時活潑好動的孩子在這裏特別安靜，壹直集中精神聽講。
張政站在黑板前生動地講解著天文、地理、數學、美學，精神抖擻，讓人絲毫感覺不到他已是古稀老人。
教出壹個又壹個“神童”的張政心中最難過的，莫過於當年名噪壹時的兒子張方至今無業，只能“子承父業”，以做家教為生。對於張政來說，他不知道誰應該對張方的遭遇負責，是生活還是命運。這個年過七旬的老人常常陷入自責。
現在，張政唯壹的心願就是兒子張方可以把這個事業繼承下去，他仍在為了把自己的教育理念融入課堂教學而努力。他經常對張方說：“雖然我年紀大了，但我還有妳。”
張政殷殷囑咐兒子：“希望妳能繼承我這個教學研究，把只需要六到八年就能夠達到高中水平的教學實驗繼續下去。因為公立學校都沒有這個打算，我只能寄希望於妳了！”
張方回答說：“爸爸，我沒有妳這樣深厚的文科基礎，在理科教學方面，滲透進妳的思想還是有可能，全盤接過來恐怕不大現實。”
如今，昔日“神童”張方正把他曾經的學習方法教給更多的學生，星期壹到星期五備課，雙休日做家教。
在小小的家裏，他正在實現自我價值。張方說，這個價值要用金錢來衡量的話，雖然比不上企業家，但“相當於幾個教師的收入”，足夠滿足三口之家的生活。
張方目前最擔心的是社會保障問題，比如醫療保險、養老保險、住房按揭等。這些問題隨著年齡的增大，讓張方感到越來越沈重。他說：“我現在不知道我老了以後怎麽辦，誰養我？養老保險我現在沒買，也沒有單位幫我交。”
即便坎坷如是，但回首這段人生路，張方依然覺得自己很成功，用他自已的話說：“以後我想寫本書。我按照自己的想法真實地活著，我能去幹自己想幹的事，享受到了自由發展的樂趣。即使在做泥水匠的時候，我也清楚，我這樣做是為了生活，是為了實現更大的目標做準備。”
天才教育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