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相當壹部分思想文化界的知識分子看來，電視難辭此咎。
這部分知識分子，並非僅指人們熟知的大眾傳播研究中的批判學派——其陣容要遠為巨大。它包括為數眾多的作家和人文知識分子，也包括像美國前國務卿布熱津斯基這樣的經濟-政治學界人士。布氏曾在1993年出版的《失去控制：二十壹世紀前夕的全球性混亂》壹書中，列舉過當代美國面臨的二十個問題，其中的第16項是“通過視覺媒體大規模地傳播道德敗壞的世風”，而在他看來，“電視尤其是罪魁禍首”。因為電視在內容上遵守“惡幣驅逐良幣”的來欣定律，為了吸引最大量的觀眾而日趨下流，在效果上則遵守“供給決定消費”的伊薩定律，迎合媚俗而導致社會腐敗頹廢。在中國，同樣有為數不少的作家和思想家對於電視的社會影響提出過嚴峻的批評，他們抨擊電視讓人趨向時尚而失去自我，以單調的文化快餐將壹代人餵養成為缺少文化個性的“類的存在”。韓少功90年代中期在《讀書》雜誌上發表的《心想》壹文突出地表明了這些作家對於電視產生的負面精神作用之深切憂慮。在他們眼裏，向市場投放了大量色味誘人但營養不壹定很高的文化快餐之後，“直到最近，電子傳媒還沒有露出醫生的臉容，勸告人們節食，恰恰相反，它不斷鼓勵浪費，暗暗鼓勵文化的暴飲暴食。它解除了文字對文化的囚禁，把識字和不識字的人統統吸引到它的面前，納入壹體化的文化格局。它全天候工作，多樣式綜合，以幾個以至幾十個頻道的天網恢恢，把許多人的閑暇幾乎壹網打盡，對他們給予勢不可擋的聲色轟炸和視聽淹沒。”[②]
在很大程度上，電視文化受到如此非議，是由於至今為止，電視在生產和傳播上運用的是“同時異地的集體性創作——個體性觀賞模式”[③]：它的制作與播出是異步的，播出與接收是異地的，但是，在同壹時段中，不同的觀眾只能收看同樣的幾個或幾十個電視頻道的節目。這種文化傳播模式在表面的方便、大眾化和選擇自由中，蘊含著壹種內在的、半強制的同壹性和壟斷性。在這種傳播方式中，信息源為壹些集團化的機構所壟斷，以群體勞動方式生產，並以爭取最大數量的受眾群體為目的。大批量地“招徠”受眾的視聽註意力並出售給廣告商，是電視在當代經濟背景下的根本生存之道。而最大限度地爭取受眾的欲望，使電視文化在許多時候抹平、漠視和消解了人的主體性，使電視屏幕上充斥著缺乏深度與個性的快餐文化。因此，紙上文字寫作時所特有的那種個人化、獨創性和自由度，在現存的電視文化的生產和流通中已經喪失殆盡。正是這壹特性使電視招引了精神文化界的諸多批評。
然而，倘若人們為此單純地指責電視文化的從業者，既並非公平也無濟於事----電視文化的如此品格，乃是由她作為壹種由點到面的單向度“廣播”的技術特性所註定。倘若這種由載體的技術特性所決定的生產—傳播方式依然如故，我們便很難企求電視文化改變她的生存之道。
所幸的是，造化在冥冥中似乎有好生之德：它竟使壹項因冷戰而生的發明，變成了人類溝通交流的的捷徑——9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發展使交互式電腦多媒體信息網絡迅速普及，壹種全新的傳播範式得以生成，使人類擺脫了傳統大眾文化傳播中呈金字塔形的單向度模式，現存電視文化生產與傳播方式導致的上述文化時弊也獲得了療救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