狹義的定義就是為青春留下壹個記憶，留下壹份紀念。因為每個人都有過校園生活，這也是創作校園民謠的初衷。
1 七十年代：校園民謠 經典歌曲：《蘭花草》《鄉愁》《歸人沙城》《拜訪春天》《廟會》《雨中即景》《橄欖樹》
代表人物：施孝榮 王夢麟 齊豫 劉文正
在七十年代，校園歌曲進入了壹個嶄新的時期，由於政治上和社會的原因，它首先在我國的最南部的寶島臺灣，開始了悄悄的萌芽，它這個時候有了壹個比較通俗話的“小名”--校園民謠。
"民謠"的意義在這裏被泛化了，傳統意義上的臺灣民謠淵源應該是屬於當地土著居民的臺語山歌的，當然大陸東南沿海赴臺的先民們帶去的民歌也是重要的壹支。正是這些因素的輾轉和融和，孕育了純真質樸的本土歌謠，比如曾廣為流傳的《思想起》、《高山青》，雖然劉雪庵、賀綠汀、陳蝶衣這些我們熟悉的名字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已顯年代久遠，但《秋水伊人》、《香格裏拉》等民歌經典卻仍然在煥發著青春的活力，讓人回味。
民謠本土文化：刻不容緩
民謠轉向校園還是有壹番曲折的。臺灣特殊的環境是人所***知的，首先曾經被日本侵占過，受日本文化影響，它的低吟淺唱風格與日本音樂有著壹定的“幹系”。其次又由於深受美國的庇護，美國文化印記較深。再加之舊上海泊去的“十裏洋場夢曲”可以說是泥沙俱下，層次各異，音樂的糅合很復雜，
這種歐美音樂的狂潮達到了壹個極至--崇洋媚外現象和流行的靡靡之音盛行--壹個逆反的結果應運而生：強調自我的表達理念反而深入人心，後者直接促使了校園民謠的誕生。
畢竟，本土文化的覺醒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境地了。
1975年6月6日，以余光中、徐誌摩等詩人的詩為歌，楊弦與胡德夫在臺北中山紀念堂舉行"中國現代民歌之夜"演唱會，成為校園民歌運動開始的標誌性事件；而這次演唱會所推出的9首歌曲均被收錄進楊弦於同年出版的首張專輯《中國現代民歌集》中，這張專輯也標誌著民歌運動的正式開端，民歌時代由此正式開始。
1976年12月3日，歸臺的青年畫家李雙澤在淡江大學舉行的西洋民歌演唱會上，向在場觀眾大聲質問："為什麽唱的都是西洋作品？我們自己的作品在哪裏？"他向觀眾席投擲可樂瓶，並激憤地大喊"唱自己的歌"。臺下的大學生立刻吶喊，贊同的聲音喊成壹片。這就是校園民歌史上著名的淡江事件，李雙澤代表所有熱愛音樂並且極富社會責任感的年輕人，喊出了臺灣流行音樂史上最為有力的聲音。
音樂的變革首先從校園了開始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校園裏的歌曲才帶動了臺灣音樂發展。運動初期的作品首先是向名人“借刀”的：有新文學史上的巨匠胡適、徐誌摩，也有正當其時的名家余光中、鄭愁予等，在音樂上打破了以往舊上海和傳統臺灣歌謠的限制，突出作品簡單平實、瑯瑯上口的曲風，還借鑒了大量西洋樂器，融會貫通，創造出壹種全新的臺灣國語民謠形式，唱自己的歌。開始風雅壹時。
這首《蘭花草》的歌詞源自胡適的詩作《希望》。這首早年曾流傳北大的詩歌，隨著胡適先生的暮年也漂泊到了臺灣，它那偏重小女生的單純語氣，憑著它的清新和詩意，更帶著幾分童趣與童貞，很快被流傳開來。
君子愛與蘭花為伍，不知道的人很難把它和壹個男人聯系起來。胡老先生那淡淡的赤子情懷，字裏行間流露出的濃濃的思鄉情。
這也是為什麽，聽劉文正這樣的聲音唱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壹點也不覺得太奶油，因為妳可以感覺到他在演繹真誠。
除了胡適，臺灣詩人余光中是民歌運動中的另壹個文學大腕。1974年，余光中應香港中文大學之聘，出任中文系教授。在香港的十年間，可以說是他壹生中最安穩、最舒服、最愉快的日子。也是余光中在散文方面取得新進展的重要時期，他自己戲謔為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
《鄉愁》余光中詞楊弦曲
“小時候／鄉愁是壹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長大後／鄉愁是壹張窄窄的船票／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後來啊／鄉愁是壹方矮矮的墳墓／我在外頭／母親在裏頭／而現在／鄉愁是壹彎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鄉愁》
余光中說：我的鄉愁，不是同鄉會式的，不是關乎某省、某縣、某村。因為鄉愁可以升華或者普遍化成為整個民族的感情寄托。所以這樣說來，鄉愁就不完全寄托在地理上的某壹點，它不僅僅是地理的，也可能是歷史的，可以說歷史的鄉愁，文化的鄉愁。如果鄉愁只有純粹的距離而沒有滄桑，這種鄉愁是單薄的。
這首寫於1972年的《鄉愁》傳遍大江南北。《鄉愁》是臺灣同胞、更是全體中國人民***有的思鄉曲，隨後，臺灣歌手楊弦將余光中的《鄉愁》、《鄉愁四韻》、《民歌》等8首詩譜曲傳唱，成為風靡壹時的校園歌曲的濫觴，也廣為祖國大陸同胞所喜愛。余光中承認，他的詩歌在赴美期間受到了當時流行的搖滾樂的影響，比較註意節奏，因此也容易被作曲家看中譜曲
2 七十年代：校園民謠 民歌金韻獎應運而生
隨後，臺灣歌手楊弦將余光中的《鄉愁》、《鄉愁四韻》、《民歌》等8首詩譜曲傳唱，成為風靡壹時的校園歌曲的濫觴，也為祖國大陸同胞所喜愛。余光中承認，他的詩歌在赴美期間受到了當時流行的搖滾樂的影響，比較註意節奏，因此也容易被作曲家看中譜曲。
由於許多的學子紛紛投入了民歌的詞曲創作，民歌金韻獎則應用而生。從1976年起，臺灣新格唱片公司連續四年舉辦了"金韻獎"民歌比賽，真正使得民歌開始轉向校園傳唱,直至風行。當時，金韻獎的規定是“高中以上在學青年”方能參加，參賽曲目全部要求原創，提倡清純質樸的風格，它真正使得民歌廣為傳唱的，深入校園。又以校園為依托反過來又使民謠得以風行，同時，大批有才華的校園歌手脫穎而出，加入到民歌創作的隊伍中。所以盡管大部分歌曲中唱的是具有鄉村風格的民歌，但人們卻將這些歌曲稱為臺灣校園歌曲。草地上三三兩兩的年輕人抱著吉他輕聲彈唱，成為七十年代末臺灣校園生活的壹大特色。
在民歌鼎盛時期，有不少大紅大紫的作品，相信許多人到現在還是耳熟能詳，施孝榮的《歸人沙城》、《拜訪春天》，王夢麟《廟會》、《雨中即景》，齊豫《橄欖樹》等等。
進入七十年代後，校園民謠成了這樣壹種音樂現象：它首先被那些對音樂有著執著追求的校園歌手們所吟唱、使之流行於中國大陸的各個高等學校，然後因為壹個成功的商業運作迅速風靡了整個社會並產生了極大反響。校園民謠，它記錄了壹個時代、壹種學校的文化氛圍、壹代莘莘學子的夢想與追求和對易逝的青春歲月的懷念。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音樂整個是簡樸的民謠風格，與美國流行音樂和早期迪斯科極為類似，他們的內容“是以貼近生活”為特色的。
這個時期的大陸，由於特殊的歷史時期，只有少兒校園歌曲是壹枝獨秀。
中央音樂學院博士生導師梁茂春說：“‘文革’當中的兒童歌曲受到了壹種畸形的發展，就是整個被政治化了，兒童歌曲也同樣是高的、快的、響的、喊叫的表現壹種特殊的情緒。但是有些作曲家在這樣的條件下寫出了壹些比較好的兒童歌曲，比如說《我愛北京天安門》這首歌曲，同樣是歌頌領袖歌頌***產黨，但是在形象上比較生動、比較活潑，能夠反映兒童的特點。這大概是‘文革’期間最有代表性的兒童歌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