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麽不喜歡莫言的作品

莫言得獎引起的分歧，讓我想起索爾仁尼琴批判西方的壹句話：這世界是分裂的。我讀過莫言的作品，同時也讀過其他諾獎作家的作品。在對莫言的看法上，我發現我和許多價值觀相近，並在微博上互相關註的朋友存在分歧。閱讀是個人性的，我在這裏只想談談屬於個人的感覺，並只想對那些價值觀相近的朋友發言。德國漢學家顧彬說莫言沒有思想，這有莫言本人的公開言行作證，毋庸多言。就文學本身來說，我覺得莫言是個有才氣而無靈魂的作家。盡管我不喜歡莫言的敘事和文字過於張揚，沒有節制，但這只是個人的愛好。靈魂同樣是個與感覺有關的詞，是作品細節（小感覺）和整體主旨（大感覺）所帶給讀者的感受，因而也是壹個人難以言說的東西。但或許有壹個可以檢驗的標準，那就是，壹個作品有沒有靈魂，取決於個人處於何種心境下的感受最為真實。當壹個人在快活或平靜的時候，閱讀動機會比較寬容，這時妳不會有心靈活動，妳會客觀欣賞不錯的甚至讓妳驚訝的東西，這樣的作品包括許多二、三流作品，妳會欣賞它的敘事和語言。而當壹個人在痛苦的時候，閱讀則是為了尋求心靈的慰藉，這時妳是處在純粹個人的世界，妳需要和壹個偉大的心靈對話，讓妳感覺在這個世上妳還不是孤獨的，妳有壹個偉大的同類。也就是說，只有那些能夠慰藉妳心靈的作品才是有靈魂的，而我個人覺得莫言還夠不上這個檔次，他從來打動不了我的內心，也缺乏人性深度和內在張力。那些對文學有很深理解力的朋友們，如果在痛苦時是去讀莫言的作品，而不是去讀其他詩人和作家的作品，那算我錯了。如果在談論莫言的時候沒有任何心靈活動以外的因素（這裏我還不是指將莫言的獲獎當作自己的榮耀），那算我錯了。如果說靈魂不是文學的最重要元素，那算我錯了。至於諾獎，自從第壹個“莫言”獲獎時，我就不重視它了。在才華上，彼莫言甚至比不上此莫言，遑論思想和靈魂。正如薩特所說，諾獎不過就是幾個瑞典老頭對文學的評判。薩特當然有資格鄙視它，瑞典沒有產生過第壹流作家（只有斯特林堡還可以，但他恰恰沒有獲獎），但他們卻把此獎給了許多本國二流詩人。如1916年的得主海登斯塔姆，當時就是壹個不出名的民族主義者，晚年更傾向於法西斯主義。但經過百年歷程，諾貝爾文學獎已經獲得了某種崇高的權威。這種權威來自那些代表了人類良知的文學大師們對它的接受，而不是相反。從他們的作品中，我們懂得了在古老的“詩言誌”傳統之外，文學——這個被康德稱為理性的高級審美形式——還有壹個更高的使命，那就是提高整個人類的精神維度。也正因為如此，諾貝爾獎才創造了壹個世紀的神話，即那些獲獎作品常常能提升我們對世界和人生的認識，增強我們被生活消磨殆盡的感覺，甚至鼓舞起我們的勇氣和同情心。壹般來說，諾獎委員會在評價西歐和蘇聯東歐作家時，采用的是同壹的最高的人道主義標準，因而獲獎者名不副實的較少。而當他們將眼光投向東方時，采用的則是東方主義的浪漫視角。欣賞的要麽是神奇道家，要麽是鄉間轉世，再點綴壹點苦難或表面的荒誕（如果分不清外在和內在荒誕的區別，那就不妨再讀壹遍卡夫卡作品，或者捷克作家克裏瑪對卡夫卡的解讀《刀劍在逼近》）。實際上，他們要的不是苦難的感覺，而是東方的陳舊。對於西方人來說，面臨自身社會的價值失範，東方往往便成為他們失去的地平線。當他們越來越覺得身邊的生活缺乏詩意時，就會把目光投向東方，通過壹個異質文化的參照，來反省他們自身面臨的問題。這種謬誤不是出於西方文化霸權的需要，而恰恰是出於對西方自身價值的困惑。現代社會最大的諷刺，大概就是這種東方人向往西方，西方人向往東方了。對東方的浪漫主義想像長期主導著西方人對東方的看法，在那裏仍保存著前工業社會的傳奇和荒蠻，是已經失去道德活力的西方人要尋找的“香格裏拉”。在這樣的期待中，現代中國人的生活成為壹種失真的文化。盡管新的作家仍然層出不窮，但那些曾經深入和震撼過我們心靈的作家，卻是杳不可尋了。如果說瑞典文學院下意識地認為，文學的最高標準不是存在於時間之中，而是存在於諾貝爾獎的頒發之中（當然不是），那麽，最近十多年來少見真正的文學大師產生或被發現，應當有瑞典文學院的壹份責任。這樣的狀況並不鮮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