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靈樞·師傳篇》專門論述了醫生的責任和良心；《疏五過篇》將五種行醫過失列舉了出來，並指出了醫生必須具備四方面的醫德；《素向·征四失篇》專門論述了醫生在臨床診療中易犯的四種失誤，以戒示醫生。這幾篇關於醫德的專論，成為後世醫生的必修課。《黃帝內經》成書時間長達400多年，它總結了西漢以前的醫學倫理思想與實踐經驗，不但確立了我國古代醫學理論體系的雛形，而且標誌著我國傳統醫德的初步形成。
帝王世紀》記載“伏羲氏……畫八卦……乃嘗味百藥而針九針，以拯夭枉焉；”《淮南子·修務訓》中記載：“神農氏……嘗百草之滋昧，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壹日而遇七十毒。”在這些粗淺的防病治病的方法中，就已蘊藏著樸素的“仁愛救人”的醫德思想，已初步認識醫學的目的是為了“以拯夭枉”、“令民知所避就”，即醫學的目的是為了拯救人命，為了使人了解藥物對人的利弊。
孫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而且進壹步發展了我國古代的醫德思想並使之逐漸系統化，形成了壹個較為完整的體系。特別在其著作中的“大醫精誠”和“大醫習業”兩篇中，較為全面地論述了學醫的目的、獻身精神、服務態度、學習態度、品德修養等醫德問題。他強調醫家必須具備“精”和“誠”。“精”指精湛的醫術；“誠”指高尚的醫德。他明確指出學醫人首先要有仁愛的“大慈惻隱之心”、“好生之德”，對病人要“普同壹等”、“壹心赴救”。只有具備“精”和“誠”的醫家才是“大醫”，即高尚而優秀的醫家。
劉完素在《保命集·原道論》中說：“主性命者在乎人，去性命者亦在乎人，養性命者亦在乎人，何則修短壽夭皆自人為”。從中闡明了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不是由“天數命定”的道理。這種尊重人的尊嚴、尊重人的價值的思想就是人道主義精神，也是醫學人道主義的壹個新發展。
喻昌（約1585—1664年）所著的《醫門法律》壹書。在本書的“治病”篇中較為詳細地論述了醫生應遵守的職業道德原則和規範。該書突破了過去醫家用“五戒”“十要”等箴言式地說教方法論述醫德原則的傳統，而以臨床四診、八綱辯證論治的法則作為醫門的“法”，以臨床診治疾病時易犯的錯誤提出的禁例作為醫門的“律”，兩者結合稱為“醫門法律”。這種把醫德寓於醫療實踐之中的論述，被後人稱為“臨床倫理學”，這在我國醫德史上又是壹次重大的突破。
我國古代醫德的特點和主要內容
壹般說來，我國古代的倫理學傳統的特點是：道德與政治緊密結合，為宗法等級制度服務；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註重醫德和醫術的統壹、醫德規範與醫德實踐相結合；強調主體的道德修養；強調天人合壹，人際關系和諧，講究中庸之道；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儒家倫理道德對中國古代醫德起著支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