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社會治理的傳統是()：重德輕法。
中國古代的治理傳統，梁啟超、蕭公權、呂思勉、牟宗三等中國近現代學者都有所關註。例如，蕭公權指出，中國“政治之獻，十之八九皆論治術”；牟宗三也認為，中國於治道“已達至無以復加之極端微妙境界”。
但由於他們受制於現代西方的民主話語，因而得出“中國政治思想屬於政術（Politik,Art of Politics）之範圍者多，屬於政理（Staatslehre，Political Philosophy, Political Science）之範圍者少”。
中國於“政道則始終無辦法”，“只有治道而無政道，亦如只有吏治，而無政治”的扞格之論。之所以如此，主要源於近現代中國學者大都以西方的政體思維為範式，來把握政治現象，將治理視為前政治的現象。
用中國傳統的話來說，這意味著，治理、管理或統治只是治術，唯有政體、政制或憲制是政道或政理。但對於中國傳統而言，治理絕非只是治術或政術，而且還是治道或政道，它蘊含著為政為治的根本道理。
鑒於此，國內學術界開始轉向中國古代政治傳統，從中發掘可資借鑒的理論資源，以便推動政治學研究的歷史轉向，從而開出具有世界視野的中國政治學。
所謂治道，簡言之，就是政事治理之道，或者說是通過政事治理，社會實現由亂到治的根本道理，即治政之道。“治道”作為壹個範疇正式使用，最早見於《管子》。《管子·侈靡》雲：“緣故修法，以政治道”，“政”通“正”。
所謂“以政治道”，即“以正治道”，“正其治國之道”，“因政而進於道也”。《墨子·兼愛》雲：“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
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天下之治道”，即“天下之治政之道”，“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