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佛精廬是南宮十景中又壹重要景觀，為興福石佛寺景貌，位於北胡辦事處大寺王村南，寺已廢棄，但遺址尚存。為南宮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據《南宮縣誌》（道光版）記載：“興福石佛寺在縣城西北七裏，有石佛像壹尊，相傳為垂拱舊制，又有石版刻佛二十余，亦是舊物”。由此可推斷，此寺應興建於武則天垂拱年間，距今約有1300多年。那是佛教從西方傳來後，經歷了後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兩度滅佛的重創後逐步走向繁榮的年代。
武則天於弘道元年（公元683年）臨朝稱制後，不忘武媚娘時代在感業寺受佛祖庇護，被唐高宗重召入宮，壹步步飛黃騰達的歷史。更不忘東魏國寺僧法明獻《大雲經》擁其為帝、向其提供受命禎祥的功績（此經曾有“女主當有天下，佛祖菩薩佑之”之語），因此極力推動佛法的傳播，並頻布了《釋教在道法上制》的詔諭，把佛教提到了被太宗李世民尊為國教的道教之上，於是全國各地建寺之風再度興起。由於東漢永平十年（公元67年）普彤塔、普彤寺肇建，而成為華夏神州之“釋源”、中國佛教之“祖庭”的南宮，自然應領風氣之先，興福石佛寺也許就是在那個建設熱潮中誕生的。然而歷經壹百五十多年後，卻又承受了“會昌之難”的打擊。
在國家崇佛、擁佛的大背景下，僧尼憑借皇帝的支持和扶植，迅猛發展，勢力急劇膨脹，以至於“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舊唐書·武宗記》），“緇衣（佛徒）之眾，參半於貧民，黃服（佛徒）之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為此不足，王用因茲取乏”。（《廣弘明集》卷二十四）佛教的發展不但沖擊了國家正常的經濟秩序，而且在政治上也漸成勢力，如少年般張狂，青年般浮躁，打破了持恒守泰，清心寡欲，恬淡清明的戒修法則，卷入了名與利的爭鬥，進而欲左右皇權的行使。因其故唐武宗下定了滅佛的決心。會昌五年（公元845年）滅佛令即出，地動山搖“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余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小廟宇）四萬余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唐會要》卷四十七）在這個重大打擊下，興福石佛寺劫在難逃，寺廟蕩平，佛像被毀。
武宗會昌滅佛盡管取得了很大的短期效益，但畢竟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普及已非壹日，它在民間產生的如此廣泛的影響也不是壹次滅佛運動所能消除的。況且以急功近利的行動和手段來對待日久彌堅的文化現象畢竟也難以長期奏效，而且政府也確實需要佛教禪理對民眾的教化，而佛教更難離開政治的庇護，在包容、***贏的默契中，政府的佛教政策也逐漸寬容，而經過會昌之難的再次打擊後，佛教本身也吸取了教訓，運作更加規範，於是在這種磨合默契中，儒、道、釋三家匯成了中國文化思想的巨流。興福石佛寺也隨之復活起來，香火綿延，直到“嘉慶八年（公元1803年）村人修葺門垣，有道士崔來福不知何許人，求傭工、善歧黃，尤精針炙，就醫如市，布施雲集，遂重新殿宇”（《南宮縣誌》道光版）。
從上述記載可知，崔來福是壹個稱職的道士，起碼具備“五明學問”之三，壹是內明，即由修道而悟道，並能以所悟之道指導行動。二是醫方明，擅長醫藥，其“善歧黃，尤精針炙”即是。三是工巧明，即具備工藝技術，此自不必說，不然也不會參與修繕寺廟之工。至於是否能做到因明、聲明即精通邏輯及各種文字學與文學，有待考證。但崔來福確實使興福石佛寺舊貌換新顏，成為當時南宮境內壹座有名的梵剎。壹時間香客信眾絡繹不絕，名聲大噪。寺廟所在村也因此更名大寺王村。然而花開就有花謝，喧囂總會歸於沈寂，而不變的卻只有僧徒們壹心禮佛的禪靜以及深邃莫達的禪理。近日我再次來到早已夷為平地但尤見大幫之制的這座寺廟遺址上，面對默默守護其身旁的縣級文物保護標誌碑，耳畔再次響起了清人齊之璠吟詠興福石佛寺的詩句：“為參梵剎過禪林，瑞氣籠籠樹色新，僧掩柴門書貝葉，客開竹舍理瑤琴，石龕香蓺留殘火，野寺鐘鳴歸暮禽，方外無窮幽靜地，人生何事不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