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思想與先秦儒家思想是繼承與發展的關系。
要說不同，主要是他創立了“天人感應”說。
董仲舒的道德教育思想源於其神學化的儒學。董仲舒從"天意在任德教而不用刑罰"的觀點 出發，十分重視道德教化，他把道德教化視為防奸止邪的堤壩。所謂道德教化就是在全社會 進行儒家倫理教育。儒家倫理道德的核心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這五種人際關 系，即"五倫"。處理"五倫"關系的道德信條應該是仁、義、禮、智、信，即"五常"。 在 "五倫"之中，董仲舒最重視君臣、父子、夫婦這三倫，他以"天意"在"尊陽抑陰"為理 論根據將這三者之間的等級關系、主從關系絕對化了，這就是所謂的"王道三綱"："君為 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王道三綱"發展至後世，就是中國封建社?quot;綱常名教" 的倫理學基礎，"三綱"與"五常"合稱，則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道德教育的基本內容。
“三綱五常”被董仲舒論證為“天意”安排的永恒不變的信條，他說“道之大原出於天， 天不變道亦不變”。在這裏，他所說的“道”就是指“三綱五常”的道德信條，這些道德是 做為“百神之君”的“天”安排給人世間的，只要是“天意”不變，它就永遠不能改變，董仲舒的思想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權、君權、神權、父權、夫權、族權的統治提供了理論依據 ，正如毛澤東同誌所說的那樣，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給中國古代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所以魯迅先生說“封建禮教吃人”。
關於實施道德教育的原則與方法，董仲舒提出如下幾條：
1.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董仲舒認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由於“義”具有“養心”的重要作用，“利”只是“養體”是為了滿足生理之欲望，因此，董仲舒在先秦“養心莫過於寡欲”和“重義輕利”思想的影響下，提出處理義利關系，或者說是修身養德的基本原則應該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主張培養人為國家為集體的利益而獻身的精神。這種道德修養原則從統治者來說，應該起“正身”以“修人”的作用，而對廣大勞苦民眾來講卻是愚忠、禁欲的毒害，他讓人“雖貧能自安”，逆來順受，喪失反抗的精神和意誌。
2.躬身厚而薄責於人
董仲舒繼承了孔子以來克己內省的德育思想，提倡在處理人我關系的時候，尤其是當個人與他人之間發生矛盾、摩擦的時候，應該“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他說：“仁者，人也；義者 ，我也”；“以仁安人，以義治我”。意思是說，在處理人我關系的時候，應該用仁愛的精神對待他人，具體表現則為“求諸人謂之薄”，對待別人要“多摘花，少摘刺”，以寬容為懷；要用義的尺度約束自己，具體表現為“求諸己謂之厚”，多做批評與自我批評，善於發現自己的缺點和不足。
董仲舒所提倡的這種修養原則與方法，如果我們剔除其麻痹人民反抗、鬥爭意識的封建遺毒余素，做為今天處理同事之間、朋友之間、同學之間關系的壹種準則仍是可取的。
3.積少至巨，以微致顯
董仲舒繼承了荀子註重註錯積靡的思想，主張在道德教育的過程中，在個人道德修養的實踐中應該註意點點滴滴的積累，“不以善小而不為”。他認為良好的道 德品質是靠平時壹點壹滴的積累而成，不良的道德品質的形成也是由於對小事不註意而引起 ，“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他說：眾少成多，積少必巨，故聖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顯，……故盡小才大，慎微者著。又說：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所以道德教育壹要防微杜漸，二要積善累德，這是有道理的。
舒所獨尊的“儒術”是經過他改造的，不是先秦孔子儒家學說的簡單翻版。董仲舒在改造過程中，吸收了其他各家學說、尤其是法家學說中有利於當時統治者的內容作補充，從而形成壹種新的封建思想體系，其特征是以儒為主，禮法並用。漢宣帝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精辟地概括了漢代正統法律思想。在德刑關系上，董仲舒主張“德主刑輔”。意思是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之以刑罰，把德、刑結合起來。這種剛柔相濟的治國之道，成為漢武帝以後漢王朝法制的指導思想。這壹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
怎樣看待他對漢代“獨尊儒術”政策確立的影響？
作為中國歷史上壹位著名的專制帝王，漢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制“大壹統”的思想作為壹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定型，而作為壹種成熟的制度亦同樣成為定型；是他完成了專制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所謂“內聖外王”，剛柔相濟，人治社會的政治理想第壹次因為有了壹套完備的仕進制度而得以確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為壹個社會牢固、安定的勢力，並進壹步推而廣之，最終使之成為整個宗法制國家的基礎。
不過，若從另壹個角度去看，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進步意義，但它對歷史的負面影響卻也同樣不容忽視，像專制“大壹統”的思想固然能夠增強民族之間的凝聚力，但同時卻也將專制集權推向了登峰造極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雖然的確成為超穩定社會之基石，但同時也使得人治政治成為兩千年不變之定式；至於漢武帝時代連年不斷的戰爭與攻伐，則更是造成了社會動蕩、民不聊生之惡劣後果，其間利弊得失，自是壹言難盡。
他對“儒學獨尊”的確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壹點體現在：
1.對儒學的發展.
2.向漢武帝進見.
3.對新儒學的宣傳與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