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不寒而栗的武士刀和讓人心情怡然的秋菊，毫無沖突地***同組成了壹幅完美的畫作。
既生性好鬥又性格溫和；既窮兵黷武又恬淡寧靜；既倨傲蠻橫又彬彬有禮；既冥古不化又溫和善變；既效忠服從又自尊獨立；既忠貞又叛變；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喜新；他們會十分在意外人對於自己行為的議論，但如果沒有人了解其劣跡時，他們又會臣服於罪惡的膝下；
他們的軍隊被灌輸絕對忠誠的信念，但卻時時有著兵變的野心。這就是日本人表現出來的截然相反的各個方面的例子，讓人難以理解。
《菊與刀》是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創作的文化人類學著作，首次出版於1946年。
全書並不長，***十三章，附壹些日本詞的註釋和全書索引。
除前述首尾兩章外，從對戰爭的看法講起，講到明治維新，再分述日本人風俗習慣、道德觀念、壹直到怎樣“自我訓練”（修養）和孩子怎樣學到傳統。
書中作者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以日本皇室家紋“菊”和象征武士身份的“刀”作為壹組對比鮮明的矛盾的意象，從他者的角度對日本文化中看似矛盾的方方面面進行了闡釋和解說，指出日本文化是壹種恥感文化。
全文分為十三個部分展開論述，第壹章提出問題之後，第二章研究了日本人性格的現象：戰爭中的日本人。
本尼迪克特抓住了日本民族的兩大典型性格表現，壹是天皇的神最不可侵犯，二是被俘虜的日本人與美軍的高度合作。
她毫不避諱地談到了這樣的性格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處置有參考價值。
接下來的章節裏，本尼迪克特還討論日本的等級制度和明治維新對傳統等級的沖擊和改變，並尖銳地指出日本對等級文化的迷信導致其在侵略外國時也試圖輸入這種等級觀念，而這種日本獨特的倫理體系當然難以為他國所接受和消化。
然後她分析了日本文化的“負恩”邏輯，並進壹步壹針見血地指出，日本文化是壹種恥感文化，和美國的罪感文化差異極大。
為了洗刷恥辱，日本人最極端的行為就是自殺。
“按照他們的信條是，用適當的方法自殺，可以洗刷汙名並贏得身後好評。美國人譴責自殺，認為它只不過是屈服於絕望而自我毀滅。”
在此基礎上，本尼迪克特認為，日本極端的道德準則使他們的生活經常處於高度緊張狀態，作為補償，日本文化對感官享樂寬容得令人驚訝。
本尼迪克特還探討了日本人的自我修養和育兒方式，不管具體的方法與形式，其本質上與嚴格的道德準則是壹脈相承的。最後，她分析和評價了投降後的日本人與對日政策。
“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征，“刀”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體現。
本尼迪克特用這兩個詞表示了日本人的兩種矛盾的性格：好戰而祥和，黷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禮，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
對於日本人的這種國民性格，本尼迪克特從等級制度、報恩意識、義理、日本兒童的養育方面展開分析。
作者認為，“在日本民族有關人際關系以及個人國家關系的整個觀點中，他們對等級制度的信賴乃是核心地位。”
“各守本位”是描述他們等級思想的關鍵詞。
在人際關系中，每個人都有其在社會階層中的地位，每人都應安守其地位，享受其地位應得的權利，履行該地位所要求的義務。壹個人必須向地位高於他的人表示敬意，而地位高的人不得侵犯地位低的人的權利，否則地位低的人的報復是正當的。
日本人在觀念上認為自己是歷史的“負債者”，這種債即有父母的“恩”，還是兒子欠父母的壹切；
又有“皇恩”，是壹個人對天皇的負債；還有別人施加給他的“恩”。
這些恩都是必須償還的欠債。壹個人要成為有德行的人，就必須報恩。
由於報恩意識的存在，日本的人與人之間產生了服從的關系，比如子女要服從父母，下級要服從上級，人人都要服從天皇。
本尼迪克特還從日本兒童的養育習俗上來說明日本人的性格形成的原因。
她認為，日本人的人生曲線和美國的不同。日本的幼兒和老人享受了最大的自由和從容。
幼兒期過後，限制逐漸加強。到了結婚前後，個人的自由達到最低的限度。
到60歲以後，日本人又可以像幼兒壹樣不受恥辱的煩擾。
日本兒童特別是男性兒童的教育存在著兩重性，即幼時除了要對父親表示恭順之外，可以為所欲為，可以對母親和祖母大發脾氣，隨意發泄自己的挑釁心，而六七歲以後，慎重與“恥辱感”逐漸加至他們身上，並隨著年齡的增大，訓練越來越嚴厲。
這種教養方式在日本人的人生觀中產生了矛盾的性格，即壹方面日本人可以愛好賞櫻花、菊花之類的優雅行為，另壹方面又可以手執刀槍進行殘酷的殺戮或者自殺。
其實，壹個民族的行為表現，和他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緊密相關。作為島國的日本，由於長期的物資缺乏，使日本人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篤信精神力量的民族性格。
他們永恒的“精神勝利法”和不顧壹切向前沖的勇敢精神，是他們兇惡好鬥，拒不投降的背後邏輯。日本是個很奇怪的民族，不服輸卻向強者低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