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前的宋朝，國家財政收入已經達到了驚人的16000萬貫，即使這其中含有通貨膨脹因素。考慮到宋朝每年多達3500英噸的銅產量和5000英噸的鐵產量，這樣的財政收入在中國王朝史上也應該是登峰造極了。值得註意的是，宋代的財政結算單位全部以貫來進行。換言之，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數目化管理”的雛形。
而到了明代，多年的戰亂加之政府管理不慎導致的寶鈔信用破產，財政結算的方式反較之宋代大為落後。明代前期對金銀嚴格管制，禁止民間流通，稅收也以征收實物為主。當時田稅的結算單位是石，這是古代通用的谷物計量單位，明代壹石約相當於今天的107.4市斤。無論白米和小麥，壹律以此結算並在統計時進行簡單相加，田稅的交納單位是畝，1畝＝240平方步＝6000平方尺。朱元璋曾經試圖因地制宜地詳細劃分每畝田地的稅額。但是縱觀帝國上下，畝產從西北的不到半石到江南的超過4石，差距多達8倍，在無法精確管理的古代，模糊才是最好的原則。幾乎在明朝建國初始，帝國的田稅就差不多穩定了下來。在永樂年間，帝國田稅基本保持在3200－3300萬石，可是鑒於永樂皇帝大規模遠征蒙古，七下西洋，大修北京城這樣的宏偉工程。我們有理由相信大部分開支，以極低的代價作為額外徭役轉嫁到了稅戶身上，成為了壹筆不可考的隱性稅收。
永樂年間的重稅使得民間不堪負荷，於是有了安南的背叛和江南富戶拒絕繳稅的事件。為了平息民間的怨氣後來的皇帝輕微的調整了稅額，使之長期維持在2500－3000萬石的水平。然而，征收實糧不僅對官方而言是壹項浩大的工程，對民間，它更是及其沈重的負擔。把糧草從主要產地江南運送到北京，成本數倍於糧食本身，而這些耗損都必須由稅戶自己承擔。因此，官方允許把田稅的部分或者全部，以折價成銀兩或其他實物的方式繳納
以雲南為例，用貝殼或水銀繳納都是允許的，考慮到白米和小麥的市價不同，各地運費也有差別：壹石的折價最少0.27兩，最多1.8－1.9兩。田稅除部分交到國庫太倉府外，相當部分留在各地官府供地方財政使用，在會計帳簿上也仍然采用石予以結算。除了田稅外，還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各種稅名，桑茶畜牧等也需要繳納各種農業稅。而田稅之外最重要的稅收則是鹽稅，鹽稅源於官方的食鹽專賣，結稅單位是人。因此往往也可作為估計人口的依據之壹。通常鹽稅收入相當於明朝田稅的10％左右
除以上收入外，明朝還可以通過種種合法抑或非法的途徑獲得幾乎與鹽稅相當的收入。這不僅包括對手工業者的稅收，還包括買賣官位等等。
雖然這個財政危機的問題，就連過去的地球人，比如明朝人自己都認識得很清楚；但是，同其他朝代相比,明朝還是有自己的特點。
第壹,龐大的軍費。因為軍屯制度遭到嚴重破壞的結果。對比壹下養兵卻不愁軍費的宋朝。不展開談了。
第二，奢侈的皇室生活，無節度的開支。具體的如五千兩白銀修壹扇窗戶；火星人都知道的事實,也不講了。
第三，宗親功勛。明朝宗室人口增加的特別快，洪武年間只有幾十人，至明中期有八萬余人，國家財政不勝負擔。
對比壹下漢朝，宗室功勛經常因為犯法而剝奪侯爵，像劉秀種地,劉備織席販履這樣的壹介平民很平常。唐、宋宗親或者為官，或者為民,不白吃白喝國家的。明朝則是分封列爵，不農不仕，吸民膏髓。
嘉靖時，天下財賦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各處王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不啻倍之；尤其是山西河南二省，賦稅的糧全算上都不夠這兩省的宗室祿米壹半之用。而且這些人連同功勛，坐享優厚的俸祿，瘋狂霸占土地，建立莊園，而且經營店鋪者極多，總之，通過各種途徑分割國家的部分土地，稅權和其他經濟利益。經常恃勢巧取豪奪，氣焰極其囂張。等到明亡之際，多數藩王又起不上什麽作用，很多還吝嗇已極，不肯捐產助國，
第四，文人享受的待遇和特權過高。生員和退休官員都享有免役特權；到明朝中葉，這些人越來越多。而且，很多地主富戶
科舉道路走不通，就采用捐納的辦法，拿錢買壹個官銜，借以逃避差役。文人也經商，或者和大商人勾結，挖國家墻腳。千方百計兼並土地，橫行鄉裏。
第五，官僚體系過於冗雜。舉個例子，周朝有豐鎬、漢朝有四都，都是有名無實。只有明朝搞了個留都，什麽都double壹下，在明亡的時候又沒有起多大作用。
第五，通貨緊縮。以上四點基本上是史家的***識，而這個是我根據明人靳學顏的壹篇奏疏想到的。
明朝的貨幣是白銀/銅板的金屬貨幣。隨著經濟活動的擴大，銀子就越來越值錢，雖然有海外流入的白銀，但這壹趨勢長期存在，豪勢乘物價賤的時候收，貴的時候賣，於是銀子大多積攢於豪勢手裏深藏，這麽沈澱下來後，流通領域裏面的銀子越發減少。明朝初年倒是試過發行過鈔票，不過因為太貪婪而濫印，僅十幾年就永遠失去了信譽，政府強迫也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