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時期，關於考據學之稱名與界定，在學術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如戴震、段玉裁、淩廷堪等人常稱考核學，《四庫提要》多稱考證學，孫星衍、江藩等人則稱考據學，另有樸學、實學、漢學、制數學、名物典制之學等通稱，近今人則多稱為乾嘉學術或乾嘉考據學。這些稱名皆以該學術的某壹特征為命名之由，如稱考據學、考證學、考核學是指其糾繆考辨、註重證據的治學特征；稱樸學、實學是指其質樸求實、不尚虛談的學術風氣；稱漢學是指其宗尚漢儒重小學訓詁與名物考辨的學術特質；稱制數學、名物典制之學則是指其註重辨名當物與考訂典制；而稱乾嘉學術或乾嘉考據學則是因其極盛於清代乾隆、嘉慶時期，故以時代為學術之代名。諸家稱名相殊，界定各異。即考據學壹詞，各家所論也相去甚遠，如段玉裁謂“考核者，學問之全體，學者所以學為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倫理之間，而以讀書之考核輔之”；而戴震、姚鼐、章學誠等人則以義理、考據、詞章三分學術，王鳴盛更以義理、考據、詞章、經濟四分學術，以義理歸之宋，以考據歸之漢，具體所論又大相徑庭；又袁枚以“補苴掇拾之學”即鈔撮輯佚之學為考據學；江藩則認為“考據者，考歷代之名物象數、典章制度，實而有據者也”；而阮元更以廣引博證經傳舊文者為“浩博之考據”，以明辨音訓精審會通者為“精核之考據”，等等 1。近現代學者或認為考據學僅為壹種治學的方法，如錢穆在《〈新亞學報〉發刊辭》中即論其學“是壹種求真相的學術，遇有疑難，必通考據”；而顧頡剛在《〈古籍考辨叢刊〉序》中則又認為考據學“以書籍為主，要徹底弄明白許多書籍的文字意義和社會意義，來幫助人們了解歷史”，因此他建議應當稱為“史料學”。諸家所論考據學之範疇，或概括學問之全體，或僅指學問之壹端，大到無所不包，小到僅為名物典制之考辨，論者紛紛，莫衷壹是。
如果總前人之論及乾嘉考據學家所治之學來看，筆者認為，考據學是對傳統古文獻的考據之學，包括對傳世古文獻的整理、考訂與研究，是古文獻學的主幹學科。其學包括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註釋、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職官、避諱、樂律等學科門類，相對於古文獻學而言，考據學壹般不包括義理之學，但比今天學術界所常說的考據學廣泛復雜得多。就乾嘉考據學而論，與歷代不同之處在於：在考據學諸學科中，以小學為先導與樞扭，小學之中又絕重音韻學；四部書中經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經史為主；考據與義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據；詞章之學與釋道之學被排斥在學術以外。此可稱為“廣義考據學”。而如江藩所雲考歷代之名物象數、典章制度，實而有據者，此可稱為“狹義考據學”，近今人所論多指此而言。本書所論乾嘉考據學則是指“廣義考據學”，而“狹義考據學”則包含在其中。
二
在中國兩千年儒學發展史上，儒家經典的詮釋與流布，主要以兩種方式進行：即考據訓詁的方式，推闡義理的方式。有了文字，有了書籍，有了對書籍的闡釋，考據與義理兩種訓釋方式便同時並生，***存發展，且互為消漲。就考據學而言，其學萌芽於先秦，初創於兩漢，壹盛於南宋，再盛於清乾嘉時期。乾嘉學者在進行探源工作時，也正是由清初而上溯，將考據學的根源追尋到了先秦。同時，對乾嘉考據學進行總結、整理、研究與評價，也並不始於近代，可以說，當時考據學家如焦循、淩廷堪、江藩、阮元等人就已經開始了對當代學術的總結與評價，焦、淩二氏之同名論文《辨學》等針對當時考據學發展之現狀與流弊，已有了認真而求實的總結和反思，而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經師經義目錄》、《經解入門》，阮元主纂之《十三經註疏》、《皇清經解》、《國史·儒林傳稿》、《疇人傳》以及後來王先謙的《續皇清經解》，皮錫瑞的《經學歷史》、《經學通論》等書更是總結與研究當代學術成果的代表之作，對近現代學術界了解與研究乾嘉考據學都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然而，自嘉道之際，隨著清王朝的衰微和今文經學興起，在學術界義理之學又蔚為主流，考據學在高潮過後不僅走向了回落，而且從此受到冷遇，屢遭貶斥，對其學的研究也時斷時續，或有或無。究其原因，壹方面隨著清廷的衰亡和列強的入侵，與清王朝盛衰相同步的考據學在社會各種矛盾空前激烈的情形之下，又適逢學術界各種學派交織相軋、門戶之見如隔天地的時期，因之被加以“學術誤國”的古老罪名，成為社會各界集中攻擊的靶子，到本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甚至成為“煩瑣”、“落後”、“反動”等的代名詞，很少有人正視其學。另壹方面，乾嘉時期距今不過二百余年，當時學者之著述大多數完整地留傳到了今天，真可謂森森插架、浩如煙海；同時，乾嘉學者所治之學，上起先秦，下迄當時，凡經史子集之書，莫不泛覽雜取，或博通諸學，或精於壹家，加之其學又艱澀枯燥，不嗜聲華。這些因素也為乾嘉考據學的整理與研究增添了不少難度。
直到80年代以來，這種狀況才稍有好轉，對清代學術尤其是乾嘉考據學的研究漸趨熱門，至少是在表面上人們對其學表示了多方的關註，這當然與近些年來學術史研究的熱熱鬧鬧也有著密切的關系。學術界逐漸認識到，作為有清壹代的主導學術和異於累代學術的鮮明特征，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乾嘉考據學與先秦諸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義疏之學、宋明理學壹樣，有著很大的影響與重要的學術地位。同時，人們在探究近現代學術時，也開始認識到“五四”以來新的學術與文化並不像過去所表述的那樣與前代毫無瓜葛，乾嘉時期學者的學術與思想對後來都起過或大或小的作用，而新文化運動前後的革命者或學者無論思想新舊，如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胡適、魯迅、錢穆、黃侃、劉師培等等，他們都不同程度地濡染過甚或接受了清儒之思想與治學方法。近年來人們的研究還表明，無論政治、經濟還是學術文化上，18世紀都是壹個不可忽略的時期，不對這壹時期學術與思想進行梳理，則很難對其前後之學術與思想進行探源導流的工作。同時，面對今日學術界“玄談”浮躁之風，人們也多多少少對乾嘉考據學家那種踏實勤奮、甘於寂寞、不趨名利的學術風氣有了些微的致意。因之，那種把乾嘉考據學視為“異端”、“怪胎”的說法盡管仍時有聲響，但對其學正視的學者日漸增多，人們對乾嘉考據學從認識到評價，逐漸走向了客觀與平實。
但總起說來，對乾嘉考據學的總結、整理與研究還相當不夠，這主要表現在壹是對乾嘉考據學家的著述及他們的學術成果缺少系統的總結與整理，二是人們的研究尚多為從哲學、政治、歷史及文化等外圍對乾嘉考據學進行探究，或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偶爾涉及考據學相關之問題。相對而言，對乾嘉考據學和當時考據學家本身的研究卻少有專論，本書便正是試圖在此方面做壹嘗試。
三
今天對傳統國學包括乾嘉考據學進行研究，有著清人和清末以來人所不能及的許多便利條件。首先，清儒認為“聖人之言，萬世無弊”，故“治經斷不敢駁經”，而今人完全可以不受六經的拘牽；其次，清人治學，如顧炎武、陳啟源等人看不到壹部“始壹終亥”的《說文解字》，即乾嘉學者也難以遍閱所謂“四部七閣”之書，而今天的圖書資料與閱讀條件則是他們所萬難設想和不可比擬的；再次，前人治清學，往往處於政治與學術的糾葛之中，同時，又受今古文之爭、漢宋之爭、尊德性與道問學之爭、考據與義理之爭、信古與疑古之爭等學派之爭的制約，今天則完全可以擺脫這些門戶之見的束縛；其四，自近現代以來在四部古籍的整理與研究方面成果甚為豐富，而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金石、職官、輿地、避諱、天算、樂律諸學科的研究也是成就斐然，即乾嘉學術的研究，也在梁啟超、錢穆之同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書之後，海內外繼起之作不斷出現，近十余年來尤為突出。所有這些，都是今天研究的基礎和津梁。因此，現在應該也有可能將乾嘉考據學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做得更好。
乾嘉考據學興起於明末清初，全盛於乾嘉時期，式微於晚清。本書的探究兼及有清壹代考據學之發展脈絡，而主要以乾嘉時期為主，所論人物上起康、雍時期的惠士奇、沈彤、惠棟、江永等人，下及道、鹹時期的阮元、江藩、馬瑞辰、陳奐諸人；其範圍所含，主要指梁啟超所論“正統派”，即以惠棟、戴震、錢大昕為代表的考據學家，浙東學派如章學誠，辨偽學派如崔述，桐城派如方苞、姚鼐，今文學家如莊存與、劉逢祿、龔自珍、魏源等，因其學術宗主與考據學派迥異，故不在討論之列。
本書在方法上試圖將古文獻學研究與學術史研究相結合，對乾嘉考據學既從學術史的角度對其成因、興盛與衰微作縱向的探討，又對其方法、派別、代表人物、得失及學術地位等做橫向的辨析，而考據學各學科特點與成就也散見於各章節的論述之中；在學術觀點的提出及論證材料的運用上，本書遵信清儒實事求是、註重證佐的治學原則，註重以當時人的言論引證當時的學術，有的放矢，不為空言，同時兼重對乾嘉考據學思想及乾嘉學者本身思想的考察，力圖歷史地、真實地對乾嘉考據學進行全面論述。另外，本書尚有以下諸方面要向讀者特別說明：
其壹，本書對乾嘉考據學的論述，有壹個很重要的立足點就是：將乾嘉考據學視為既是中國古代學術史上較盛的壹代學術，又是學術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不是“畸形”甚或“反動”的學術；將乾嘉考據學家視作有血有肉、直面人生的學人，而不是在淫威或屠刀之下茍活殘喘、無有靈魂的僵屍。筆者最初也是在前人或時賢觀點的影響下讀清人之書，但後來發現這些觀點與實際情況並不相符，故為糾其失，本書不惜在第壹、二、四、八章中用大量的篇幅來討論乾嘉考據學的成因及乾嘉學者之思想，這並不是有意標新立異，而是經過實事求是考察後所得之結果。
其二，本書所研究的是傳統的論題，在方法上也不大趨新，這可能是今日的讀者最難愜意的。乾嘉時人焦循謂“壹代有壹代之所勝，舍其所勝，而就其所不勝，皆寄人籬下者也”。陳寅恪先生的話，更為學界所熟知，他講運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為“預流”，否則謂之“未入流”。處今日之世而治乾嘉考據學，顯然既是“寄人籬下”，又未“入流”。然焦氏同時人淩廷堪又說，學術“當其將盛也，壹二豪傑振而興之，千百庸眾忿而爭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眾坐而廢之，壹二豪傑守而待之”。此話與焦、陳二氏之語似相反而實相成，筆者不敢說自己就是待守的“豪傑”，但總覺得，自孔子至今，在中國古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上，或者大點裏說，在中國傳統文化薪火相繼的承傳發展史上，兩千來學者日積月累，不斷舍舊創新的研究方法，其中有許多精華今天尚未很好地加以總結和利用，長此以往，傳統國學之續與絕，其結果將不待智者而可知。筆者絕不反對在傳統國學的研究中運用與借鑒國內外最新方法和最新成果，而且也盡力赴之，但如果將時下學術界盛行的“偷桃換李”魔術與“騰挪搬運”大法稱為“壹代之所勝”或“預流”的話，則筆者寧願“寄人籬下”受“未入流”之譏，也不敢不願以身趨之。此則請讀者諒之。
其三，本書所論，主要是圍繞乾嘉考據學內部理路的發展來論其興衰成敗，這是針對以往學者只是在其外圍進行分析評判的不足而進行糾偏。然矯枉而過正，因此對其他方面的論述有所不夠，此在王俊義先生的《序》中已經指出；同時，由於今人對乾嘉考據學的研究較少，本書也想盡量將方方面面的問題都提出來，或盡量發表壹點自己的看法，或希望引起學界同仁的註意，然因求面面俱到，結果大有顧東棄西、掩膝露肘之失；各章節的論述，盡量避免重出互疊，故有時壹個問題的探究，可能會出現在不同的章節中，如關於“古書通例歸納法”的討論，既出現在第三章，又出現在第十章等等。這些在書中都盡量加了註釋或提示。然零碎之嫌，恐亦難免。
上述諸弊，既有時日倉匆之因，更是學力不逮之故，讀者罪我，無可置辯。因業師孫欽善先生與前輩王俊義先生在為本書所賜序文中，呵護弟子、鼓勵後學，所以多謬獎之辭而少批評之語，然如人飲冰，冷暖自知，故筆者在此對本書之弊略加交待。乾嘉考據學研究的著述尚不多見，本書旨在於拋磚引玉，美玉所出之日，當然就是磚塊棄置之時。倘能引起學術界對乾嘉考據學能有更多的關註與研究，就已達到了著者的壹點微意。書中所論，多與前輩時賢不同，至其當否，尚熱切希冀學界師長與同仁的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