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學在官府”與學術下到民間
西周之時，學校都是官府的。《周禮》明確規定，“古者學在官府”。那時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學校的老師。章學誠說：“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文史通義》卷三《史釋》）說的就是“學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三代，官府完全控制著學校，學必須以官吏為老師，各種各樣的學問，都要向官府有關主管的官吏學習。比如，要學習法律，《周禮?地官》記載：“受法於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學習法律。但是，並非任何人都可以進學校學習，只有王公貴族的子弟才有資格。《周禮》明確規定，那時的學校只允許“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周禮》卷十四《地官》）壹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識的。周平王東遷，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現了“禮壞樂崩”的形勢。壹些“王官”便散入各諸侯國，有的則流落民間。（《論語》卷十八《微子》）記載了王官流落民間的壹些情況：“太師摯適齊，五飯幹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鼓襄入於海。這裏所說的“太師“、“樂師”、“鼓師”、“少師”等都是“王官”，是專門為王室服務的。在動亂中，他們分別逃到齊、楚、蔡、秦等國；有的入居於黃河或漢水之濱，有的則處於海邊。這樣他們就把本來屬於官府的文化傳播到民間。正如孔子向郯子學官之後對旁人說：“‘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猶信。”（《左傳》卷四十八《昭公十七年》）還有另壹種使王官散入民間的途徑，如《呂氏春秋》卷二《當染》記載，魯惠公使宰讓請周平王派史角到魯國傳授“郊廟之禮，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這是說史角被魯惠公留在魯國，史角及其後代便定居於魯國，成為墨子的老師。史角是西周末年周王室掌管“郊廟之禮”的史官，他被留在魯國以後，經過數代相傳，“郊廟之禮”並沒失傳，但他的後代已經不是周王室的史宮了，於是“郊廟之禮”便流傳於民間。由此可見，孔子所說：“禮失而求諸野。”（《漢書》卷三十《藝文誌》）這話是有道理的。
隨著“學在官府”局面的打破，私人辦學興起了。入學條件比西周時大為改變，像孔子所辦的私學提倡“有教無類”，（《論語》卷十五《衛靈公》）即教育的對象不分貴賤等級，只要學生送給他“束修”(壹串肉幹)作為學費，就可以了。這樣便大大擴大了受教育者的範圍，因而有學問的人多子起來。這些人就是“士”。“士”的成分很復雜。他們分屬各個階級。“士”可以經人推薦而擔任官職。《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就記載，中牟的地方官壬登(原文誤為正登)在壹天之內推薦兩位學問淵博的人(即“士”)當上了中大夫，並賞賜了田宅。因此，中牟的人紛紛拋棄自己耕種的田地，出賣了房屋與園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即改學文學的人竟多達中牟人數的壹半。由此可見，當時棄農為“士”的人數不少。當然“士”的來源還有多種途徑，而私人辦學的發達，則是最主要的。
（二）“養士”之風的盛行與士的活躍
“士”階層的活躍，還和當時社會的“養士”之風盛行，有密切的關系。春秋時代已經開始“養士”，而戰國時期更為盛行。各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加強自己的實力外。為了逐鹿中原，統壹中國，十分需要借助“士”的力量，因此紛紛“養士”，形成了壹種社會風氣。如春秋晚期，齊國的田常，早在齊景公時就施惠於“士”。每殺壹頭牛，僅取“壹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來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僅取“二制”，即兩匹(***長三丈六尺)布帛，其余的分給“士”做衣服穿。（《韓非子》卷十三《外儲說右上》）。又如戰國初期的魏文侯尊賢禮士，他周圍有壹大批知識分子。戰國中期，齊威王、宣王之時，在都城臨淄西門外設稷下學宮。招徠天下文人學士，在那裏講學和著書立說，議論朝政。後來的大貴族“四公子”，即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他們“養士”多達幾千人。還有戰國後期秦國的呂不韋，有“食客三幹”。（《史記》卷八十五《呂不韋列傳》）。這些食客都是有壹技之長的“士”。
春秋戰國諸侯、大夫、貴族的“養士”之風，使“士”受到重視，不僅生活有了保障，而且學術活動有了方便的條件。其中壹些出類拔萃的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取得卿相的地位，如吳起、商鞅等。戰國時代統治者上層爭相禮賢，使得“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孔叢子·居衛》記載:“天下諸侯方俗力爭，竟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事則亡之秋也。”這就鼓勵了“士”階層的活躍和大大促進了“士‘階層的發展。復雜的階級關系與“士”階層的活躍。這就是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形成的社會與階級基礎。
（三）寬容的學術環境
此外，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形成，與各諸侯國寬容的學術政策有密切的關系。特別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對“士”往往都采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學術自由。這就為“士”著書立說、發表個人的意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大大促進了戰國時期的思想解放。無論在戰國早期魏國的“西河之學”，或是戰國中期齊國的稷下學宮。還是戰國晚期呂不韋以三幹門客編撰《呂氏春秋》，所實行的學術政策都是寬容的。各國對“士”都給以十分優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齊國威王、宣王時期的稷下學宮尤為突出。田齊政權雖然倡導黃老之學，但對各家各派的學者並不排擠打擊，而是兼容並包，都受到禮遇。學者們可以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隨意議論政事。比如儒家大師孟子與齊威王、宣王的政見是不同的，但在稷下學宮都受到重視，爵祿都是相當高的。齊宣王多次向孟子問政，甚至象齊伐燕這樣的重大決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見。後來終於因為彼此政見不合，孟子離開齊國。但齊宣王還盡量挽留他。“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孟子》卷四《公孫醜下》）即打算給孟子建造壹座房屋和萬鐘的俸祿。
春秋戰國各國諸侯的尊賢禮士，是因為他們要鞏固其政權，力求從多方面多角度來總結為政的得失。摸索統治經驗，因而對各家各派都“兼而禮之”。韓非曾指出，當時的諸侯，以墨家薄葬短喪為節儉，從而禮之；又以儒家厚葬久喪為孝道，從而禮之。這是“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當時的諸侯．以漆雕輕視爵祿為廉潔，從而禮之；又以鈃榮子(即宋鈃)“見侮不辱”為寬容，從而禮之。這是“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韓非子》卷十九《顯學》）《淮南子》卷十三《汜論訓》說：“百家殊業，兼務於治”。這句話正好反映了戰國諸侯對待諸子百家總的態度。因為這些學說，對於當時的統治者來說，都可以進行選擇而各取所需。
諸侯對“士”的寬容政策，允許其“合者留，不合則去”。“士”就好象自由的鳥那樣，可以“擇木而棲”，從而促進了各國的人才流動。比如商鞅在魏沒有得到重用，聽說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於是西入秦，求見秦孝公，終於委以重任。又比如鄒衍本是齊國人，在稷下學宮位於上大夫之列，他不滿齊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為燕昭王之師。在齊襄王時，鄒衍又回到稷下學宮，並在齊王建時作為齊國使者出使趙國，而從未受到非議。又如吳起壹生中曾在魯、魏、楚等國為官，每當遭到誣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類似的例子還很多。春秋戰國這種特殊歷史環境，對諸子百家的形成和“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創建了良好的條件。
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中，稷下先生使沖破舊傳統的思想束縛，敢於探求和創新的精神得到發揚，大大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各種觀點紛然並存，各種針鋒相對的辯論時有發生，這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錯綜復雜、異常活躍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