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陵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的史冊中，具有相當重要的歷史地位，在壹定歷史時期，成為民族先進文化的代表，有時甚至左右文化潮流的前進方向。歐陽修、文天祥、解縉、楊萬裏、胡銓、楊邦義、李時勉、劉球等是廬陵先賢中的傑出代表。
文獻之邦/廬陵文化村落
吉安從秦漢起稱廬陵，至唐才稱吉州，元以後改為吉安。人們稱廬陵文化，是因廬陵之名最早，時間也相對較長，從秦漢至唐達800年，而習慣又往往成自然。何況歐陽修、文天祥這些歷史上重量級的人物在詩文中均以廬陵人自許。
所謂廬陵文化，主要是指讀書人多，文教設施多，建功立德者多，發表著述多，達官聞人多。也就是狀元進士多，宰相尚書多，學者專家多，忠臣義士多，文章詩詞多，書院學堂多，形成壹個龐大的群體，不僅人氣旺，而且文風盛，特別是忠烈多，並且延續千年不衰，尤以宋明兩朝為最。
廬陵文化內涵可謂博大精深，其精神卻是剛正義烈，是古代江西地區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也占有相當的地位和比重，並為宋元明清四朝文化的中堅。在江西，它與饒州、撫州文化並駕齊驅；在中國，它與蘇州、杭州文化相互媲美。
廬陵自古稱為“文獻之邦”，或“文章節義之邦”，確非虛言。先有“地靈”，才有“人傑”。廬陵文化和經濟的繁榮，得力於“母親河”贛江航道的開通。在古代，河流是交通運輸的主要載體。自從開通了大庾嶺交通線後，贛江成為北方通往嶺南惟壹的壹條航路，不僅是“官道”，也是民運的要道。許許多多的儒士雅客，也在這條河上航行，寫下膾炙人口的詩文。
到了明初，吉安府督朱政對城池進行了大規模的整修和擴建，不管是學宮書院，還是遊覽紀念場所，都以廬陵先賢的事跡來教育感化後人，學宮書館裏的鄉賢祠、名宦祠、進士堂、科第題名碑之類就是起這樣的作用。如廬陵歷史上著名的“五忠壹節”歐陽修、胡銓、楊邦又、周必大、文天祥和楊萬裏等廬陵知名人士，便是供奉紀念的對象。對廬陵籍的傑出人物都會建祠堂紀念。如“六壹”（歐陽修）祠、胡忠簡（胡銓）祠、周益國公（周必大）祠、文山（文天祥）祠等。除此以外，還對歷代到廬陵任職者中愛民的州官、縣官，也立祠以表紀念。如顏真卿、江萬裏、王陽明等都建有祠堂祭祀。
這些文化設施，增加了吉州城崇尚氣節和儒雅之風的文化氛圍，使廬陵歷代狀元有16名，占全省的近三分之壹。歷代進士3000多人。“隔河兩宰相”、“壹門六進士”、“百步兩尚書”、“五裏三狀元”、“十裏九布政”、“九子十知州”、“父子探花狀元”、“叔侄榜眼探花”的描述，至今傳為佳話。
廬陵文化村落
在江西眾多古村落群中，更具典型意義的要數“廬陵古村群”。現保存較好的文化古村有湴塘村、唐賢坊村、塘邊村、盧家洲村、大江村、燕坊村、渼陂古村、釣源村等，每個村落都廬陵文化的壹個小縮影，都出過大才子大學士。其中大江村是南宋歐陽氏聚居地，壹直文風鼎盛，300多年間，有21人名列進士榜，創造了“父子進士、朝天八龍、鳴陽三鳳、兄弟尚書、三世憲臺”的人文盛況……
鏈接：渼陂古村
渼陂古村位於江西省吉安市東南部富水河畔，始建於南宋初年，距今800 余年，村民都姓梁。宋元時期，梁氏按古代宗法制度修建祠堂、制定族規，形成了壹套尊祖敬宗，強化族權的宗法制度。到了明朝中期，為適應時局的發展，村民開始從事商貿活動，到清朝時期，他們在附近壹帶已經形成了雄厚的經濟實力，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渼陂村的祠堂最宏偉的當然是梁氏宗祠————永慕堂。這幢建築最早建於宋代，後來經過多次重建，至今依然顯得古樸雅致，雄偉壯麗。祠堂飛檐高挑，是二層三進的磚木結構，高大的鬥拱依然有著當年的氣勢。祠堂裏，每根柱子上都寫著蘊意深遠的對聯，深濃的文化蘊味從中流露出來。
渼陂村明清時期的古建築保存完好的有367棟，還有紅四軍的軍部，‘二.七’會議會址，毛澤東舊居和曾山的舊居。有壹條古街。這個村子也是人傑地靈，先後出了三位***和國的將軍：梁興初、梁必業和梁仁芥。
1930年元月初，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由閩西揮師贛西，壹路上連克樂安、寧都、於都、永豐等地，勢如破竹，使當時的蘇區出現了“贛水那邊紅壹角”的大好革命形勢。2月6日，各路精英齊聚渼陂古村村中心的壹棟民房內，村道及門口均派駐哨兵把守。紅四軍前委代表毛澤東、熊壽祺、宋裕和；贛西特委劉士奇、曾山、劉和謙、許伯年、胡品；六軍軍委代表黃公略、王如癡、劉士奇（兼六軍政委）、姚起華；蘇維埃黨團代表李文林、省委巡視員江漢波等50多人出席會議。
渼陂古村聯席會議還組織了主席團，毛澤東、劉士奇、曾山被推舉為主席團成員，由他們組織和領導了這次為期三天的會議。毛澤東代表紅四軍前委根據“中央、通告”60號精神及黨委在閩西的經驗作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的報告，報告重申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偉大真理，指出中國革命的高潮就要到來，並提出了“壹年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的戰略目標。
會議由2月6日壹直開到2月9日。會議結束後，曾山在永慕堂組織了壹場文藝演出。因這次會議正值紀念“二·七”大罷工27周年之際召開，故史稱“二·七”會議。得力於毛澤東的指導，“二·七”會議統壹了贛西南黨內思想，解決了黨內爭執，統壹了思想和行動而且建立了統壹的服務機構。對整個江西的土地革命運動起了關鍵性轉折作用，為粉碎敵人的大規模“圍剿”創造了重要條件。
會議結束後，贛西南各路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堅決貫徹“二·七”會議土地政策，土地很快按人口平均分配，整個贛西南蘇區出現了“收拾金甌壹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動人景象，廣大群眾支持和擁護***產黨的領導和蘇維埃政權的熱情空前高漲。從此井岡山淩鬥爭歷史結束，湘贛邊界的革命鬥爭進入了永新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的新時期。千年古村渼陂也因這次著名會議而永載史冊，蜚聲海內外。
據考證：毛澤東《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壹詞，作於1930年2月9日，地點就是青原區文陂鄉渼陂古村，詞的的結尾寫道：“命令昨頒，十萬工農下吉安”其中“命令昨頒”就是指1930年2月8日“二·七”會議作出的攻打吉安的命令。
被譽為廬陵文化第壹村的渼陂古村，雖歷經歲月滄桑，但仍保留眾多精美絕倫的門楣石刻、雕塑、雕屏等，蘊藏著豐富的文化底蘊。由於渼陂有如此宏大的建築群、濃郁的文化風情，吸引了眾多導演的目光，《山重水復》、《閃閃的紅星》、《井岡山》等電影的很多鏡頭都在該村錄制。因此，有人說渼陂村成了“電影村”。
廬陵書院/白鷺洲書院
自唐至清，全國書院有七八千所，江西近千所，而廬陵書院有200余所，而且不少書院辦成了學校，至今仍然書聲瑯瑯，白鷺洲中學就是其中之壹，其前身就是當年著名的白鷺洲書院。
民間聚徒講學的書院始於唐代。唐代廬陵興建的書院有4所，即皇寮、登東、匡山、光祿書院。唐開元年間，吉州通判劉慶霖在其治所創建了篁寮書院，開吉州書院講學之先河。山間學士，紛紛仿效，於是，山鄉閭巷大辦書院，名流學者講學其中。自宋至清，廬陵大興理學，布衣野老也來參會。壹時序庠相望，弦誦相聞，山間茅屋也聞瑯瑯書聲，人謂“茅屋底下出公卿”。 宋代，廬陵建書院40所左右，其中白鷺洲、新興、盤窩、雲崗、雲龍和清節書院比較著名，主要傳習理學，大都為程朱理學傳人所主持。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江萬裏創辦的白鷺洲書院。據歐陽守道《白鷺洲書院山長廳》記載：“書院初建之歲，其時山長未有人，江萬裏親為諸生講課，載色載笑，從容水竹間。”白鷺洲書院的創始人江萬裏，江西都昌縣人，官至宰相。元兵南下進占江西，他在鄱陽家居，堅貞不屈，投水自盡，是歷史上有名的忠貞節烈之士。書院的第壹任山長(即校長)歐陽守道，是江西宋代知名的學者。
在“廬陵碩儒”歐陽守道的管理下，白鷺洲書院很快成為江西壹流，全國有名的“高等學府”。文天祥、劉辰翁、鄧光薦皆出其門。在壹篇祭文中，文天祥高度評價了歐陽守道對教育的貢獻，“先生之心，其真如赤子，先生之德，其慈如父母”，“天子以為賢，縉紳以為善類，海內以為名儒，而學者以為師”。
從隋至清，科舉考中進士的多少，往往成為衡量壹個地方文風是否昌盛，文化是否發達，人才是否眾多，聲望是否顯揚的重要標誌。廬陵地區考取的進士近3000名，而文化發達的蘇州只1771人，壹個州府而言，是全國最多的。明代有兩屆科考，前三名都是吉安府人，“雙連冠”在全國絕無僅有，考取狀元16名，名列全國前茅。隋唐以後，官員多從舉人、進士中任命，正宰相江西***28人，其中吉安就有8人，還有副宰相9人和眾多的尚書、巡撫。
寶祐四年(1256年)，金榜601名進士，其中吉州占44名，且大多數為白鷺洲書院學生，幾乎占全國錄取人數的群體十分之壹，為全國之最。21歲的書院學生文天祥獨占鰲頭，宋理宗親書“白鷺洲書院”匾額以示褒獎，書院名聞遐邇，成為與白鹿洞、鵝湖齊名的江西三大書院之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