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儒家“君子人格”的思考
儒家哲學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主流，價值論是儒家哲學的核心，而“君子人格”則是與它的價值論相聯系的，是其價值論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儒家的價值論在價值目標上向往個人道德的高尚和社會道德的普及，即：追求壹種理想人格和理想社會——君子人格和德化社會。這壹價值目標在中華民族個性品格和人格的塑造過程中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甚至到現在仍紮根於為數不少的中國人心理的底層，雖然儒家的價值論中有不少消極因素，對實行改革，開放、搞活的政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利，直至有些人喊“儒家文化該退休了”，也許正因為此，我覺得在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反思的同時，有必要剖開儒家哲學的價值體系，辨別其利害得失，功過是非，以確立人們對它的正確態度。
我們知道，儒家創造了倫理型的價值體系，追求壹種理想人格。從史料中，我們也可以得知：儒家關於這種理想人格有好多種說法：“聖人”、“賢人”、“仁人”、“誌士”等等。但是，最典型的、最理想的還是“君子”，對君子人格的基本特征和崇高價值，從孔孟到宋明時的儒家們都作了比較充分的論述和高度評價，那麽，儒家所追求的“君子”竟究是什麽樣的呢？也就是說，儒家所追求的“君子”應具備哪些條件呢？下面，我將從四個方面談點自己很不成熟的看法：
（壹）仁、智、勇
儒家哲學家認為，成君子者，非仁、智、勇三德不可。亦即通常所說的：“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這裏所說的“仁”是指道德而言的。關於仁德，在儒家塑造的“君子”中，幾乎包括了所有德目。謝無量曾將散見於《論語》、《詩》、《書》等書中的德目選集了四十八個：曰誠、曰敬、曰恕、曰忠、曰孝等，這些無壹不是出於儒家們之口（其中很多出於孔子之口），最清楚的是孔子答復顏淵問仁的壹段話，這段話應當看為對“仁”的比較全面的正面論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壹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除此之外，還有孔子答子貢的壹段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矣”（《雍也》）。這兩段話，前者講的是克己復禮。後者講的是立己達人。前者從約束修己方面講，復禮集中表現了仁的政治傾向性，後者從積極方面講，但也離不開克己復禮的原則。孟子也說：“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盡心》）。也就是說：為人之道，總而言之只是壹個仁而已。孟子以後，漢代董仲舒論仁最晰，他以對人對己分別仁和義，愛人為仁，正我為義。實質上，仁即為人處事之道。不過，這種道是有崇高境界的。毛澤東曾經把它解釋為友愛、團結，是有道理的。
智：才慧的意思。“智者不惑”，壹個人只有掌握了全面的知識，才不致被假象所迷惑，才有可能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孔子提倡在前人的基礎上學習，“不踐跡，亦不入於室”（《先進》）。他強調，“博學於文”（《雍也》）、“學而不厭，悔人不倦”（《述而》）、“發奮忘食”、“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矣。”（《學而》）。他自己正是這樣好學壹生的人，“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罕》）便是證據。因此，他才成了比同時代人，以至在以後相當長時間內無人可與比擬的學者。他自己講：“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可見他好學求知的境界。
勇：從整個儒家哲學來看，談勇並不多，但它卻是達仁成君子的重要壹條。“勇者不懼”，“見義不為，無勇也。”可見，儒家所談之勇主要是指壹個人的氣質、膽略。如果壹個人膽小怕事，無論如何也成不了大事業。
仁、智、勇三德融為壹體，其中仁是中心，智者知仁，勇者行人，也就是說，只有智、勇才能達仁。並且由此構成壹個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殺身成仁的理想人格。
（二）文、質兼備
儒家的突出代表孔子提出：“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也就是說，君子人格包括“文”和“質”兩個要素。這裏所謂的質指的是內在的道德品質，其內容仍以“仁義”為主。孟子說：“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離婁》）孔子說：“君子義以為質”（《衛靈公》），又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此外，君子之德還有智勇等。所謂“文”指的是對古代文化典籍的知識素養，高度的文化修養以及文雅、莊嚴的風度儀容，以知識、禮儀、風度為內容。因之“文”總是與“學”和“禮樂”聯系在壹起的。“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利”；（《雍也》），“文之以禮樂”、“禮以行之，遜以出之”（《衛靈公》）；“色思溫，貌思恭”；“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正其衣冠，尊其瞻視”等等都屬於“文”的素質內容。司馬光說：“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弦歌雅頌之聲”（《答孔文仲司戶書》）大體可以概括儒家所說的君子“文”的素質的各個方面。儒家認為：君子人格的素質應該是仁義道德（質）和知識文化素養（文）二者的完滿統壹，所以孔子反對只具備某壹方面素質而忽視另壹方面素質的片面性。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雍也》）。也就是說：光有仁義道德的質而無禮樂修養的文，盡管樸實，但未免顯得幹癟、貧乏、土頭土腦，不配成為君子；反之，僅有禮樂修養的文而沒有仁義道德的質，就顯得華而不實、虛偽，同樣不配成為君子。當然，在兩種素質結構中，儒家比較強調“質”——即：道德品質壹面，要求君子“義以為上”、“無終日之間違仁”。（《裏仁》）而且指出，“文”要為“質”服務，主張“君子學以致其道”，“學道則愛人”，“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三）重義輕利
重義輕利是儒家君子基本的價值觀念。君子窮不失義，弱不喪誌。“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這並不是說儒家不懂得利欲與人的關系，只是在義利關系上相對於利來說，重視義，即人的道德品質修養罷了。孔子就是壹個很重實際的人，他既承認了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裏仁》），也講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述而》）。不過，他仍把利看得比較輕，並把義利之辨看成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線。他提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裏仁》），“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裏仁》），孟子尚義反利，比孔子更甚。他認為，壹切行動惟須以義為準繩，更不必顧慮其他。“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離婁》）。在《告子》裏也提到：“去利、懷仁義以相待”。自孔孟以後，儒家學者大多數把義利之辯作為君子、小人的根本區別，把重義輕利視為“君子人格”的基本標誌。南宋著名理學家朱喜曾說過：“義利之說，乃儒者第壹義。”（《朱文公集》卷24《與延平李先生書》）直到王夫子仍堅持這壹價值觀念，認為“君子、小人之辯，人、禽之異，義、利而已矣。”（《讀通鑒論》中冊61頁），重義輕利的價值觀，表現在生活中，就是重視道德境界的提高，反對對物質生活享受的追求。儒家強調君子應該“心不役於形，神不逐於物”，應該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追求道德的完善和心靈的凈化，鄙視、貶低那些只顧蠅頭小利的人。孔子說過：“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子謀道不謀食，小人謀食不謀道”、“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他壹生可可憐憐、棲棲遑遑、生活貧困、但仍保持著旺盛的精神狀態，為弟子榜樣。
（四）心胸坦蕩，成人之美
儒家認為：君子是“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孔子語）的人，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孟子語）的人。君子的社會責任就是實現仁義之備於天下，“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仁以為己任”（《論證》）。由於君子任重道遠，因此，必須培養自己可以大受的責任能力。對此，君子應有高度的自覺性。“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知己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他要求自己有高度的責任心敏行慎言，虛心好學，勇於改過，忠於上司，力爭上遊、善於合群，安分守己。只有這樣，君子才能承擔國家重任，完成自己的使命，“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千裏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論語》）。君子既要心胸坦蕩，又要成人之美。要做到：“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衛靈公》），也就是說，要做到莊矜而不爭執，合群而不搞宗派，要嚴格要求自己，“君子求諸己”；“講大信，不講小信”、“君子貞而不諒”（《衛靈公》）。“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這裏要說明白的是，儒家的所謂“不爭”，並不是說對其所確立的理想目標不努力爭取實現，在這壹點上，儒家還是提倡努力爭取的，主張“當仁不讓於師”，“勇者不懼”、“勇而有義”，儒家在君子人格修養上要求的不爭是指，不爭利欲。所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欲而不貪”、“戒之在色”，“戒之在德”皆指此。二是指在處理人際關系時，不與人爭鬥，嚴於責己，以和為貴。所謂君子“泰而不驕”、“威而不猛”，“矜而不爭”，“和而不同”、“成人之美”，也是指此而已。三是指不爭權力，不作超越自己權限的事，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兩袖清風壹塵不染。這三點就是儒家在君子人格修養上所講的不爭的主要內容。因此，我們不能單純地把儒家的君子不爭理解為希望人們做不顧原則，不分是非的好好先生，在與人相處時壹味地壹團和氣，“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衛靈公》）。我們知道，儒家哲學的根本目標在於：壹方面追求人與人的和諧壹致。人與自然的和諧壹致。“人與天地萬物為壹體”，“四海之內皆為兄弟”。另壹方面，又具有積極樂觀有為的精神。孔子雖然承認天命，但並不是消極地等待命運的安排，而是積極努力爭取達到人力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孔子就是個忠實的積極入世的現實主義者，強調“內聖外王”、“修齊治平”、要求將內在的思想修養外化為治國正俗的事功，強調興邦治國，化民為俗。《易傳》提出：“剛健”、“日新”、“自強不息”的重要原則，提倡剛健的精神、宣揚日新、勉勵向上，不斷提高。可見，儒家特別是孔子的處世態度並非單壹貫之，但並不是矛盾的，這正象我們現在既主張黨性、原則性、鬥爭精神等，又主張靈活性、團結等。孔子的處世態度是春秋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諸侯爭雄、戰爭連綿、國內明爭暗鬥、勾心鬥爭的復雜的社會現實的反映，他就是在這樣的矛盾心境裏，抱著“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矛盾心理度過了壹生。儒家提出的“和”則是針對妳爭我鬥的混亂情勢提出的，規勸人們“以和為貴”，達到國安邦定的目的。
此外，儒家還把“執兩用中”的思維方式作為君子人格的壹個必備條件。儒家要求君子按照“中庸”原則進行思維，“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這裏所說的中庸的思維方式是指：把矛盾兩端直接結合起來，使雙方處在和諧的統壹體中，每壹方都在自身應有的適當的限度內發展，不可突破其限度而壓倒另壹方，以免引起矛盾統壹體的破壞。所以又把它叫作“執其兩端而用中”（《禮記·中庸》），因此，儒家既反對過，又反對不及，認為這兩者都是失度的，即過猶不及。儒家認為“中庸”的思維方式是最理想的思維方式，也是壹種最高尚的道德，倡導君子要“用中”的方法把“中庸”之道貫徹到自己的處事和修養中去，做到“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群而不黨”、“泰而不驕”、“矜而不爭”（《論語》）等，可見，儒家把“中庸”作為君子最基本的思維方式。
綜上所述，“君子”寄托了儒家的理想人格，會萃了歷代華夏人民的優良品質，幾乎成了中國傳統道德的化身，對於形成具有濃厚東方色彩的傳統道德起了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馬克思說：“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馬恩全集》第四卷174頁）， 中國的傳統道德，經歷了幾千年的沿革以後，經過歷代洗篩，終於形成了中國人民優良品德的結晶，象忠誠、堅定、正直、熱忱、勇敢、剛毅、謙虛、謹慎、克己、節制、明智、勤勞、艱苦、樸素、文明、善良、團結、互助等。這些優良品質作為傳統道德的範疇，已經深深地凝聚在中國人民的傳統道德之中，同時也激勵著人們用相應的道德行為去實踐。從個人來看，它可以構成壹個人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從整個社會來看，必然形成有別於其他異國邦族的中華民族獨有的良風美俗。歷史上那些為祖國、為人民、為真理而忘我奮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誌士仁人，無壹不是中國傳統道德中的皎皎者。很顯然，儒家塑造的“君子”形象，在舊的傳統文化道德中樹起了壹個榜樣，它的影響是深遠的。但是，歷史地去考察儒家的理想人格——君子，則很明顯地印記著封建道德的烙印，暴露出了君子的極大奴性和封建宗法的類似宗教的盲目信仰，如守禮、忠、孝、節、義等。因此，儒家所倡導的“君子”也就必然地成為魯訊先生所批評的舊禮教的犧牲品。是的，儒家的“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仁義禮智、孝悌忠信、溫良恭俗讓等道德規範，吸收了道家無為、不爭、知足、不敢為天下先的思想，形成了十分嚴密完善的協調性道家體系，仁義禮智、說穿了就是要人們在已經形成的封建等級制度下安分守己的生活，不要試圖越過等級、破壞等級，否則就是不仁、不義，非禮無智，對上級要忠，對朋友要信，對父母要孝，對兄弟要悌，上下左右的關系都有道德規範來約束，每壹個人都被固定在壹個縱橫交錯的十字紐結上，成為不可動搖的倫理關系網上的壹點。“思不出其位”，不要說和做非分的事，連越出自己位置的非分想法都不應當有。整個道德都是用來協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各個等級之間、家庭成員之間的人際關系的。這壹切，豈不束縛了人的個性的發展，肯定不利於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們知道，要發展市場經濟，首先得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幹。《中國倫理生活的大趨勢》認為，需要的是強者。而強者就再不是統治者愚民政策孕育的結果，而是人民群眾主宰自己命運的體現，不是僅僅為協調人際關系，而是始終以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為己任，勇於創新、勇於開拓，這是時代發展的結果，是人類進化的結果，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但願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多湧現些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