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壹兩個實例來說。南唐中主的《浣溪沙》是許多讀者所熟讀的：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憔悴，不堪看。
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幹。”
馮正中、王荊公諸人都極賞“細雨夢回”二句，王靜安在《人間詞話》裏卻說：“菡萏香銷二句大有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乃古今獨賞其細雨夢回二句，故知解正不易得。”《人間詞話》又提到秦少遊的《踏莎行》，這首詞最後兩句是“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最為蘇東坡所嘆賞，王靜安也不以為然：“少遊詞最為淒惋，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則變而為淒厲矣。東坡賞其後二語，猶為皮相。”
這種優秀的評判正足見趣味的高低。我們玩味文學作品時，隨時要評判優劣，表示好惡，就隨時要顯趣味的高低。馮正中、王荊公、蘇東坡諸人對於文學不能說算不得“解人”，他們所指出的好句也確實是好，可是細玩王靜安所指出的另外幾句，他們的見解確不無可議之處，至少是“郴江繞郴山”二句實在不如“孤館閉春寒”二句。幾句中間的差別微妙到不易分辨的程度，所以容易被人忽略過去。可是它所關卻極深廣，賞識“郴江繞郴山”的是壹種胸襟，賞識“孤館閉春寒”的另是壹種胸襟；同時，在這壹兩首詞中所用的鑒別的眼光可以應用來鑒別壹切文藝作品，顯出同樣的抉擇，同樣的好惡，所以對於壹章壹句的欣賞大可見出壹個人的壹般文學趣味。好比善飲酒者有敏感鑒別壹杯酒，就有敏感鑒別壹切的酒。趣味其實就是這樣的敏感。離開這壹點敏感，文藝就無由欣賞，好醜妍媸就變成平等無別。
不僅欣賞，在創作方面我們也需要純正的趣味。每個作者必須是自己的嚴正的批評者，他在命意布局遣詞造句上都須辨析錙銖，審慎抉擇，不肯有壹絲壹毫的含糊敷衍。他的風格就是他的人格，而造成他的特殊風格的就是他的特殊趣味。壹個作家的趣味在他的修改鍛煉的功夫上最容易見出。西方名家的稿本多存在博物館，其中修改的痕跡最足發人深省。中國名家修改的痕跡多隨稿本湮沒，但在筆記雜著中也偶可見壹斑。姑舉壹例。黃山谷的《沖雪宿新寨》壹首七律的五六兩句原為“俗學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覺折腰難”。這兩句本甚好，所以王荊公在都中聽到，就擊節贊嘆，說“黃某非風塵俗吏”。但是黃山谷自己仍不滿意，最後改為“小吏有時須束帶，故人頗問不休官。”這兩句仍是用陶淵明見督郵的典故，卻比原文來得委婉有含蓄，棄彼取此，亦全憑趣味。如果在趣味上不深究，黃山谷既寫成原來兩句，就大可茍且偷安。
以上談欣賞和創作，摘句說明，只是為其輕而易舉，其實壹切文藝上的好惡都可作如是觀。妳可以特別愛好某壹家，某壹體，某壹時代，某壹派別，把其余都看成左道狐禪。文藝上的好惡往往和道德上的好惡同樣地強烈深固，壹個人可以在趣味異同上區別敵友，黨其所同，伐其所異。文學史上許多派別，許多筆墨官司，都是這樣起來的。
在這裏我們會起疑問：文藝有好壞，愛憎起於好壞，好的就應得壹致愛好，壞的就應得壹致憎惡，何以文藝的趣味有那麽大的紛歧呢？妳擁護六朝，他崇拜唐宋；妳贊賞蘇辛，他推尊溫李，紛紜擾攘，莫衷壹是。作品的優越不盡可為憑，莎士比亞、布萊克、華茲華斯壹般開風氣的詩人在當時都不很為人重視。讀者的深厚造詣也不盡可為憑，托爾斯泰攻擊莎士比亞和歌德，約翰遜看不起彌爾頓，法郎士譏誚荷馬和維吉爾。這種趣味的紛歧是極有趣的事實。粗略地分析，造成這事實的有下列幾個因素：
第壹是資稟性情。文藝趣味的偏向在大體上先天已被決定。最顯著的是民族根性。拉丁民族最喜歡明晰，條頓民族最喜歡力量，希伯來民族最喜歡嚴肅，他們所產生的文藝就各具壹種風格，恰好表現他們的國民性。就個人論，據近代心理學的研究，許多類型的差異都可以影響文藝的趣味。比如在想像方面，“造型類”人物要求壹切像圖像那樣壹目了然，“渙散類”人物喜歡壹切像音樂那樣迷離隱約；在性情方面，“硬心類”人物偏袒陽剛，“軟心類”人物特好陰柔；在天然傾向方面，“外傾”者喜歡戲劇式的動作，“內傾”者喜歡獨語體詩式的默想。這只是就幾個犖犖大端來說，每個人在資稟性情方面還有他的特殊個性，這和他的文藝的趣味也密切相關。
其次是身世經歷。《世說新語》中謝安有壹次問子弟：“《毛詩》何句最佳？”謝玄回答：“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謝安表示異議，說：“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句有雅人深致。”這兩人的趣味不同，卻恰合兩人不同的身份。謝安自己當朝壹品，所以特別能欣賞那形容老成謀國的兩句；謝玄是翩翩佳公子，所以那流連風景，感物興懷的句子很合他的口胃。本來文學欣賞，貴能設身處地去體會。如果作品所寫的與自己所經歷的相近，我們自然更容易了解，更容易起同情。杜工部的詩在這抗戰期中讀起來，特別親切有味，也就是這個道理。
第三是傳統習尚。法國學者泰納著《英國文學史》，指出“民族”、“時代”、“周圍”為文學的三大決定因素，文藝的趣味也可以說大半受這三種勢力形成。各民族、各時代都有它的傳統。每個人的“周圍”（法文milieu略似英文circle，意謂“圈子”，即常接近的人物，比如說，屬於壹個派別就是站在那個圈子裏）都有它的習尚。在西方，古典派與浪漫派、理想派和寫實派；在中國，六朝文與唐宋古文，選體詩、唐詩和宋詩，五代詞、北宋詞和南宋詞，桐城派古文和陽湖派古文，彼此中間都樹有很森嚴的壁壘。投身到某壹派旗幟之下的人，就覺得只有那壹派是正統，阿其所好，以致目空其余壹切。我個人與文藝界朋友的接觸，深深地感覺到傳統習尚所產生的壹些不愉快的經驗。我對新文學屬望很殷，費盡千言萬語也不能說服國學耆宿們，讓他們相信新文學也自有壹番道理。我也很愛讀舊詩文，向新文學作家稱道舊詩文的好處，也被他們嗤為頑腐。此外新舊文學家中又各派別之下有派別，京派海派，左派右派，彼此相持不下。我冷眼看得很清楚，每派人都站在壹個“圈子”裏，那圈子就是他們的“天下”。
壹個人在創作和欣賞時所表現的趣味，大半由上述三個因素決定。資稟性情、身世經歷和傳統習尚，都是很自然地套在壹個人身上的，輕易不能擺脫，而且它們的影響有好有壞，也不必完全擺脫。我們應該做的功夫是根據固有的資稟性情而加以磨礪陶冶，擴充身世經歷而加以細心的體驗，接收多方的傳統習尚而求截長取短，融會貫通。這三層功夫就是普通所謂學問修養。純恃天賦的趣味不足為憑，純恃環境影響造成的趣味也不足為憑，純正的可憑的趣味必定是學問修養的結果。
孔子有言：“知之者不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仿佛以為知、好、樂是三層事，壹層深壹層；其實在文藝方面，第壹難關是知，能知就能好，能好就能樂。知、好、樂三種心理活動融為壹體，就是欣賞，而欣賞所憑的就是趣味。許多人在文藝趣味上有欠缺，大半由於在知上有欠缺。
有些人根本不知，當然不會盛感到趣味，看到任何好的作品都如蠢牛聽琴，不起作用。這是的精神上的殘廢。犯這種毛病的人失去大部分生命的意味。
有些人知得不正確，於是趣味低劣，缺乏鑒別力，只以需要刺激或麻醉，取惡劣作品療饑過癮，以為這就是欣賞文學。這是精神上的中毒，可以使整個的精神受腐化。
有些人知得不周全，趣味就難免窄狹，像上文所說的，被囿於某壹派別的傳統習尚，不能自拔。這是精神上的短視，“坐井觀天，誣天渺小”。
要診治三種流行的毛病，唯壹的方劑是擴大眼界，加深知解。壹切價值都由比較得來，生長在平原，妳說小山坡最高，妳可以受原諒，但是妳錯誤。“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那“天下”也只是孔子所能見到的天下。要把山估計得準確，妳必須把世界名山都遊歷過，測量過。研究文學也是如此，妳玩索的作品愈多，種類愈復雜，風格愈紛歧，妳的比較資料愈豐富，透視愈正確，妳的鑒別力（這就是趣味）也就愈可靠。
人類心理都有幾分惰性，常以先入為主，想獲得壹種新趣味，往往須戰勝壹種很頑強的抵抗力。許多舊文學家不能欣賞新文學作品，就因為這個道理。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起初習文言文，後來改習語體文，頗費過壹番沖突與掙紮。在才置信語體文時，對於文言文頗有些反感，後來多經摸索，覺得文言文仍有它的不可磨滅的價值。專就學文言文說，我起初學桐城派古文，跟著古文家們罵六朝文的綺靡，後來稍致力於六朝人的著作，才覺得六朝文也有為唐宋文所不可及處。在詩方面我從唐詩入手，覺宋詩索然無味，後來讀宋人作品較多，才發見宋詩也特有壹種風味。我學外國文學的經驗也大致相同，往往從篤嗜甲派不了解乙派，到了解乙派而對甲派重新估定價值。我因而想到培養文學趣味好比開疆辟土，須逐漸把本來非我所有的征服為我所有。英國詩人華茲華斯說道：“壹個詩人不僅要創造作品，還要創造能欣賞那種作品的趣味。”我想不僅作者如此，讀者也須時常創造他的趣味。生生不息的趣味才是活的趣味，像死水壹般靜止的趣味必定陳腐。活的趣味時時刻刻在發現新境界，死的趣味老是囿在壹個窄狹的圈子裏。這道理可以適用於個人的文學修養，也可以適用於全民族的文學演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