蕓齋小說不是壹個孤立的文體現象。對孫犁來說,它不是心血來潮的信筆塗鴉,而是經歷了很長時間的仿徨、猶豫之後的創作。這期間,孫犁既顧忌到小說真實的內容對壹些當事人的影響甚至傷害,又想到這些作品對後來者的警示意義。從壹開始,這些作品便不是被當作壹般的回憶錄來寫的,而是被定位為藝術作品。同時,孫犁作為壹個在理論與創作兩條線上行進的作家,激情之余,又有著清醒的理論意識,他尤其關註五四以來文學文體的發展,思考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自己的傳統與西方的傳統各起了怎樣的作用,出現了哪些偏頗。新時期以來,孫犁寫了大量的“讀作品記”、讀書記、序跋、書信等,以多種文章形式探討上述問題,而蕓齋小說的文體,則可看作是他作為壹個文學大師對五四以來小說文體發展方向的思考在創作上的體現。
蕓齋小說在小說精神上,將古代小說的實錄精神與現代現實主義有機地結合起來。在文體形式上,借鑒了中國古代的史傳文學,筆記體小說甚至古代散文形式,同時也繼承了五四以來新小說的寫法,如小說當中的傾訴傾向,典型塑造方法,等等。這種文體形式不是簡單的古代與現代的雜糅,它是孫犁進入晚年期後思想藝術修養成熟的壹個外在標誌,是他對小說藝術的壹個新的總結,這種總結也使他的小說創作在《荷花澱》、《鐵木前傳》之後進入到第三個高峰階段。
蕓齋小說斷斷續續寫了十年,寫作期間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評論界往往只註意到其中的復古因素——筆記小說形式,而沒有看到孫犁貌似復古意在創新的良苦用心以及他對小說文體發展的宏觀運思。隨著時間的推移,蕓齋小說引起了越來越多的議論,但又出現了另壹種傾向:關註內容多關註文體少,這同樣與孫犁創作蕓齋小說的初衷有出入。其中的原因在於對孫犁晚年的文學成就相對於《白洋澱紀事》時代明顯估計不足,對於蕓齋小說,也便難以把它放在孫犁整個文學創作和整個新小說史上去考察,從另壹面說,是對孫犁晚年的思想發展、他所處的人文環境理解不夠所至。因此,要準確地把握蕓齋小說的文體意義,在討論蕓齋小說文體本身之前,我們必須首先對孫犁創作蕓齋小說的思想與藝術基礎作壹些必要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