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道德產生於人類長期的道德生活的實踐，在聚族而居的中國古代社會，人們最常遇到的倫理關系就是血親關系。“親親”——愛自己的家人、族人，壹直是人們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相傳在堯舜時代，就有了“五教”，即用“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孝慈”觀念教化人民。春秋戰國時期，倫理學家對“孝慈”等人倫道德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尤其是孔子建構了壹套完整的道德規範體系，他以知、仁、勇為三達德，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禮、孝、悌、忠、恕、恭、寬、信、敏、慧、溫、良、儉、讓、誠、敬、慈、剛、毅、直、克己、中庸”等壹系列德目。在這些德目中，又以“仁”為最高原則。孟子繼承孔子，首次提出道德的序列，“孝悌忠信”為初步的道德，“仁義禮智” 是主要道德原則，“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仁義禮智”在人與人關系上的應用，是做人的最基本的五種規範，即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父順、朋友有信。
除了儒家之外，其余各家也提出了壹些類似的道德主張，如墨子提出“兼愛”說，把“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看成道德原則，認為“兼愛”可以統率惠、忠、孝、悌諸德。老子則要求回復原始的“孝慈”，他說：“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同時重視“儉”，“我有三寶，持而保之，壹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器長。”管仲則提出“四維七體”，四維是禮義廉恥，七體是孝悌慈惠、恭敬忠信、中正比宜、整齊樽詘、纖嗇省用、敦蠓純固、和協輯睦。
在中國的道德規範體系發展中，曾經出現過許許多多的道德規範條目，價值體系也是多元取向，十分復雜，但上述的“仁義禮智”總是主體，貫穿於整個中國傳統倫理學的發展過程中。四者之中，“仁”是核心，其他諸德都是“仁”的擴展和體現，可以說，仁義禮智就是中國的四德，它與希臘“四德”——理智、正義、節制、勇敢形成對照，體現了不同的民族精神。而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正是這些道德規範在現實社會中的體現，並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中國傳統美“仁愛孝悌、謙和好禮、誠信知報、精忠愛國、克己奉公、修己慎獨、見利思義、勤儉廉政、篤實寬厚、勇毅力行”被當前的學者概括為十大美德。
仁愛孝悌，這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最具特色的部分。“仁”可以說是中華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源頭，是壹種***德和恒德。“仁”的核心是愛人，其根本是孝悌，孝悌是什麽呢？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慈是愛子女，孝是愛父母，悌是兄弟互愛，都是愛親人，所謂“親親”之道。擴展開來，由家庭擴展到社會，就有所謂的“忠恕”之道，忠恕，即要求盡己為人、推己及人，其具體內容是己欲立先立人，己欲達先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樣，仁愛孝悌之德就由愛親人擴展到愛他人的親人，由愛所愛，到愛所不愛，乃至人民萬物。正是基於此，中國人形成了“四海之內皆兄弟”、“所有物類皆我夥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寬廣情懷和愛灑人間的社會風尚，使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中充滿了濃烈的人情味和生活情趣，從而也對中國社會的穩定，以及民族的團結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禮”，是中國傳統文化壹個十分突出的精神。作為道德修養和文明象征的禮貌、禮節、禮讓，是中華民族傳統好禮美德的體現。“禮”根源於人的恭敬辭讓之心，出於對長上的恭敬和對兄弟朋友的辭讓之情。所以，禮包含著謙和。謙是謙虛、謙讓，所謂“滿招損，謙受益”，謙也是傳統美德之壹，表現在在榮譽、利益面前的謙讓、不爭，以及人際關系中的互相尊重。而和呢，表現在待人接物中的和氣，人際關系中的和睦，價值取向上的和諧。禮、謙、和，都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美好情操，謙和好禮亦成為中國人立身處世的重要美德。
誠信，是做人的基本原則。誠，即真實無妄，乃是天道的本然，是道德的根本。荀子說：“養心莫大於誠”，中華民族的很多美德，都與此有關，如誠實做人、誠懇待人、忠誠於事業等。信，與仁義禮智並列為五常之壹，守信用、講信義，是中國人***認的價值標準，無論是人際交往還是國家大事，前人均為我們樹立了典範，如尾生信守女友之約，諸葛亮七擒孟獲，如此等等不勝枚舉。知報，即知恩報恩。中國人強調要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長輩的提攜之恩，朋友的知遇之恩，國家的培養之恩等。在漫長的歷史文化積澱中，知報，已成為中國人道德良知的重要組成部分。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更成為世俗生活中公認的美德。
精忠愛國，這是中國人愛國主義精神和崇高品德，也是壹種浩然正氣和民族氣節。落實到行動中，就是要自覺報效祖國，獻身於國家、民族，特別是當國家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際，更是不惜以身殉國。在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許多著名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英雄，如屈原“眷顧楚國”，自沈汨羅；陸遊“位卑未敢忘憂國”；嶽飛“精忠報國”；文天祥慷慨就義，“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是壹幕幕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故事，體現了中國人強烈的精忠愛國精神。
克己奉公的精神，本質上是先公後私，個人私利服從社會公利的精神。在此精神指引下，中國人歷來以“廓然大公、天下為公”作為價值理想，其信念經過壹代代人的充實弘揚，到宋代的範仲淹、明末的顧炎武分別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名言，對之作了精辟的總結，把傳統的克己奉公思想推倒了最高境界，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以天下為己任的高尚情操。
修己慎獨，強調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維護人倫關系和整體秩序，建設道德自我，其基本精神就是“求諸己”。孔子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修己”是儒家立身處世，實現人的價值的根本，《大學》雲“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由此形成了壹整套富有民族特色的修養方法，如慎獨、內省、自訟、主敬、集義、養氣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慎獨”，就是在獨處時要嚴於律己，戒慎恐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修己慎獨的修養傳統，培養了中華民族踐履道德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造就了許多具有高尚品質和堅定節操的君子人格。
見利思義，先義後利，以義制利，是傳統義利觀的基本內容和合理內核，是中華民族重要的傳統美德。以義為人的根本特點和價值取向，使中華道德精神的精髓，它不僅形成了“生以載義”、“義以立生”的人生觀，而且升華為中華民族“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崇高道德境界。這種道德精神，是鼓舞誌士仁人為民族大業義無反顧地獻身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中華民族崇高道德人格的光輝寫照。
勤儉，也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中國人向來以勞動自立自強，以節儉戒奢養德，形成了熱愛勞動、艱苦樸素的優秀品質。這種品質在我國世代相傳，成為民族的美德。先古聖賢亦有“儉以養其廉”的教訓。廉，其壹是要求為官之人潔身自好，壹身清白兩袖清風，此乃“清廉”；二是指公正，要求為政者辦事公道，秉公執法，剛正不阿，不徇私情，此乃“廉正”；三是要求為官者要以義取利，此乃“廉明”；四是壹般人也要取道義，去邪心，嚴格自我約束，孟子稱之為“廉士”。
篤實忠厚的品格，是在長期的農耕生產方式中形成的，是壹種質樸的品格和務實的精神。這種質樸務實的價值取向，形成了中華民族壹項寬厚的美德。“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就是說君子的胸懷應該像大地壹樣廣厚，能夠承載、長養萬物。這種寬厚的胸懷是中國人在處理人際關系時，能夠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正因如此，中華文化的務實性和包容性，使得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的成員能夠腳踏實地地埋頭苦幹、和睦相處，從而形成了連綿不斷的民族歷史和不竭的活力。
勇毅力行，這是中華民族在道德實踐方面所具有德性和德行，或者說是在道德意誌方面的美德。孔子以“知、仁、勇”為三達德，仁是核心，知所以知仁，勇所以行仁。孟子認為，人格修養要達到不被利益得失所動搖，就必須具有“勇”的品格，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便是勇的體現。毅，即是在艱難困苦中堅持下去的毅力，包括在各種情況下能夠遵守道德準則的毅力。“士不可以不弘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些都是以堅毅、勇毅、剛毅為基礎和前提的。勇毅和力行十分不開的，只有知行合壹，才能夠成聖成仁。人格的完美，社會的進步，重心不在於知和言，而在於行，所謂“訥於言而敏於行，恥其言之過其行”是也。正是這種勇毅力行的美德，形成了中華民族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風貌。
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涵蓋了人與自身、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三方面，作為中國古代道德文明的精華，在中國社會的發展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在傳統美德的實踐中，逐步形成了壹種崇高的民族精神，並在價值意義上形成了中華民族的道德人格的精髓和精魂。因此我們可以說，傳統美德不僅是民族生存和發展之根，而且，現代中國的道德文明建設，必定要從傳統美德中汲取基本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