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新中國50余年的發展歷程，總體上看，流通經歷了“貶低——擡高——回歸”的特殊演變過程。
建國後計劃經濟體制建立的初期，受蘇聯“無流通論”的影響，我國理論界認為社會主義消滅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絕大多數消費品和所有的生產資料和服務產品都不是商品，消滅了集貿市場，在短缺經濟條件下主要采取了計劃票證定量供應的方法進行分配，計劃調撥代替了流通過程，那時，流通的地位被極大地貶低了， “無流通論”籠罩著整個理論界。
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完全確立並相對成熟的時期，客觀上要求建立相應的流通體制與之配套，因而我國逐步建立了商業、糧食、供銷合作、外貿等流通組織系統。這些流通組織系統的發展過程起伏跌宕，特別是在十年文革時期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艱難地維持了當時國民經濟的運轉。這壹時期流通的特點是形成了具有較強部門色彩的流通體制，構成了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典型的流通組織網絡，幾大流通組織體系的職能分工是十分明確的。這壹時期，嚴酷的現實使人們不得不重新認識流通的作用，流通開始受到初步的重視。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就是在這時對“無流通論”提出批評，並開始研究價值規律和流通問題的。
轉折發生在改革開放以後。在80年代中期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時期，計劃經濟體制開始松動，商品經濟開始發展，流通領域轉向活躍，流通的重要性充分顯現；但計劃經濟體制的根基尚未動搖，整個經濟仍處於供不應求的“緊運行”狀態，有計劃組織流通仍十分必要。這壹時期我國進壹步完善和強化了商業、物資、糧食、供銷合作、外貿五大流通組織系統，建立了商業部、物資部、糧食部、供銷合作總社、外貿部等五大國家管理部門，將流通活動組織到了最嚴密的程度。與此相適應，流通理論研究空前活躍，提出了建立流通經濟學的強大呼聲，流通的地位被推向極致。
但是，進入 90年代之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開始確立，流通的地位發生逆轉。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徹底轉軌，隨著流通的社會化、民間化、微觀化，大部分國家流通職能轉移到民間，不需要專門的國有流通組織系統來承擔，因而原來的五大流通部門地位開始下降，功能開始分化，閑置的閑置，撤消的撤消，合並的合並，到目前，只剩下符合實際的國內貿易部和對外經濟貿易部兩大流通管理部門。可以說流通的“重要性”明顯弱化，流通理論研究急劇降溫，流通經濟學的困惑和衰落也隨之出現。
總之，建國後流通在我國經歷了“貶低——擡高——回歸”的曲折發展歷程，流通理論研究和流通經濟學的設立也隨之起伏。目前的正常復歸是經濟背景發生重大變化的必然結果，對此，沒有必要困惑，而應該有清醒的正確的認識。 雖然流通理論研究從建國以後就開始了，但流通經濟學的提出和建立卻是改革以後80年代中期的事情。從發展的情況看，雖然取得了壹定的成果，但中國流通經濟學存在著明顯的缺陷與不足：
1、理論基礎的單壹化
受社會環境和意識形態的制約，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流通理論壟斷著我國流通理論界，被作為唯壹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而且只是機械的理解和全盤接受。沒有也不可能放眼世界，了解西方主流經濟學發展動態，吸收其學術成果和理論精華。這種理論基礎的單壹性導致了中國流通經濟學的先天不足。
2、研究對象的搖擺不定
受馬克思流通觀的雙重涵義的影響，我國流通界也出現了對流通範疇的兩種認識，形成了“寬派”和“窄派”兩大流派。寬派以資金（資本）運動為其研究對象，各種理論範疇或主要的研究視角是以資金為核心展開的；窄派以商品運動為其研究對象，各種理論範疇或主要的研究視角是以商品為核心展開的。與此相對應，寬派流通理論認為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與社會總資金運動有關的領域；而窄派流通理論則主張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僅僅包括與商品運動直接有關的領域。流通概念的爭論不休導致了研究對象的搖擺不定，而研究對象的不確定性則直接影響著流通經濟學的創立和發展。在我國已出現的相關學術著作中，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1985年9月提出的《社會主義流通經濟學》提綱就是寬派的代表，其框架基本上是《資本論》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翻版，張緒昌、丁俊發1995年主編出版的《流通經濟學》也是以廣義流通為論述對象的，除了商品流通外還涉及到了貨幣流通、資本流通、勞動力流通、產權流通和信息流通等；而賈履讓、張立中1998年主編出版的《中國流通產業及其運行》，則強調“本書的基本觀點主要是以窄派流通理論或者說是以馬克思主義流通觀稱為‘真正的流通’為依據來建立流通產業理論框架的”，是窄派研究對象的代表。到目前為止，關於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還沒有形成壹致的看法，這是我國流通經濟學不成熟性的明顯表現。
3、研究內容的過分專業化和強烈的“部門”色彩
對應於實踐中的商業、物資、糧食、供銷合作、外貿五大流通組織系統，流通理論界分別創建了商業經濟學、物資經濟學、糧食經濟學、供銷合作經濟學、國際貿易等五大部門經濟學；壹些大學設立了商業經濟系、物資系等，甚至建立了物資學院、糧食學院等大學。流通經濟學的計劃經濟色彩和行業部門分割特別明顯。顯然，這種過於專業化的流通經濟學只能適應計劃經濟時代的需要，隨著經濟基礎和環境的變化，其生命力是不會長久的。
4、濃厚的“政策解釋學”學術傳統
長期以來，在特殊的政治氣候下，我國理論界形成了“解釋政策”的不良學術傳統，流通經濟學研究也不例外。例如1957年，當時的商業部領導在接見中南財經學院的學生時指出，“在貿易經濟學方面，我們還沒有可能編寫壹本適合我國國情的教科書，只能從目前的商業政策中找出若幹專題進行講授和討論。這樣做的缺點是系統性不夠，但好處是能闡明目前商業政策中的實際問題。我們建議采取這種做法。”這個講話對我國流通理論的影響很深，隨後中國商業幹部學校按此要求編寫了《商業政策》壹書（姜德波，1996）。這奠定了我國流通理論研究的“政策解釋學”學術傳統，以後基本上是唯領導講話和中央政策為上，難以聽到真知灼見的“聲音”。孫冶方在理論研究上的創新曾壹度遭到批判。受這種不良學術傳統的影響，流通理論研究不可能取得應有的進展。
5、研究方法的落後性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傳統的規範研究方法，側重於定性分析，過分強調社會主義流通的特殊性和優越性，動不動加入價值判斷，空洞說教的成分很大；而主流經濟學強調的實證研究方法和常用的定量分析的方法很少采用。這種研究方法和工具的落後性，嚴重影響了我國流通經濟學的規範性和科學化。
總之，我國目前的流通經濟學，既缺乏科學的理論體系，也缺乏有效的現實解釋力，不符合國際經濟學學術傳統，與主流經濟學範式有很大距離，表現出明顯的不成熟性。而且，在新形勢下落後於流通現實的發展，日益陷入困境。 是否應轉向流通研究的科學分流的問題
我們認為，流通經濟學目前的困境，實際上是以往“矯枉過正”後的正常復歸，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流通職能的合理定位。究其原因，壹方面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徹底轉軌的客觀必然，另壹方面是經濟學研究規律使然，不值得大驚小怪。
從經濟背景來看，改革以來尤其是90年代以來，中國已經實現了經濟體制的徹底轉軌，市場經濟已經取代計劃經濟成為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的主導機制，與傳統計劃經濟相配套的流通體制正在分化和瓦解，傳統的流通觀念和流通理論需要更新，適應全新的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的流通觀念正在確立。在這種情況下，壹味強調流通的“重要性”，刻意強調建立流通經濟學已失去經濟基礎。正如瓊·羅賓遜所強調指出的，“經濟基礎的變化引起經濟學說的發展”。
從目前世界經濟學發展的軌跡和規律來看，流通經濟學似乎不再必要。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趨勢是實現流通問題研究的科學分流：屬於宏觀層面的，就歸於“經濟學”去研究；屬於貨幣流通、資本運動的，就歸於“金融學”去研究；屬於信息流通的，就歸於“信息經濟學”去研究；屬於對外貿易的，就歸於 “國際貿易”去研究。但市場經濟下的流通問題對於理解上述經濟領域的問題卻有著指導性的關鍵作用。顧仍然不可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