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法，雖然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主要內容，在商代是刑，在春秋戰國是法，而秦漢以後是律，但不管是刑、法、還是律，它們三者的核心都是刑事法律，包含的內容是刑法和刑罰，都不含有權利和正義的含義。在西方，能譯作“法”的拉丁語詞匯很多，但它們***同的基本含義有三：壹為法，二為權利，三為正義。這個詞壹開始就把法、正義和權利緊緊聯系在壹起。在西方，“法是公正的藝術”。透過中文“法”與西文“法”之間語義的差別，我們可以看出中西對法的價值取向和歷史背景的不同。在中國，法不意味著權利，因此中國傳統法律缺乏權利文化，人們不知權利為何物。在中國人看來，法律要麽是純義務的規定，要麽是暴力統治工，
們對待法律的態度是非理性的。而西方則具有悠久的權利文化傳統，他們崇尚法律，他們認為法律是保護人的權利的工具，他們講求誠實信用原則，他們對待法律的態度是理性的。我們從法的語源分析,可以看出東西方權利義務觀念的不同導致對法律態度的不同，因而西人在積極主動的權利鬥爭中求利益，中國人則在被動或被迫的義務風險中求利益。
二、中西傳統法律文化中法的地位差異
中西傳統法律文化的不同之處突出體現在法的地位差異。這樣的差異，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看出：
（壹）法的權威
考察西方法律史，我們會發現在西方傳統法律文化中，法律是和核心文化，並且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無論是持基督教教會與王權長期對立和爭鬥，任何壹方無法取得壓倒性的勝利，這種二元對立主導下的多元政治格局是西方法律傳統形成條件的觀點；還是商人階級在中世紀後期歐洲各王國的崛起是西方法律傳統的現實基礎的觀點，都可以看出法律之所以在壹個社會成為核心文化和權威性地位，實際上是為了平衡各種權力和利益沖突，從而不至於同歸於盡的妥協物。11世紀末到12世紀末是西方法律體系的形成期差不多是所有學者的***識，在這個時期各種法律體系在羅馬天主教會和西歐各王國的城市和其他世俗政治體中被創立出來，法律體系真正脫離了社會習慣、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的社會母體，形成了系統化的、獨立的法律體系，其特征是有成文的法律、專門的司法制度、職業法律家階層、也有專門的法律著作。在這之後，西方的法律制度持續發展達數代和數個世紀之久，每壹代都在前代的基礎上有意識地進行建。
在西方傳統法律文化中，法律是最高的統治者，基於人性本惡之認識，人們對任何人包
（二）法的信仰
公眾對法律的尊重源於公眾對法律的信仰，源於對法的壹種神聖的情感。在西方文化中，基督教對法律的影響最深刻的即是法觀念，上帝是天地間壹切萬物的創造者，人類自身和人類的，
不過是上帝的賜予而已。由於西方人大都信奉宗教，人的對宗教的服從是發自內心的真正的服從，是對宗教的真誠信仰這種信仰所產生的歸屬感與依賴感,能激發起人們對法的信任、信心和尊重，並願意為之獻身。正是在這種社會普遍的宗教情感氛圍中，法律最終找到了自身正當性與合理性的真正基礎和根源並獲得了真正的、有普遍社會感召力的神聖性。中國傳統文化中從來就沒有發自內心的內疚，中國人有時相信迷信，而迷信的前提是有所求，並不是發自內心的真正服從，而是在某種情形下不得不從。由於中國的法律自產生時起,就是靠其嚴酷與冷峻，靠外力的強迫、壓制與威脅使公眾對其產生敬畏感，而沒有神聖性，因此，人們很難對法律產生信仰。
三、法的作用差異
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政治結構，中國從秦之後就維持著超穩定的以儒學為國家價值體系的大壹統國家形態，沒有任何壹種政治力量足以和這種強大的皇權相抗衡，更別說各朝各代長期施行的“重農抑商”的國策斷絕了商人階層成為政治博弈力量的可能。法律從壹開始就僅僅作為壹種國家暴力工具，用於管理統治臣民的手段而已。法只有皇權對臣民的單向壓迫性和行為要求，這種單向性從壹開始就因為宗法體系在中國社會的強大得到了整個社會的普遍認可並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不斷得以加強。 而在西方，基於與中國完全不同的城邦政治的政治結構和商品交換的經濟發展模式，法律壹方面是國家對人民行為規範的要求，另壹方面又是平等個體之間民商事交往的規則。多元化價值體系的發展和社會不同階層發展所出現的利益訴求，使得法律成為調節這些力量，是指達成***同滿意的妥協，不至於同歸於盡的調整工具。法律是人們為爭取自身利益的武器，是權力鬥爭的武器。西方基督教文化賦予法律的權威性，以及人們對法律面前人人（包括君主）平等的***同認可，使得法具有了主體之間的雙向交流和博弈過程。
四、中西傳統法律文化的相似性
雖說中西傳統法律文化差異巨大，但二者具有壹定的相似性。尤其二者都在某個時期
動了人類社會的文明演進。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經歷了從禮樂文明到禮法文明的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