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明誌
明誌、立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道德規範,是儒家提倡君子修身立德的必修內容。中國歷代先賢無不立誌高遠以修身養德、報國安民。
誌當存高遠
諸葛亮說:“誌當存高遠。”只有誌向遠大才能克服眼前的困難和自身的弱點,朝著既定的目標前行。古人常常登高望遠,表明心誌,“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站得高才能看得遠,胸懷大誌,不計壹時的得失成敗,才能最終實現宏偉的誌向。
中華民族自古就有許多俗語,用來激勵人從小立誌,如“少小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少年立誌出鄉關,削弱不成死不還”“有誌不在年高,無誌空長百歲”等。東漢名將馬援“少有大誌”,以“丈夫立誌,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自勉,為國東征西討,立下赫赫戰功。所以說,樹立遠大的誌向對人的壹生是很重要的,但這種誌向必須是符合道義的,否則,就不會有崇高的人格境界。
遠大誌向和宏願反映的是很高的心性和境界,人各有誌,言誌、明誌、立誌可以明心,可以見性,更可以堅定自己的返本歸真之路;也可以觀其誌,找到差距而有所促進,子路之誌直率而豪邁,可以增進友誼、同甘***苦、去除自私自利;顏淵之誌敦厚於德行,可以充實本性、修己利人、淡薄虛名;夫子之誌心裏裝的可能是天下人,仁心仁術,無私無我,為著天下人在著想。
諸葛亮還說過:“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即不恬淡寡欲就不能確立遠大的誌向,不排除雜念就無法深謀遠慮。這是諸葛亮對其子的諄諄教誨,也是他關於修身養德的至理名言。
壹個人利欲熏心,就不能有遠大的誌向;心氣浮躁,很難有真知灼見。只有淡泊名利才能立誌恢弘,心態平和才能深思熟慮。崇高的理想必然要遠離世俗的貪欲,透徹的思維也經常從寧靜的心境中流出。崇高的人格,需要崇高的情誌來支持,需要在淡泊和寧靜中不斷追求和升華。
古人講:“有誌者事竟成。”並不是說確立了遠大的誌向後,就可以坐等成功了。在立誌與成功之間,還需要堅持不懈地努力。如果沒有實際的付出,再高遠的誌向也是空中樓閣。唐代高僧鑒真東渡日本弘揚佛法,歷盡磨難,前五次均告失敗。但是他沒有放棄,直到第六次,終於到了日本,把唐朝的文化帶到日本,他本人成為日本律宗的創始人。
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意思是誌向遠大的人不可以不剛強堅毅。子路問道:“先生認為應該怎樣做才會剛強呢?”孔子回答說:“君子可以隨和,但是並不隨波逐流,這才是真正的剛強啊!君子要做到和而不流,就要立定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國家政治開明,自己也不改變窮困時的操守;國家暴虐,沒有德政,至死也不改變平生的誌向,這才是真正的剛強啊!”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做人應該堅持合乎正道的主張和原則,不能隨波逐流,依正道選定的價值目標要有堅定的信念,只有這樣才能激勵自己克服壹切艱難困苦,勇往直前,以無畏的勇氣、毅力和信心去實現遠大的目標和理想。
君子固窮 誌不溫飽
子曰:“君子固窮。”意思是君子要安於貧困,不失氣節。北魏中書侍郎高允正是壹個“固窮”的“君子”。
北魏朝廷的官員都沒有俸祿,但壹般官員都有自己的家產,而高允卻沒有。他家裏壹貧如洗,常常靠他的兒子們上山打柴維持生計。但這並沒有改變他的誌向。在朝廷中,他以直諫著稱。朝廷內如果有什麽事做得不合適,他就請求晉見皇上。北魏文成帝拓跋浚常常屏退左右,單獨和他交談。有時高允言辭激烈,切中要害,拓跋浚聽不下去,只好讓人把他扶下去。不過,拓跋浚對高允非常信任,特地提升他做中書令。
有壹天,司徒陸麗忍不住對拓跋浚說:“陛下,高允雖然蒙受恩惠,可他家裏實在是窮啊!”
拓跋浚壹楞,說:“這怎麽可能?”“千真萬確,他的妻兒連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根本無法出來見人。”
拓跋浚當即起駕,親自來到高允家。他壹看,高允家裏只有幾間草房,床上只有粗布被褥,妻兒穿的是舊棉絮做的衣袍,廚房裏也只有些鹹菜。拓跋浚感嘆不已,馬上賜給高允五百匹繒帛、壹千斛糧食,並任命高允的長子高悅為長樂太守。高允堅決推辭,拓跋浚不肯答應。從此,拓跋浚對高允更加器重,見面常呼他“令公”,而不叫他的名字。
子曰:“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意思是說,有誌之士,既然存心在道,就不應該貪求享受,如果還以粗糙的衣服和簡陋的飲食為恥辱,那就不值得和他談論了。孔子認為,壹個人斤斤計較個人的吃穿等生活瑣事,他是不會有遠大誌向的,因此,根本就不必與這樣的人去討論什麽是道的問題。
據說明代有壹個叫鄒立庵的人,他十六歲到京師會試時,與另壹個前來會試的考生閑聊。那人壹見面就問:“考上狀元會有多少錢啊?”鄒立庵聽了掉頭就走,不屑與他交談。
人的誌向不同,對事物的掌握、看法就會不同,所以心壹定要端正,誌向壹定要純正,否則在隨波逐流中就容易迷失自我了。
宋代王沂,名曾,自幼刻苦讀書,敦品勵學,誌向不凡。真宗時,王沂考上狀元。有人跟他說:“考上狀元,就壹生吃著不盡,不用愁溫飽了。”王沂很嚴肅地說:“我平生誌向不在溫飽。”後來,王沂歷任宰相,廉潔自持,做事正直,朝廷很重用他。
可見,君子應該從小立誌,誌向要清廉高尚,誌向倘若立得高尚、立得堅定,他日到社會上服務時,才不會被利益所誘。
晉朝的時候,有壹位名叫夏統的人,博學多才,但由於當時奸佞當道,朝政昏暗,他壹直不肯做官,很多人邀請他,都被他拒絕了。有壹回他因事到京師去,順便拜訪太尉賈充,賈充希望把他留下來,幫助他處理政事,可是壹直無法說服他。於是就想用權勢來誘惑他。賈充召集軍隊、車馬,排著整齊的隊伍,吹著響亮的號角,請他壹起閱兵,並對他說:“如果妳答應做官的話,這些軍隊、車馬就歸妳指揮,這是人人都羨慕的事。”“這些軍隊、車馬的確雄壯威武,可是我對它們毫無興趣。”夏統淡淡地說。
賈充聽了,非常失望。但他想,妳也許不喜歡權勢,可是總不會不喜歡財色吧?於是他召來了壹大批美麗的歌伎,穿著漂亮的衣服,在夏統面前翩翩起舞。他又對夏統說:“如果妳願意做官的話,這些美女就是妳的了。”可是夏統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他說:“這種享受是很難得,但也不是我想要的。”經過這麽幾次的勸說後,賈充知道權勢、美色是無法打動夏統的了,於是憤憤地對家人說:“夏統這小子,真像木頭做的人,石頭做的心。”這就是“木人石心”成語的由來,形容壹個人的意誌堅定,任何誘惑都動搖不了他,如果他接受了引誘,改變了意誌,那就是“逐物意移”了。
《論語》中記載:孔子與弟子們在陳國某地斷絕了糧食,隨從的人都餓壞了,不能起身行走。子路滿臉惱怒地去見孔子說:“君子也有困厄的時候嗎?”孔子說:“君子固然也有窮困的時候,但能安守節操。不過小人困厄了就不約束自己而胡作非為了。”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原憲居住在魯國時生活貧窮,房屋簡陋、門窗不全,遇雨漏水,他卻端坐在裏面彈琴。接待子貢時,他頭戴破帽,腳穿破鞋,拄著木杖倚在門邊。子貢問:“先生生病了嗎?”原憲答道:“我聽說,沒有錢財叫作貧,學道而不能去實踐者才稱病。我現在是貧,不是病。”
由此可見,古代賢哲以安貧樂道為美,也告訴我們,應本著樂道固窮的精神進德修業。
貧賤不能移 但使願無違
古人有“安貧樂道”的說法。孟子說:“貧賤不能使他改變誌向,這才叫大丈夫。”孔子曾發出“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等慨嘆。孔子最得意的門生顏淵就是壹個安貧好學的人,孔子經常誇他用壹個筐盛飯、壹個瓢喝水、住在簡陋的破屋裏,卻能做到壹直不改他求道的快樂。面對貧窮時,能做到像孔子的弟子顏淵那樣簞食瓢飲仍能安貧樂道的,才是真正的君子。
“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是陶侃的曾孫,祖父外祖父雖是東晉的名士,但是到陶淵明時,家道已經衰落。然而自幼就貧困的他,並不以貧為苦,他壹生雖沒有顯赫的功業,但他高尚的人格和詩文的成就,卻受後人崇仰傳誦不已。
少年時期的陶淵明,對國家社會胸懷大誌,曾自許“猛誌逸四海”,但他身處亂世卻有誌不得伸。陶淵明壹生只做過四次小官,每次當官的時間都很短,就是因為他達觀自然、淡泊名利的本性,讓他不願在當時虛偽腐化的政治社會環境去同流合汙。他最後壹次做官是出任彭澤縣令。他到任八十多天,碰到潯陽郡的督郵來檢查公務。督郵的品位很低,是個粗俗而又傲慢的人,常假借巡視之名向轄縣索取賄賂。縣吏卻說:“當束帶迎之。”就是應當穿戴整齊、備好禮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淵明嘆道:“我豈能為五鬥米向鄉裏小兒折腰。”意思是我怎能為了縣令的五鬥薪俸,就低聲下氣地去向這些人賄賂獻殷勤,於是辭官歸隱田園。
當時他寫了“歸去來辭”壹文以見其誌,序文中說:“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在“饑凍”和“違己”的矛盾下,他做了不容易的抉擇。這意味著妻兒將和他壹起挨餓,意味著沒錢買他最愛的酒……他甚至在饑餓的驅使下向人乞食!壹代文豪蘇東坡讀到他的“乞食”詩也不禁為他感到悲痛!
但是在這種令人難以想象的磨難中,他卻始終無怨無悔、安貧樂道,他以“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自我期許,不為自己的艱難處境擔憂。可見陶淵明對自己是了解透徹的:與其在渾濁的溪流中隨之浮沈,心中無法寧靜,不如跳出這渾水,給自己的靈魂自由。對他而言,“違己”甚於“饑凍”。於是,為了做壹個尊貴的“人”,他舍棄世俗的虛名,選擇隱居務農,回到山林的懷抱,回歸生命中真實的自己。
可見,現實生活的苦難並不會挫敗壹個有智慧與決心的人。陶淵明的勇氣令人佩服,若非真正了解自己,若非熱切地想尋求生命的價值與自由,壹般人很難在利益面前做出抉擇。身處亂世,舉世皆濁,陶淵明能不同流合汙,不出賣靈魂,尊重己誌,選擇掛冠求去以無愧我心。
威武不屈 松柏之誌
蔡元定,字季通,是南宋著名理學家,建州建陽(今福建建陽)人。蔡元定天性聰穎,八歲時就能寫詩,每天能寫數千字。曾經在西山頂上,忍著饑餓,吃著野菜苦讀。後來拜朱熹為師,朱熹了解到他的學問後,大吃壹驚,說:“妳應該是我的朋友,而不應位於弟子之列。”
後來,朱熹遭到權貴奸臣攻擊,蔡元定也受到牽連,被貶往道州。但蔡元定誌節不屈,拄著拐杖與兒子走了三千裏路,腳上都流血了,臉上仍沒有半點難色。到了被貶地後,蔡元定絲毫沒有擔心害怕受到攻擊和禍患,依舊堅持宣揚教化,廣收門徒,遠近慕名前來學習的人很多。他曾經訓誡子弟們:“做人應獨自走路時,面對自己的影子沒壹點愧疚;獨自睡覺時,面對被子也沒有壹點愧疚。不要因為我獲罪妳們就懈怠了自己的誌向。”意思是做人應堂堂正正,問心無愧,不要面對禍患就改變了自己的誌向和節操。
蔡元定壹生深明大義,堅守氣節,淡泊名利。朝廷專權的奸臣被誅殺後,蔡元定被賜謚“文節”,以此表彰他學識淵博、堅貞不屈的操守。朱熹也惋惜蔡元定卓絕的才能、不屈的氣節,這樣的人以後再也看不到了。
宗世林是東漢末年南陽人,他和曹操是同壹時代的人,但他非常瞧不起曹操的為人,不願和他交往。後來曹操官至司空,總攬了朝政大權,對他說:“現在我們可以交往了吧?”他拒絕說:“松柏之誌猶存。”
人大都不會甘願過貧窮困頓、流離失所的生活,希望得到的是富貴安逸。但這必須通過正當的手段和途徑去獲取。倘若是用不正當的方法得到它,君子就不會去享受;貧窮與低賤是人人都厭惡的,但若是用不正當的方法去擺脫它,是擺脫不掉的。孔子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如果離開了仁德,又怎麽能叫君子呢?君子沒有壹頓飯的時間背離仁德的,就是在最緊迫的時刻也必須依照仁德辦事,就是在顛沛流離的時候,也壹定會秉持仁德去辦事的。孔子說:“茍誌於仁矣,無惡也。”如果立誌於仁,就不會做壞事了。養成了仁德就不會去做壞事,即不會犯上作亂、為非作惡,也不會驕奢淫逸、隨心所欲。而是可以做利己、利人、利天下的善事了。
君子不為惡,否則寧守清貧而不去享受富貴。這種觀念在今天仍有其不可低估的價值。如果人以不義之方式取得富貴或躲避貧窮,人人為所欲為,無惡不作,終將造成社會災難,甚至造成人類的自我毀滅!只有淡泊名利,立誌有為,以利他為榮、利民為榮、利國為榮,人人爭著為民族和社會奉獻壹點力量,社會才會壹片光明,人類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