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明清時期魚紋瓷器概述
1、明代魚紋瓷
明代魚紋瓷以景德鎮為中心的瓷器生產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景象，其用魚紋裝飾的瓷器種類豐富，具有濃郁的時代氣息。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有：綠釉刻魚水紋小碗、宣德釉裏紅四魚紋高足碗、宣德霽藍釉白花魚蓮紋盤、宣德白釉魚藻紋盤、成化五魚紋高足碗、弘治礬紅五魚紋盤、正德紅綠彩四魚紋盤、正德紅釉白魚紋盤、正德釉裏紅魚紋盤、正德孔雀綠釉刻花魚蓮紋大碗、正德青花礬紅五魚紋大碗(彩版壹，1)、嘉靖青花魚蓮紋罐、嘉靖仿宣德款青花魚蓮紋菱花式洗、嘉靖款青花魚蓮紋大碗、嘉靖青花魚藻紋盤、嘉靖青花蓮塘魚藻牡丹紋花式洗、嘉靖青花魚藻紋出戟尊(彩版壹，2),嘉靖青花加彩魚蓮紋罐、嘉靖五彩魚藻紋罐、萬歷青花魚蓮紋大盤、萬歷青花魚藻紋蒜頭瓶、仿定窯印花魚蓮紋碗、仿定窯印花魚蓮紋大碗等。明代魚紋用在釉裏紅、青花、青花礬紅、五彩、紅綠彩、孔雀綠釉、仿定窯白釉印花等種類的器物上，魚紋成為明代各朝喜繪的紋樣。嘉靖時期最普遍，它由前期的單畫壹條鯽魚演變到畫鯖、鯉、鲌、鯽四種魚，魚體肥大。在瓶、罐、或盤、碗的四面各畫壹魚，互相對稱，空間襯以水草、蓮花、浮萍。嘉靖魚紋在紋飾內容上比元代豐富，藝術處理上比元代進步，能夠與現實緊密地結合起來，將水中的魚兒、蝦、蟹、蝌蚪、深水中的藻類，都通過畫面大膽生動地呈現出來，畫法細膩，紋飾繁密，用色濃艷，裝飾性強，受晚明畫風影響，商業性較強。
明嘉靖 五彩魚藻紋蓋罐
明萬歷 青花魚藻紋蒜頭瓶
明宣德 藍釉白花魚蓮紋盤
明宣德 釉裏紅三魚紋高足碗?
2、清代魚紋瓷
清代制瓷業達到了鼎盛，裝飾紋樣不僅繼承了前朝的優秀傳統，而且有所發展和創新，魚紋瓷的品種、數量和魚紋的組合都超越前朝。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藏品異常豐富，所見按年號和色釉列舉如下：
康熙時期魚紋瓷
此時宮中所藏***計90件，按釉色品種和器物種類分別有下列幾種：
（1）青花：青花魚龍變紋高足盤、青花魚蓮紋葵花式洗、青花魚龍變紋板沿洗、青花魚草紋小碗、青花海水魚龍變紋折沿洗、青花魚龍變紋盆、青花魚龍變紋筆筒、青花四魚紋缸、黃地青花魚水紋水丞、青花加紫落花遊魚圖碗、青花加紫魚藻紋缸、中和堂款青花加紫魚藻紋碗和青花紅彩三魚紋碗等。
清康熙 青花魚藻紋缸?
（2）釉裏紅、紅彩：釉裏紅三魚紋水巫、釉裏紅雙魚紋瓶、釉裏紅魚龍變紋盤口瓶、釉裏紅海水魚紋缸、釉裏紅魚藻紋魚缸、仿宣德款粉青釉裏紅四魚紋水丞(彩版壹，3)、礬紅彩魚紋折腰碗、郎窯紅描金魚藻紋盆和礬紅彩五魚紋盤等。
（3）五彩：五彩魚龍變紋洗、五彩四魚紋盤、五彩四魚花卉紋折腰碗、五彩五魚紋碗、五彩魚藻紋缸、五彩開光遊魚鬥雞圖銀錠杯、五彩裏龍外魚紋盤、雙魚款五彩詩句花卉紋盤、在川知樂款五彩魚藻紋大盤、在川知樂款五彩魚藻紋小盤。
清康熙 五彩魚藻紋棒槌瓶
（4）仿明魚紋瓷：仿宣德款鬥彩外海水五魚裏團花紋盤、仿宣德款霽藍釉白花魚藻紋盤、仿宣德款白釉凸魚龍變圖觚、仿成化款鬥彩落花流水圖碗、仿成化款八魚紋碗、仿成化黃地白魚紋石榴尊和仿成化款灑藍地釉裏紅魚紋撇口碗。
（5）其它品種：灑藍描金紅魚紋盤、酒藍描金魚紋棒槌瓶(彩版壹，4)、霽藍地白魚藻紋碗、黃釉魚式筆山、白釉魚藻紋缽缸、孔雀綠釉魚式水註和素三彩魚草紋碗等。
雍正時期魚紋瓷
此時宮中所藏***計41件，按釉色品種和器物種類分別有下列幾種：
（1）青花：青花魚藻紋盤、青花魚藻紋盆、青花加紫五魚海水紋葫蘆瓶和仿成化款青花四魚紋碗等。
（2）釉裏紅、紅彩：釉裏紅三魚紋碗、三魚紋把碗、三魚紋高足盤、三魚紋盤、鮮紅三魚紋碗和紅魚藻紋觀音瓶等。
（3）粉彩、五彩和鬥彩：粉彩魚藻紋板沿洗、粉彩花卉四魚紋盤、五彩魚藻紋碗、五彩魚草紋碗和仿成化款鬥彩落花流水圖杯等。
（4）白釉：雙魚紋瓶(彩版壹，5)
乾隆魚紋瓷
此時宮中所藏***計36件，按釉色品種和器物種類分別有下列幾種：
（1）青花：青花魚藻紋碗、青花魚藻紋盆、青花海水魚龍變紋高足盤。
（2）釉裏紅：折枝花雙魚耳洗、五魚紋盤、三魚紋把碗、豆青地青花釉裏紅魚藻盤。
（3）粉彩：魚藻紋盆、山水魚藻紋折沿盆、四系金魚轉心瓶(彩版壹，6)、豆青地粉彩外魚藻裏紅彩五蝠紋盤、黃地粉彩魚紋瓶、木紋釉裏米色地粉彩魚龍紋臥足碗。
（4）其它：仿龍泉釉刻魚紋高足盤、天藍釉雙魚瓶、黑彩外山水裏魚藻紋方鬥杯和仿黑紗魚藻紋嵌時表葫蘆壁瓶等。
二.明清魚紋瓷文化內涵
明清瓷器大量采用魚紋的裝飾紋樣，不是偶然的，是歷史積澱的結果，追本溯源魚紋貫穿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的始終。如新石器時代魚紋彩陶盆、父系氏族社會出土的綠松石魚墜、商代中期龜魚紋盤、西周中晚期的青銅雙魚瓶、春秋早期刻魚紋銅盤、秦漢鳥銜魚紋瓦當、晉代鳥啄魚紋金飾品、唐宋官服上的魚袋、魚符、唐代發兵用的“魚契”、宋代宮中“魚鑰”、宋代魚藻圖繪畫作品、南宋魚藻紋銀杯、明代魚紋織錦、清代魚藻紋漆盒、清代象牙鏤空雕魚、清代魚藻繪畫作品、在民間有魚燈，直至今日還流行“連年有余”、“鯉魚跳龍門”等年畫。其中尤以魚紋陶瓷最為豐富，歷史悠久，距今已有七千年。
魚，作為水中最常見的動物，為什麽能長久地活躍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它已成為壹個文化因子深深地融入中華民族的血液中，魚為什麽能與中國歷史文化交織在壹起，這是本文進壹步探討的問題。
1、魚與祭祀宗教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的第壹版序言中指出：“根據唯物主義的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壹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壹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在長期的漁獵經濟生活中，原始社會的先民對魚有了很深的了解，“魚腹中多子”引發先人對生殖的聯想，聞壹多認為魚的象征意義起源於魚的繁殖力最強，與原始人類的崇拜生殖、重視種族敷衍直接相關。“鯉魚擺子”壹類繁殖事項，啟發著人們去幻想借助魚的旺盛生殖功能來提高和強化人們的生殖能力，以期子孫榮昌，魚成為生殖崇拜對象。1958年，在西藏日士縣發現的葉蕃以前的巖畫，展示了類似生殖崇拜觀念，其中壹幅，繪有日月，男女性器、鳥和魚等。畫面上，壹條大魚腹內孕有十條小魚，下方有四個戴鳥形面具的人在舞蹈，周圍有三條小魚。畫中的日月、男女性器、魚鳥均表示陰陽對應，對生殖崇拜觀念做出了多層面的渲染。半坡的人面魚紋是寓人於魚的寫照。有人說它是圖騰的象征，有人說是“寓魚於人”，有人則認為是壹種早期的宗教祭祀儀式。
根據趙國華《生殖崇拜文化論》壹書認為雙魚的外形象征女陰，月經從女陰流出，他們把魚血象征女性的經血，創造了魚血祭，以求女性多有經血，多多繁衍人口。遠古人類又以水象征女性的月經，月經稱作“信水”、“月水”、“經水”，由於女性有月經(信水)，月經又與水相聯，人類進入以農業為主的社會之後，初民以水象征女性的觀念下傳，於是魚血祭演化為祭魚求雨的儀式。《帝土世紀》:“黃帝出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能牲以醇之，天乃甚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記述的求雨法，在春旱求雨時，用八條活魚(“以生魚八”)祭祀***工;在秋季求雨時，還用九條桐木魚(“以桐術魚九”)祭祀太昊。先秦典籍中，關於以魚作祭祀的記載很多，《茍子·禮論》如“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管子.輕重篇》:“主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魚以為脯，鯢以為肴。若此，則澤魚之征百倍異日”。
2、莊子的“魚樂”思想
《莊子·秋水篇》雲：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雲者，既己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戰國時代莊子把水中的遊魚視為可凝想，認同自然生命的象征。莊子在觀賞壹群跳躍的遊魚時，深深地體會到生命的喜悅。他以“天人合壹”的理念去領會魚的感受。莊子不但可以化魚，也可化蝶，充分表示在中國文化中，人有能力跨越自然界的範疇和界限，領悟其他不同生物的感受。中國的萬物有靈，物吾合壹，情景交融的說法，歷史悠久，意義深刻。莊子道家這種宇宙觀，源自於易經的思想構架。莊子的“魚樂”思想，在中國古代繪畫作品中，如魚樂圖、魚藻圖、遊魚圖亦演變成壹種獨有的繪畫主題，是中國特有的。有關魚樂的繪畫作品《宣和畫譜》和《盛京故宮書畫記》有著錄，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有《春溪魚藻圖》、《群魚戲若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宋代畫家易元吉的“魚藻圖”，清代揮壽平的“紫藤遊魚”等，元明清陶瓷上的各類魚藻圖深受上述繪畫作品的影響。藝術家以平淡的方式來描寫遊魚活潑的姿態。它們有時漂浮徘徊於水藻間，有時突然穿梭於清流旋渦中，有時沈入荷塘，或躍出水面。畫家用流暢的筆墨，描繪出自然生命的韻律節湊。而這種對生命力的認同，正是莊子在濠梁岸邊，銘感於心，無法以語言溝通，物吾兩忘的意境。
3、魚紋的吉祥寓意
由於魚象征多產，食魚可去疾不老，又可乘魚升仙，金魚能攘災避邪，魚的吉祥之意漢代就有顯示。例如漢代銅洗上的“雙鯉圖”後面配有“長宜於孫”、“君宜子孫”壹類吉語。明清以來，運用物象諧音組成吉語，給事物以象征表現又成為新的時尚，魚以及魚與其他事物的象征建構，不僅表現著對人口生殖的祝福，而且更多地趨向對農作、物產、年運豐足的
祈求，進而，通過豐兆吉語再演化成迎祥納福的吉祥圖像，如瓷器上大量流行的“連年有余”（魚和纏枝蓮）、“吉慶有余”（漁和戟、磬）、“富貴有余”（魚和牡丹）、“富足有余”（遊魚）表明，人們對魚的生殖崇拜已轉化為對物的豐收期望。流行於清代的魚龍變，其意在於魚可化龍，凡可入聖，這表明由魚的生殖崇拜、對物的豐收企盼，轉化為對時運、前途、機遇的吉祥祝頌了，魚紋的意義隨時代而升華。
正是由於魚具有的獨特文化內涵，才使中國百姓、士大夫以及皇室的養魚之風興盛起來，從而推動魚紋瓷的發展。
三.明清魚紋瓷產生的社會背景
1、明清賞魚養魚風尚
中國人賞魚可能始於唐朝。韓愈詩曰:“老翁真個似童兒，汲水埋盆做小池。壹夜青蛙鳴到曉，恰好方口釣魚時。”“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忽然分散無蹤影，惟有魚兒作隊形。”韓愈描述了自己埋盆、餵魚、賞魚的情景。到了宋代，賞魚的風尚更盛，宋人蔣之奇有壹首詠金鯽的詩全體若金銀，深藏如自珍，應是嗅餌者，固有是常鱗。”蔣之奇將金鯽比作深藏自珍的高士。明代養魚己相當普遍，壹部養魚、賞魚、品魚的專著壹《朱砂魚譜》此時問世，另外宮中也有“賽金魚”活動。《明官吏》“飲食好尚”篇中記載，每年到了八月中秋，內廷及達官貴人的庭院中，便有“賽金魚”的活動，各家將精心培育的奇特品種，爭相展出，以示富貴。清代養魚賞魚是宮廷生活的壹部分，故宮的禦花園、文淵閣、延禧宮的水晶宮都曾養魚，《國朝宮史續編》:“禦花園七品首領壹，執守待八品副首領壹，待監、太監二十四，專司園內鬥壇、四神祠等處香燭，陪澆花樹、飼養池魚……”①。延禧宮中的水晶宮也曾養魚，據《清稗史》記述:“宮立中央，凡三層，層九問。又四角各有壹亭，計三十九問，以銅作棟，以玻璃為墻，四望空明，入其中者，如置身玻璃世界。墻之夾層中，置水蓄魚。下層地板亦以玻璃為之，俯首而窺，池中遊魚，壹壹可數，荷藻參差，青翠如畫”②。為了滿足宮廷賞魚之風需求，為此明清的景德鎮禦窯廠專門為宮廷燒造各式魚缸，明代的魚缸十分考究。富豪人家誇耀財富，有用金、玉等材料做缸的;宮中則多用景德鎮瓷缸。據《朱砂魚譜》記載:“缸以瓷州所燒白者為第壹，杭州、宜興所燒者亦可用，終是色澤不佳。”瓷州，即今天的景德鎮，宮窯所燒的青花白胎魚缸，或彩繪的鼓式魚缸，寇絕壹時，深受養魚人家所鐘愛。《浮梁縣誌》記載:“明嘉靖三十三年，青花魚缸六百八十”③。清代魚缸的燒制空前絕後，有很多珍貴品種，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康熙落花流水紅魚魚缸、雍正斑竹釉魚缸，雍正天藍釉缽缸。明清景德鎮燒造了大批魚缸，數量之多，種類之豐富，表明兩朝養魚、賞魚風氣的興盛。
2、帝王對魚紋瓷的追求
明清時期的景德鎮陶瓷生產達到了鼎盛，其生產力的發達，工藝的精進，皇室的強大支持，使得它能為宮廷生產繁多的魚紋瓷器，充分滿足了帝王的需求，據嘉靖《江西大誌》陶書“禦供”記載:
“二十壹年，青花白地滿池嬌蜻帕鯉縱水藻魚罐二百。
三十年，青花白地蜻帕鯉裏雲鶴花碗二千三百。
三十三年，裏青穿花龍邊空穿花龍鳳外荷花魚水藻甌壹萬九千八百”④。
以上可見明嘉靖時期宮廷對魚紋瓷的大量需求。
清朝是我國陶瓷發展史上最輝煌燦爛的時代，瓷都景德鎮仍然是全國瓷業生產的中心，產品居於全國的領先地位。清朝首先廢除了明代的匠籍制，產品實行官搭民燒。由於工匠制度的改革，極大地調動了生產積極性，客觀上促進了陶瓷生產的發展。經過康、雍、乾三朝的刻意經營，我國陶瓷生產進入了全面發展的黃金時代。《陶說》雲:“景德鎮延裹僅十余裏，山環水繞，僻處壹隅，以陶來四方商販。民窯二三百區，工匠人夫不下數十萬，借此食者甚眾”⑤，反映出當時陶瓷生產的繁榮景象，因此能夠為宮廷生產種類多、數量大的魚紋瓷，清政府還派督陶官，親理窯務，燒造魚紋瓷。
《浮梁縣誌》記載:
“康熙十九年九月，內奉旨燒造禦器，差廣儲司郎中減應選，筆帖式車爾德，於二十年二月，內駐廠督造。每制成之器，實估價值，陸續進呈。陶器則有缸、盆、盂、盤、瓶、罐、碟、碗、盅、盞之類，而飾以夔、雲、鳥、獸、魚、水、花、草，或描、或錐、或暗花、或玲瓏，諸巧具備”⑥。
至雍正六年，復奉督理燒造，政善工精，具詳陶使沈陽唐英《陶成紀事碑記》備載於左。計開燒造各色條款:
仿龍泉釉寶燒，本朝新制有三魚、三果、三芝五福四種⑦。
清代魚紋瓷之精美還與宮廷畫家的直接參與密切相關。清宮廷造辦處集中了大批具有高深造詣的畫家、藝術家，如康熙朝的名畫家劉源、高鳳翰，他們的作品直接反映在瓷器紋樣之中。《清史稿》記載:“劉源，字伴阮，河南祥符人，隸漢軍旗籍。康熙中，官刑部主事，供奉內廷，監督蕪湖、九江兩關。……時江西景德鎮開窯，源呈瓷樣數百種，參古今之式，運以新意，備諸巧妙。於彩繪人物山水花鳥，尤各極其盛。及成，其精美過於明代諸窯”⑧。郎士寧，康熙五十四年來中國，歷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宮廷畫師，擅長肖像花鳥、走獸。特點是以西洋畫法為主，略參中國技法，重透視和明暗，刻劃細致，暈染勻稱，寫實而止於形似。康熙灑藍描金魚紋棒捶瓶、康熙釉裏紅四魚水巫、乾隆金魚轉心瓶等都能看到其影響。
四.結語
綜上所述，明清魚紋瓷，不僅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而且也有深刻的文化內涵，並有產生的文化背景，它伴隨著陶瓷工藝的發展而繁盛，進而成為極具民族特色的傳統瓷器。
註釋:
①(清)慶桂等編纂：《國朝宮史續編》(壹百卷)，北京占籍出版社，1994年。
②曹榮等撰：《滿清稗史》(二十九卷)。
③(清)程廷濟修淩淪錦纂《浮梁縣誌》(十二卷)，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④(明)土宗沐纂修：《江西大誌》卷七，“陶書、解運”，明嘉靖三十五年本。
⑤(清)朱玫撰：《陶說》(六卷)。
⑥(清)喬桂修遊際盛增補《浮梁縣誌》(二十二卷)，清道光三年刻、十二年增補刻本。
⑦熊廖主編：《中國陶瓷占籍集成》註釋本，第132頁，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年。
⑧戴逸：《清史稿》，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