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文化是海洋文化與農業文化的混合物。
費孝通先生說：“溫州地區的歷史傳統是‘八仙過海’，即石刻、竹編、彈棉、箍桶、裁縫、理發、廚師等百工手藝人和挑擔賣糖、賣小百貨生意郎周遊各地，掙錢回家，養家立業。這些飄泊異地的手藝人和商販同居家耕地的農家女結合，是藝商與農業的結合。”
溫州的商業為什麽繁榮？從溫州特殊的地理位置看，溫州地處東南沿海和甌江下遊，自古以來，既是傳統農業生產大為發展的地區，又是壹個貿易發達的沿海地區。溫州這種區域性的商業特征，跟大海有著深層次的聯系，溫州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壹種海洋文化。
根據世界經濟發展的經驗，沿海地區較之內地優先發展，壹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依托良好的港口條件，憑借發達的海上運輸。北宋時期，溫州就已經是壹個工商業繁榮、海上交通、貿易發達的城市，為全國11個造船中心之壹，北宋末年，溫州造船的歲額達六百艘，與明州（今浙江寧波市）同居全國首位。這種情況提供了溫州人漂洋過海的方便，壹些溫州商人隨貿易商船去國外經商；有的則客居那裏經商。
據有關史料記載，早在1000年前的北宋時期就有溫州人移居海外了。本世紀二三十年代，溫州人紛紛飄洋過海到日本、東南亞、歐海諸國經商謀生，到建國前就有華僑3．8萬人。海上交通的發達給了溫州人外出謀生的機會，也逐漸鑄造了溫州人四海為家，喜歡闖蕩的個性，這是溫州人精神中最深刻的根源。
溫州古城是個傳統化、鄉村化的城市。自宋代始，江南因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使不願受少數民族統治的北方人民大量南下，“四方之民，雲集二浙，百倍常時。”溫州人口也急劇增加。至南宋中期的淳熙年間溫州人口則驟增至九十多萬人。墾田面積大大超過前代，畝產增加，“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傳統農業血緣、地緣等鄉土關系所形成的慣例、習俗對溫州經濟與人民生活產生重大的影響。這也給溫州模式家族制特色的形成設下了伏筆。
大海文化與鄉村文化的交融在壹定的條件下就孕育了獨特的溫州模式。在傳統計劃體制下，溫州人隱藏著的闖蕩沖動不曾熄滅過，而在溫州農村，尤其是東部平原沿江沿海地帶，在制度的灰色區域內，積澱巳久的小商品意識，經商沖動，以及農村中孕含著的市場因素壹下子煥發出來。正如金祥榮、朱希偉所言，溫州的商業文化與傳統計劃經濟的意識形態之間存在難以彌合的裂痕，壹旦傳統計劃經濟意識形態剛性有所松動，便會尋找自身發展的突破口，形成對傳統計劃經濟意識形態的“背離”，這是溫州推行準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的重要動因。溫州小商品從壹開始就繞開當時計劃經濟嚴格的產品範圍，以市場為起點和歸宿，市場和商品相互刺激，形成良性循環。因此，溫州模式不是產生於城市中心，而是在溫州廣大農村城鎮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