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王元化先生先後在南京大學、上海師大、杭州大學、華東師大、上海戲劇學院、鄭州三聯越秀講壇，作了有關五四方面的演講，題目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再認識再評價。
第壹，他認為，不應因襲過去陳說，將五四時期的文化簡單看作是“文白之爭”或“新舊之爭”。因為這兩個概念不能完整地規範五四文化的整體，它具有更深遠更廣闊的內容。近年來受到學術界重視的“自由之思想和獨立之精神”，是五四文化思潮的壹個重要特征。如果從這個方面去衡量五四時代的學人，過去慣用的文白界限和新舊界限就很不適用了。
第二，他認為，長期以來，人們用德、賽二先生來概括五四文化思潮。但是真正可以作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與科學還值得探討。當時對這兩個概念並沒有比較深入地認識，理解得十分膚淺，僅僅停留在口頭上，甚至至今還需補課。就以民主來說，關於民主學說的淵流，它在近代西方所形成的不同流派，我國從近代開始接受外來民主學說的歷程及其存在的問題等，我們都缺乏切實研究。
第三，他認為，五四時期的思想成就主要在個性解放方面，這是壹個“人的覺醒”的時代。長期以來，我國儒家傳統向輕個性。五四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個性解放運動，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值得我們近代思想史上大書特書的。
第四，他認為，五四時期所流行的四種觀念是值得註意的。壹是庸俗的進化觀點，嚴復在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書過程中，觀點流為毫無例外地斷言凡是新的必定勝過舊的；二是激進主義，喜走極端，它成了後來極左思潮的根源；三是功利主義，即以後學術為政冶服務的先聲；四是意圖倫理，形成了在學術問題上，往往不是實事求是地把真理是非的考慮放在首位。五四時期開始流行的這四種觀點，在互相對立學派的人物身上，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發現它們的蹤跡。而隨著時間的推進，它們對於我國文化建設越來越帶來了不良影響。
第五，他認為，五四是反傳統的，但不是全盤反傳統。五四時期對莊子、墨子、韓非子以及小傳統中的民間文學是肯定的。五四號召提倡平民文學，打倒貴族文學，固然使長期被湮沒的民間小說、山歌、民謠等得到重視，為中國文化建設開拓了新領城，但同時將封建時期的士紳文化或精英文化壹概目為必須打倒的貴族文化，卻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第六，他認為，五四時期在國學研究方面成就值得重現。當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融化西學做得較有成就的是在中國通史、哲學史、小說史等幾個方面。
王元化認為，在回顧對二十世紀文化思潮發生巨大作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今天已經到了可以對它們作出清醒的再認識、再評價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