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天下”、“大同”的和諧局面是古代思想家的***同理想，但在其實現的方式和手段上，思想家們卻有著“王道”與“霸道”兩種不同的主張，由此決定了治邊方式和手段的互異。反映在邊疆理論上，就是“以德懷之”和“以力服之”的兩端。
儒家倫理精神下的“王道”理想與德治理論
儒家思想作為華夏民族傳統的主流意識，提供了對世界的全部解釋。反映在政治哲學上，則是通過對人倫道德的肯定和神聖化，對“王道”政治原則進行了道德倫理的論證。
在中國古代，政治家、思想家關註的是人與人、個人與群體之間以及人類不同文化群體之間關系的界定，並以此作為現實生活中的政治原則。對於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儒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將其視為自然關系的。根據這壹邏輯，家、國、天下以及社會政治組織只是人倫關系的逐步擴大，是以個人為中心而壹層壹層推出去的。所以很自然就得出了家、國、“天下壹體”的結論和觀念。余英時先生曾敏銳地指出中國政治哲學的這壹倫理特征：“人類的集合如果是出於自然關系的不斷擴大，那麽‘國’便不是止境，最後必然要推到‘天下大同’。‘天下’意識的出現雖然與中國的歷史和地理背景有關，但‘大同’則顯然是‘仁’的價值觀念的最高體現。”如此，維系人類關系的中心價值自然就應是“和”、“均”、“安”之類，因為既然是壹家人，關系是自然發展起來的，和諧相處就不僅是應該的，而且是可以實現的。
當然，社會存在著沖突和矛盾，儒家倡導的這種和諧也是有上下、主次、尊卑的等級秩序的和諧。但政治秩序既然以人倫作為立論之基礎，於是也就無法排除甚至還積極利用血緣關系的溫情壹面。比如“和”、“均”等觀念就成為施政的主導和價值追求，“君父”(因對父親不得不敬所以對君也就不得不忠)的類比也消解了尊卑等級的嚴酷。
同時，既然“人倫”的有序與穩定是維系天下人間和諧與社會穩定的基礎，那麽封建等級、封建倫理綱常，很自然地被視為“自然之道”，是“經”，是家、國、天下所應依據的***同原則，因而自然也就成為政治綱領，以及邊疆經營的指導原則。按照這樣的原則，“和”、“均”、“安”才是常道，因其來之不易也就更應珍視，更應該努力追求，而沖突和矛盾則是變態，是不正常的，也是應予著力避免的。於是，對同屬“壹體”、“壹家”的“四夷”，就必須有基於倫理原則的通融和互諒，而不能只是赤裸裸的控制與征服。政治家的責任就是要堅守和維護“和諧”這壹“經”，對邊疆甚至是外國，都要以“協和萬邦”為準則，通過政治上的德治，禮義上的示範，最終實現“王化天下”的理想。
所以，從先秦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就形成了壹個重要的世界觀，即世界必將歸於大同。荀子就提出過“壹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的理想。漢代思想家們則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壹更為明確的大同理想。按馮友蘭先生的詮釋，“天下為公”的含義在於：“全中國是全中國的人所***有，也就是，為全中國的各族所***有。”漢代公羊學家還提出，《春秋》的微言大義在於“存三統”、“張三世”、“異內外”。東漢的何休更將“三世”和“內外”聯系起來，認為人類歷史進程有三個階段，壹是“據亂世”，在《春秋》是“內其國而外諸夏”；第二階段是“升平世”，在《春秋》是“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即中原和邊疆有著經濟文化的客觀差距；第三是“太平世”，在《春秋》是“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壹”，也即整個天下已不分彼此，不再有邊疆與內地的差距，各民族和平***處地過著“大同”的生活，而這正是人類的理想社會。
根據儒家的這壹倫理原則和大同理想，普天之下全人類的福祉才是應該關註的對象，而天下太平才是值得“萬物之靈”的人類追求的理想境界。在理想型的思想家、政治家看來，周天子與周公為萬世開太平，以及周人的“太平之治”，正是“王道”的典範。也就是說，既然整個人類都將“大同”，則天子作為上天派到人間推行天意的代表，自然不能置邊疆於化外，所謂“故聖人耐(能)以天下為壹家，以中國為壹人”。也就是說，天子應該是包括邊疆“夷狄”在內的所有“懷生之物”的天子，而不僅僅是華夏的天子。
同時，實現“王化天下”的大同局面，關鍵還在於政治上施行“德治”。其具體內容是用道德教化和典章制度來統壹人們的思想，規範人們的行為，而不是用行政命令或嚴刑峻法(包括武力征伐)加以強制。因為，按照儒家的政治理論，“德”作為人們處世為人的根本宗旨和統治者為政的基本準則，因其真正體現了上天“厚德載物”的“仁心”，具有寬容大度、包容萬物雅量，崇尚的是“和為貴”的價值追求，所以具有巨大的親和力和凝聚力。而實行“德治”，就是要對中原和邊疆壹視同仁，加以禮義教化，用東漢思想家何休的話說，作為“王”，“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王符也說“聖王之政，普施兼愛，不私近密，不忍疏遠”。在這些思想家心目中，華夏的天子不能自私地僅僅讓中原享受發達的禮樂文明、文物制度，而將“四夷”棄而不顧，因為“凡天地所伏載，日月所照臨”，不論遠近，他都有著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所以，他不僅要搞好中原的政治，而且要“合天地而生萬物，順陰陽而撫四夷”；不僅要讓中國百姓過上文明富足的生活，而且要“撫荒外之國，舒皇風於遠服”、“德潤四海”、“施乎方外，延及群生”。認為惟有如此，才是真正的“王道”，才真正實現了王道政治。
這種大同主義和“德治”理論，從根本上規範了中國傳統邊疆經營上的價值追求。這就是，重“和合”以及禮義教化，而將爭鬥與武力運用視為有違天人之道的“變態”。其反映在邊疆經營上，就是必須以中原的文明道德的政治秩序為表率,對“四夷”邊疆“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字小以仁”、“導人以善”，“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從而實現“區宇守壹，陰陽順序”、“率土大同，含生遂性”的天下秩序。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境界和價值追求，中國歷代封建王朝才能對邊疆民族實行以“懷柔”為核心的各種羈縻政策，中華文化才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為維系各民族團結的精神紐帶。
儒家的這種道德主義甚至也規範了歷代王朝的對外關系，“協和萬邦”成為歷代處理對外事務的壹個基本準則，甚至到了近代，它仍不時成為民族主義者革新和革命理論的內容，如康有為的《大同書》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就反映了這種歷史聯系。康有為雖接受了西方近代民族國家的理念，但在其所著的《大同書》中，仍自信地倡導“天下壹家”思想，把全人類包羅在壹個社會文化秩序之內，勾畫人類“大同”的藍圖。這也說明，即使在民族國家成為普遍現實存在的情況下，中國思想家們在構建新的世界觀時，仍然繼承了傳統的大同理想和德治理論的思想遺產，將對全人類的關懷、與外國的和諧相處以及實現全人類的“大同”視為必然，而不是自私地僅僅關註自己的地區、民族、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