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萌芽與初步發展
作為壹種社會意識形態，孝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產生血產生的。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中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之句，充分說明了孝之原始意義：人們在生產勞動、與大自然的不斷鬥爭中為而平安血進行的壹種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動。到了西周時期，孝的這種原始意義逐漸告別了朦朧與淡薄，趨於明顯化。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類意識到人力資源的重要性，即“人多力量大”。反映在意識形態的孝，又被賦予了新的含義——生兒育女，傳宗接代。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進步促使人們在生產實踐中對自然、神鬼的認識趨於理性化；宗法制的瓦解使人們對先祖的祭祀活動由繁趨簡；“壹夫百畝”授田制基礎上的家庭形態的確立，使得贍養父母成為家庭血_親關系間最基本的義務，善事父母成為當時孝文化最核心的內容。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帶來了全社會的思想大解放，中國儒家文化的開山鼻祖孔子，緊緊圍繞善事父母這壹核心內涵，豐富和發展了孝文化的深刻內容，提出了“仁”的思想，為孝納入儒家傳統文化找到了合理的人性根基和哲學論證，完成了孝從宗教到道德、從宗族倫理向家庭倫理的轉化。後經曾子、孟子等歷代儒家大師的不斷完善，中國孝文化從此得以全力壹位展開。到了漢代“以孝治天下”，孝開始走上政治舞臺，被納入封建道德體系中，成為了中國封建家長專制統治的思想基礎。漢代大儒董仲舒，明確提出並系統論證了“二綱”學說，確定了父尊子卑、君尊臣卑、夫尊婦卑的倫理關系，孝開始直接服從於“父為子綱”、間接服務於“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的道德規範。從漢以後，歷代統治者或思想家則自覺地把孝文化作為封建政治統治的倫理精神基礎。
(二)興盛與登峰造極
晉代以後，中國封建社會快速發展，封建統治者從力方方面加強了對人民的統治，孝成了他們禁錮人的思想、麻痹人的意識的法寶。他們往往通過宣揚壹些違背基本人倫道德的範例與行孝的“楷模”，如“郭巨埋兒”、“唐媳乳母”、“臥冰求鯉”等來使人們效仿，使人對封建倫理絕對服從。但是“自古忠孝兩難全”，封建社會中的“家國壹體”並非是絕對的壹體，人們在尊君與孝親時往往發生沖突，封建統治者為了加強統治，對人民進行愚忠愚孝教化，孝文化的人倫合理性逐漸被其封建的神秘色彩所掩蓋，家庭中的父與子、夫與妻，社會中的君與臣，都成為壹種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君命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讓子亡，子不能不亡”這樣的宿命思想，成為人們在生活中處理矛盾沖突必須遵循的行動準則。宋以後的家訓族規，無壹不有“孝父母”壹條，孝的根木內容都是要求子孫對父母祖輩的教令絕對聽命服從，孝文化走向極端化、專制化、神秘化、愚昧化。在這樣的思想統治蔔，大量的“順民”湧現，他們不“犯上作亂”，常常用犧牲自我、消滅自我來“盡孝”，來滿足封建統治的需要。
總之，漢至宋明，孝文化被融入極權政治運作系統，其消極意義被無限度發揮，從血以壹種敬愛之德性演變成扼殺人的個性的工具。
(二)變革與適應社會
近代社會，尤其到了晚清民初，隨著中國現代化的步伐加快，西方文化的漸漸侵入，民主、自由的思想開始深入人心，人民的自覺性和主體意識不斷增強，壹大批文化先驅開始站在時代的高度，從自然人性的角度來揭露封建孝文化的專制性、絕對性，並且使傳統孝文化融入時代的內涵。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受到嚴厲批判的傳統孝文化開始洗去塵封多年的封建專制性，轉向新型孝文化發展。在此引導下，人們的時代意識、社會意識逐漸增強，許多人能夠在時代的主潮來臨和社會需要個人奉獻之時，沖破家庭的牢籠和羈絆，站在時代前列，以天下和社會為己任，為民族盡其大孝。比如，在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時期——抗日戰爭中，國***兩黨都曾以儒家忠孝道德作為動員、團結民眾抗擊日木帝國主義侵略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1939年3月12日，國防最高委員會頒布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及實施辦法》中指出：“唯忠與孝，實中華民族立國之木，五千年來先民所遺留於後代子孫之至寶，今當國家危機之時，全國同胞務必竭忠盡孝，對國家盡其至忠，對民族行其大孝。"1939年4月26日，中***中央也發出《為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告全黨同誌書》指出，“壹個真正的孝子賢孫，必然是對國家民族盡忠盡責的人，這裏唯壹的標準，是忠於大多數與孝於大多數，而不是反忠於少數與孝於少數。違背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對國家盡其至忠，對民族行其大孝，這就是對於古代的封建道德給了改造和擴充，***產黨員必須成為實施這此道德的模範，為國民之表率”，並且要求“***產黨員在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必須號召全國同胞實行對國家盡其大忠，為保衛祖國血奮戰到底，對民族盡其大孝，直至中華民族之徹底解放”。在這裏，孝成為民族團結、興旺的精神基礎，成為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從歷史的不斷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傳統孝文化，在中國社會中主要起了壹種穩定作用，在促進家庭和諧、人際關系和諧、家國和諧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歷史上流傳的許多孝敬父母、尊君愛國的動人故事，在今大仍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傳頌不休，成為培育中華傳統美德的母本。此外，儒家泛孝之義的人心擴充——積極事功，光宗耀祖，報效國家民族等觀念，是壹種積極進取的倫理，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文化資源的原動力作用。但是，事物的發展總是壹分為二的，從封建社會壹路走來的孝文化，毫無疑問帶著濃厚的封建糟粕性，比如過分強調個人對家庭、對統治者的絕對服從，強調自身的神秘化等。和對待壹切傳統文化壹樣，對傳統的孝文化，我們應該分其良莠，辨其真偽，學會“揚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