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田園詩起自晉宋之間。陶淵明為田園詩之祖，謝靈運為山水詩之祖。盛唐山水田園詩派即與陶謝壹脈相承：在藝術上，他們能綜合陶謝所長，融陶詩渾成與謝詩工巧於壹爐，不僅模山容，範水態，而且力求表現山水的個性；不僅表現山水個性，而且力求表象與意象的合壹、內情與外景的交融。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他們大大提高了對山水田園的審美能力，把山水田園詩推向高峰。
盛唐山水田園詩派這壹概念有特定的內涵：首先，顧名思義，它形成與活動於盛唐時期。明乎此，前代的陶、謝與後代的韋、柳等山水田園詩人當不在其列。其次，它從壹開始便同隱逸之風聯系在壹起，其成員多以五言的體式，借歌詠山水田園風光，表現隱逸意趣，抒發閑適情調，詩風清新淡雅。明乎此，我們也就不會把同處於盛唐時期，並且也寫過山水田園詩的高、岑、李、杜劃歸這壹流派了。
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產生當然不是偶然的。隱逸風氣盛行，莊園經濟的發展，佛老思想的廣為傳播，分別是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產生的政治原因、經濟原因和思想原因。其中，隱逸風氣的盛行尤為壹大關鍵——在經濟繁榮、生活富足的開、天盛世，既有視隱逸為“終南捷徑”者，也有借隱逸以遁離現實者。他們都寄情於山水、棲心於田園，使山水田園成為自己的主要審美對象。於是，山水田園詩的創作也就盛乎壹時了。
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代表作家，除了王維、孟浩然之外，還包括儲光羲、常建、祖詠、劉春虛、裴迪、盧象、丘為等人。但其中最能代表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創作成就和卓異風貌的，當推王、孟二人。
王、孟歷來齊名並稱。審視他們的生活道路，堪稱“殊途同歸”：在經歷了各自的艱難跋涉後，他們都把“山水田園”當作人生旅途的最後壹站，渴望在大自然的懷抱裏寄托自己疲憊的身心。於是，在長期的隱逸生活中，他們成為自然美的尋求者、發現者、欣賞者、表現者，並進而成為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傑出代表。
作為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傑出代表，王、孟都在詩中描繪並展示了壹個清淡的世界。構成這個清淡世界的主要經緯有兩根：壹是田園之樂，壹是山水之美。前者往往更多融入了閑適的隱逸意趣，後者則往往更多地融入孤高的誌士情懷。但這只是就其大較而言，細加尋繹，王、孟則又各具靈光：
首先從內容看，孟詩的題材較王維的更為集中。王詩既有寄情山水田園之作，自抒理想抱負之作，也有謳歌邊塞將士之作，如《隴西行》、《從軍行》等；也有揭露社會現實之作，以及傾訴婦女怨情之作，如《洛陽女兒行》、《西施詠》等。而孟詩除了表現田園之樂、山水之美外，便是抒寫自己的出仕之念和失誌之痛。究其原因，或許是因為王的生活閱歷較為豐富：他後期固然消極隱退，前期卻熱衷政治，奮發有為，既曾居朝為官，也曾出塞問邊；而孟卻以隱逸終世，盡管他並不甘心終身隱淪。蘇軾曾評論說：“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酒乎，而無材料耳。”如果將“才短”的“才”理解為“題材”的“材”話，倒是深中肯綮。
其次，從情調看，王、孟都樂於表現隱逸生活的閑適意趣，但王詩往往夾雜著幽冷寂滅的心緒，孟詩則往往坦露出耿介郁勃的心態。壹般地說，徜徉於清淡世界中的這兩位抒情主人公是那樣悠然自得，仿佛已與秀麗的山水田園取得了高度的默契。但實際上無論山水之美還是田園之樂，都未能使他們寵辱皆忘。就孟浩然而言，仕進無路的痛苦不時嚙咬著他的心靈，並化為壹股郁勃不平之氣浮現在字裏行間。如《晚春臥疾寄張八子容》壹詩，上半篇筆調何等清新閑雅，但短暫的驚喜之後被觸發起的卻是知音難覓、功名無望的壹腔惆悵：“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常恐填溝壑，無由振翅儀”。而在《與諸子登峴山》壹詩中，江山勝跡，固然撩撥起詩人的登臨清興和思古幽情，但同時卻也使他油然生出見賢思齊的願望和自嘆弗逮的感愧：“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這淚既是感愧之淚，也是憂憤之淚。就王維而言，其外表不及孟浩然曠達、飄逸，卻比孟浩然顯得更為靜穆和淡泊。有時，這種靜穆和淡泊幾乎近於幽冷寂滅。“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 （《酬張少府》），正是詩人對自己這種幽冷寂滅的心緒的最好概括。如《竹裏館》壹詩，乍看，詩中的人物是那樣的自得其樂，詩中的景物也是那樣清幽秀美。但如果我們把“深林人不知”壹句與另詩中的“空山不見人”（《鹿柴》）、“澗戶寂無人”（《辛夷塢》）等句聯系起來，就不能不驚訝詩人感情的幽冷了。《終南別業》壹詩中“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兩句，曾經被人認為是最得理趣的名句。其實，在他觀賞行雲流水的盎然興致中包藏著的卻正是“萬事不關心”的幽冷寂滅的心緒。這種幽冷寂滅的心緒無疑與王維的奉佛有關。早在生前，他就被譽為“當代詩匠，又精禪理”（苑鹹《酬王維序》）；死後更得到了“詩佛”的稱號。表現在他詩中的“空”、“寂”、“閑”的境界，正是佛教禪宗的心性學說的藝術投影。
再次，從意境上看，王、孟都註重寓主觀於客觀，造成畫面的和諧與美感。但孟詩往往止於情與景的交融，而王詩除促使情景交融外，還將“理”字打入其中。因而，在王詩中，我們常常可以捕捉到“哲學沈思的精靈”。這種哲理，盡管在很大程度得力於禪趣，但畢竟使王詩的意境變得更為高遠。所以若論意境的渾成，王不如孟；若論意境的高遠，則孟不如王。
第四，從手法看，五詩往往虛中有實，動中見靜，孟詩則往往直寫其實與其靜；同時，王詩比孟詩更善於取景、造型、布局，也更註意冷色調與暖色調的映襯，畫內景與畫外音的配合。相形之下，王詩手法較為多樣，孟詩手法較為單調。即以王的《鹿柴》壹詩而論，詩人是以實寫的壹角顯示整體的空靈意境。夕陽的暖色淡淡地罩在陰寒的青苔上，更襯出空山中的幽冷。山谷中傳來人語的回響，愈顯出深林裏人跡罕見的寂靜。畫面色調的冷暖互補，與畫面內外的動靜對比相互烘托，使有限的畫面延伸到畫外無限的空間。所以能如此，當在於王維既熟諳詩法，又精通畫藝和樂理。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從其他方面進壹步辨析王、孟詩各自的藝術風貌，如孟詩的語言平淡簡樸，王詩的語言清秀工巧等等。總之，王、孟詩同中有異，各具個性。前人早已作過比較王、孟詩風異同的嘗試，如王士禎《帶經堂詩話》：“譬諸釋氏，王佛語，孟是菩薩語”等等。這就啟示我們：既要將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當作壹個整體加以考察，又必須深入透視靈光如何在王、孟等代表作家各自的藝術追求中閃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