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叫禮俗社會?
禮俗社會亦稱“***同體”，指傳統的社會。其特征是：規模小，分工與角色分化較少，家庭為社會核心單元，占統治地位的是個人的或具有感情色彩的初級關系，人的行為主要受習俗、傳統的約束，社會具有很強的同質性。
所謂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即是與其他國家相區別的國情和民性，這是制定國策的前堤和基礎，要準確把握國情和民性，需要大量的社會調查和對中國歷史的深入了解，這是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多方位地反復探討和研究。
《鄉土中國》最重要的是提出，“禮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的概念，這是對前現代中國農村生存環境和農民生活狀態最深刻、簡約的提煉。
什麽是禮治秩序? 《鄉土中國》認為:“ 禮是社會公認合式的行為規範。合於禮的就是說這些行為是做得對的，對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單從行為規範壹點說，本和法律無異，法律也是壹種行為規範。禮和法不同的地方是維持規範的力量。法律是靠國家的權力來推行的。‘國家’是指政治的權力，在現代國家沒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權力。而禮卻不需要這有形的權力機構來維持。維持禮這種規範的是傳統。”
又說:“ 在鄉土社會中，傳統的重要性比現代社會更甚。那是因為在鄉土社會裏傳統的效力更大。”所以禮俗社會就是以民間傳統習俗為基礎，進行社會管理，並提升為壹系列的社會制度，即為禮制。概而言之，由習俗提升為禮制，禮制的實施即為禮治。禮俗與禮治是從上層或下層不同方位的表述，這也就是王安石在《周官新義》中所說:“ 禮俗，以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禮俗之從也。”依靠代代相傳的習慣勢力實施管理，並提升為禮的規範，教化民眾服從這種秩序，這是儒家推行禮治的壹貫主張，這與依仗國家權力管理民眾的法治有所不同，更與現代的法理社會有不同的實質。雖然在實施禮治的實踐中常有援法入儒，寓法於禮的情況，但它作為治國理政的藍圖，為歷代聖賢所推崇，並以禮義之邦的標榜，來表現中華民族有別於外邦異域的社會理想，此種文化形態也可稱為禮俗文化。因此以禮治秩序或禮俗社會來概括鄉土中國，是認識前現代中國社會的國情，切入中國傳統文化特質的重要思路。
禮俗本於生活，但這禮和俗並不是壹回事，禮是由統治階級制定的典章制度，俗是從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風俗習慣，對禮和俗進行了整合，並以此進行社會管理即為“禮治”。柳詒徵在《中國禮俗史發凡》壹文中認為，以禮俗治國“博言之，即以天然之秩序(即天理)為立國之根本也。”在世界上並不乏有遵循天然秩序生活的民族，但在中國“禮俗之界，至難劃分。”這是中華文化歷史悠久，覆蓋面最廣，傳承力最頑強的重要原因，五十多年前史學界和社會學界提出禮俗問題，正是源於探究中華文化這壹特性的思考，而這壹特性又本於中國自古以來就是鄉土社會。
《鄉土中國》所謂的“鄉土”是指進行小農業生產的廣大農村，那裏居住的是中國絕大多數的居民，他們依附土地，自耕自食，自織自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跟隨太陽的出沒，地球的自轉，自然安排生產勞動。晴天多出工，雨天就可以少出工或不出工，只要不違農時，
按季節春耕秋收，逢上風調雨順就有好收成。年復壹年地就地生產，就地消費，緩慢的生產節奏，養成松懈而穩定的生活方式。農民在這裏按照自發形成的生產和生活習慣，不離鄉土，安身立命，人與人之間，非親即故，彼此都是熟悉的鄉親，費孝通稱此為熟人社會。農村的基層組織，依靠代代相沿的習俗進行社會管理，這管理並非對所有成員壹視同仁，而是有輕重厚薄的分別，這種“差序”，形成既定的“格局”，如父尊子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等等，按照人們在社會和家庭中的地位和等級進行序列管理，即是“禮治秩序”。這是由君臣父子為核心推演的社會關系網，壹層馭壹層，層層相隸屬，幾千年來中國農民就在這樣的社會秩序中生息，無論是改朝換代或是戰爭離亂，風雨不驚，即使打散了，很快又復原如初。所以中國能成為世界上唯壹沒有中斷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在世界文化史上公認為傳承力最強勁的中國文化，正是因為中國有這樣的“禮治秩序”，這種社會管理秩序和結構導致社會具有超強的穩定性。所以說《鄉土中國》提出的這個概念，高度概括了廣大農民的生存和生活狀態，這就是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鄉土，不了解這樣的鄉土社會，就不了解中國。
改革開放清理了極左思潮的影響，當人們以理性的眼光重新審視社會史論戰，發掘它合理的內核，發現這些為振興中華而興起的論戰和文化思潮都為探索中國現代化的道路留下可貴的經驗。《鄉土中國》雖不是社會史論戰中的作品，但它以深入的田野調查，嚴謹的社會剖析，提出對傳統社會的再認識，誠如費孝通先生所說，這是作者嘗試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作為中國基層社會的鄉土社會，究竟是個什麽樣的社會。”這壹認識歷經37年的風風雨雨，歲月的磨勵沒有沖淡它的鋒芒，反而以強烈的現實性再次引起人們的思索，在1984年重新出版，爾後又壹再重版，成為社會學的經典之作。
當代中國正在經受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雙重轉型，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廣泛的歷史巨變。新舊生產方式的並存和代謝；社會機制的解體和重構；中外文化的激蕩和交融；思想觀念轉化的反復和陣痛等等，使許多問題的復出帶有鄉土社會的遺跡。在這樣的環境中，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中國，不僅要反對封建主義殘余，更要重新認識國情，逐步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發展現代化的道路和步驟。1981年2 月13日《光明日報》編輯部組織《認真研究中國的國情》的討論，編者按指出:“ 過去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老是犯‘左’的錯誤，多次遭到挫折，壹個重要原因，就是對自己的國情重視得不夠。”再次召喚理論工作者深入研究國情。這是由否定十年文革而啟動的對中國現狀和歷史的重新思考，由此進入對國情再認識的領域。
對於國情能不能保持清醒的認識，進行正確的判斷，是影響國計民生決策的大事。由於對國情認識不足，在生產和消費方面造成的損失已令人觸目驚心，例如，歷來教科書都宣揚中國地大物博，似乎沒有這樣的豪言壯語就不足以表現愛國心，因此這種看法素來不被質疑，也不容旁議。上個世紀80年代有人提出，中國是地大物不博，但在當時並不引人註意，直到最近又有人重新提出物不博的問題，這才引起普遍的關註，大報小報加以轉載，這是因為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凸顯資源匱乏的矛盾，已經威脅到經濟建設能不能持續發展的大問題。以水資源來說，逐年減少，地下水下沈，荒漠化嚴重，山西大同近幾年農作物產量平均比往年減少82% (1) 有的地方連飲用水也難以保證，南水北調雖可緩解北方壹時之渴，但到了山西、河北這樣的缺水大省也要向北京調水9000萬立方米，可見這問題的嚴峻，如果早壹些認識國情，厲行節約，從實際出發規劃城市的發展，又何至於弄到這壹地步! 不從現實的國情出發，用資源的高消耗刺激經濟增長，使中國已成為世界上自然資產損耗最嚴重的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環境壓力。
上述只是自然生態，就社會生態而言，也不壹定就為生活其中的人所理解，例如，在禮俗社會中，經營交易的雙方主要是靠信用取得彼此的信任，而不是靠契約，這雖然是中國傳統的美德，但這道德主要是靠的是自律，契約卻是法制性的，沒有法制進行約束，那就失去監督的機制，沒有監督的信用並不可靠，在壹個熟人社會，彼此之間擡頭不見低頭見，進行小額的交易尚能維持的話，而在市場經濟大潮中，進行跨地區、跨國的貿易，在陌生人的世界中交易，根本無以為繼。在宗族社會中，家庭是家長統治下的財產***有制，這種秩序養成個人缺失產權觀念，許多民眾至今都不知道怎樣維權。由於法制觀念薄弱，致使中國古代有高額的商業資本，卻沒有經濟法。是自律還是他律，這是禮治與法治對社會管理的根本差別。所以中國要從前現代的小農社會向現代化過渡，必需要有相應的法制建設，要厲行法制就必須充分認識“禮治秩序”所造成的習慣勢力，對執法可能發生的障礙，以及應變的對策。
沿襲幾千年的家族“長老統治”，“血緣和地緣”所造成的人際之間的遠近親疏，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有很大的影響。例如尊卑貴賤的等級制本該成為過去式，但是官本位的格局所形成的“壹級之差，政治、經濟、文化。”這民間的順口溜卻反映了“差序格局”仍有遺留。目前在豫南山鄉出現的現代媒婆幫，包辦婚姻，重又復活了家長對自由戀愛的幹撓(2) 。在從前現代的小農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中，屢屢出現的宗族勢力的幹擾，家族管理的弊病，以及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的心態，無壹不與鄉土社會有關。不論是歷史還是現實，是自然生態還是社會生態，都是國家、民族實實在在的生存狀況，對國情、民情的漠視，又怎能順利地進行現代化建設!
對於怎樣改造鄉土社會，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祿村農田》通過具體的社會調查，提出發展農村手工業的設想，使農民不進城，就在當地實現致富之路，由此逐步向工業化過渡。這與當前在中國實行的使農民進城，促進城市工業化，再帶動農村工業化是不同的思路。半個世紀以來城市工業化的發展，確實對農村的改造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目前嚴重的三農問題的存在，農業、農村、農民的貧困，說明單純用城市化推動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