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公社讓我到供銷社，本意是參加“壹打三反”運動，結束後再回公社安排職務。為便於摸情況聯系群眾，就得負擔點具體事情做做，這樣，就安排我當食品櫃臺的營業員。雖然沒有直接當幹部，可知青們仍羨慕我：這下可用不著背頂青天面朝黃土了！可是，連我自己都沒料到，等“壹打三反”結束了，我都沒能當上幹部，原因是供銷社的第壹線太需要年青人了。盡管大家都說我幹得不錯，但我覺得在農村站櫃臺竟是這麽的不容易！
供銷社天壹亮就得開門，趕在社員出工前，方便他們買東西；上了燈才能閉店，是為了等社員收工回來；若晚上有人敲門，還得起來賣貨，不管刮風下雪或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冬。根本沒有星期天法定休息這壹說。每星期由采購員從琿春發來兩卡車貨物，都是我們供銷社年青的男職工負責卸貨，完了還得將空油桶、空醬桶、空酒桶、空麻袋、空啤酒瓶等等裝上卡車拉回琿春。再加上送貨進村、農忙下鄉，比幹農活更忙更累。
平時，我壹個人得管288種商品；重的有二、三百斤壹桶的大醬、粗鹽，輕的有熱水瓶塞、嬰兒奶嘴；大的有豬食鍋、牲口盆，小的有打火機、糖精片。顧客十之八九是朝鮮族，我得把這些商品用朝語說出來，確實使人犯難。過去在生產隊與阿茲媽妮打交道，點點頭比劃壹下就懂；阿茲爸依往往會講幾句漢語，但說出來比古漢語還簡約。比如冬天我餵牛，值夜的老飼養員指著牛的腦袋關照我：“白的出去，黑的進來。”閉眼壹猜就知道叫我不要忘了白天把牛牽出去曬太陽，太陽落山了再牽回牛圈。可站櫃臺憑猜測就要出差錯。我便把288種商品的名稱、價格、產地、性能以及朝語簡單會話用中朝兩種文字抄在紙片上，壹份貼在櫃臺邊，壹份貼在自己睡覺的炕沿上。不管在櫃臺裏還是臨睡前口中都念念有詞。經過壹段時間訓練，攻破了語言關。可又有壹個難題擺在面前：算盤我不會除法，在農村站櫃臺除法最管用。比如那時壹斤餅幹七角三分，農民往往不是買壹斤或半斤整數的，是看口袋裏有多少零錢，若摸出壹角壹分來，妳就得用除法細細算到零點零零元再四舍五入。在這樣精密又迅速的壓力下鍛煉著我的計算能力，致使我的心算反應至今還十分敏捷。
最使人頭痛的是賣豬肉。我賣豬肉根本沒師傅教。我後來打聽到城市裏能夠站在櫃臺裏賣肉的，必須有師傅帶，這還要學習半年的功夫呢。往往按顧客要的斤兩比量著在這裏下刀，但事與願違，這壹刀卻砍在別的地方，第二刀屏住呼吸照著第壹刀的痕跡下刀，卻又砍在它的隔壁，第三刀想壹定要瞄準第二刀的痕跡卻又重新開辟了壹條戰線，垛得豬肉支離破碎。虧得是農民兄弟好說話，不但沒有責備我，還常常齊聲寬慰我：“意了不稍，意了不稍（沒關系，沒關系）！”我只能伸出舌頭傻笑。要是換了城鎮顧客，非得奪了刀趕我出櫃臺不可。就這樣，我對賣豬肉的恐懼心理壹點沒有減輕。後來，我想了個辦法：殺豬賣肉是星期六上午，星期五我就往邊防站打電話，解放軍買豬肉優先，每回最少是半頭，這不省了我壹半的功夫？因為櫃臺賣出的肉少了，社員就有意見，問怎麽豬肉這麽快就賣完了？我理直氣壯地說：解放軍在邊境線上站崗放哨保家衛國辛苦大大的有啊！他們不優先誰優先啦！不料群眾的覺悟真高，得到的依然是壹句“意了不稍，意了不稍”的回答，卻讓我臉上很是掛持不住。在如此不挑剔的顧客面前，遺憾的是站了半年的櫃臺最終還是沒有學會砍豬肉。
也有個別的社員讓我失望的。供銷社最忙的時間莫過於中午，這是每天壹趟往返縣城的客車在門口下落和始發。櫃臺外站滿了人，壹個營業員在櫃臺前同時要接待四、五位顧客。那是考驗妳的“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靈活本事。有壹次自己隊裏的阿茲媽妮來挑選花頭巾，見是熟人，我便放心地給了她四塊不同花色的頭巾，並告訴她買與不買都等我來收頭巾，便急急去應付其他顧客。待我轉身過來那位阿茲媽妮已離去，櫃臺上的頭巾少了壹塊。閉店後我摸黑趕了六裏地去找她證實，得到的'竟是壹把眼淚壹把鼻涕的否定。悔氣的我在月末盤點時從27元月薪中賠出了2元6毛錢！
發生了這件事以後，自己的“門檻”漸漸地精了起來。日子壹久，便學會了不少諸如快酒慢油之類的生意經：賣酒時，斛子從酒缸裏提出來要快，沒等泡沫消失便倒進酒瓶裏，那層泡沫壹斤準能攢回幾錢；賣油時，斛子從油桶裏得慢慢往上提，等粘在斛子邊口上的油全滴凈了再往油瓶裏裝，否則，非得吃虧幾錢。
季度末盤點，我的櫃臺竟長款156元3角3分，這在廿年前的農村可是個大數目，我高興極了！誰知供銷社主任在會上卻批評我這是克扣貧下中農，要不是新職工，還要寫檢查。我聽了壹時難以接受，委曲得幾天沒精神。
幾十年過去了，期間我也調換過許多許多的工作，那些工作幹過了也就在記憶中慢慢抹去了，唯有“站櫃臺”這個工作，盡管以後歷經了天南地北的奔波，它的印記在我身上卻是那樣的強烈。每每接觸到有關站櫃臺的事兒，耳畔就會響起熟悉的“意了不稍，意了不稍”的鼓勵聲，覺得像是欠下了什麽沒還似的心裏老不踏實。
多好的顧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