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與氣候，是造成納西族服飾“厚重”特色的主要原因。
人是環境的產物。在漫長的過程中，人類為了適應環境，想盡辦法認識自然、改造自
然，創造了輝煌的文化。服飾，就是這種適應性選擇的直接結果。古人把服飾問題放在“衣、食、住、行”之首，說明服飾是人類原始文明的重要成果之壹。
“厚重”是納西族服飾變遷中較為穩定和普遍的特色。以麗江壩區傳統女性服飾為例，上身第壹層為襯衣，第二層為夾層大褂，其中後擺直達小腿部，第三層為粗呢“氆坎間”。第四層是“七星羊皮”。下身是褲子、大褂尾擺和圍腰。頭上是壹個半球形的頭箍，其上有加厚的襯布和加寬的遮陽片。粗略計算，壹套傳統服飾，其重量少則七八斤，多則十余斤。
在探討這壹“厚重”特色的成因時，我們看到納西族地區的生存環境及其氣候因素。據史載，納西族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從黃河流域南遷，至遲在秦代以前到達雅礱江和金沙江流域。這壹地區是典型橫斷山區，其氣候特點是“早晚冷，中午曬”，夏季涼爽，寒冷，為了抵禦寒風，她們采用了較厚重的著裝。
如前所述，納西服飾以“厚重”為特色，而“厚重”就難免“粗笨”，“粗笨”就難於被 今天的年輕人所接受。這巳成為民族服飾傳承中的壹大障礙。幾年前，有關部門率先對傳統服飾進行改革，多數人都選擇了面料輕薄、色彩鮮艷的新裝，穿在年輕女性身上，確也出彩。但筆者每見麗江導遊小姐早晚時間在漂亮的民族服裝之外罩上壹件厚實的風衣，不用問，從她們凍紅的臉蛋上看出，新式服裝滿足了的需求，但達不到禦寒的目的。這也是今天新式服裝難於推廣普及的壹個重要原因。 生產力水平是納西族服飾面料選擇中的制約性因素。
服飾，作為壹種人類制造的產品，它的發展與變化受到社會生產力水平的影響。納西族服飾在近2000年時間裏，其面料選擇經歷了從皮革、毛氈、麻布到粗呢與細布的發展過程，基本反映了民族生產力發展的相應水平。
秦漢時期，納西族以遊牧、征戰、遷徙為主。擁有制鹽和冶鐵技術，但主要用於生產與軍事活動。可通過貿易途徑從鄰近地區換得壹些布料，但當時仍以皮毛制品為主，《東巴經》中也多有此類記載。
到唐宋時期，納西族“男女皆披羊皮”，但此時的羊皮已經有較好的加工工藝，因為當時納西族制造的“摩梭盔刀”、“鐸矟”、“革鞋”、鞍具等頗有名氣。這種“軍工技術”肯定影響到服裝的特作水平，而且軍事活動和對外交往也影響了服裝的改進，比如傳統服飾多有條帶捆綁的特點，腳上則“纏以氈片、挾短刀”，頭發從早期的“編發”到後來的“束發”，依稀可見軍事裝束的影響。
元明時期，內地輕紡工業較為發達，納西族進入穩定的農耕定居時期，隨著貿易的活躍，內地移民的增多，壹大批工匠藝人進入納西族地區，加上民族上層多次到中原參觀訪問，引進內地文明，使納西族地區出現了“富冠諸土郡”的經濟文化繁榮時期。當時“男子頭綰二髻，旁剃其發，名雲三塔頭，衛附綠珠，腰挾短刀，膝下纏以氈片，四時羊裘。婦人結高髻於頂前，戴尖帽，耳墜大環，服短衣，拖長裙，覆羊皮，綴飾錦繡金珠相誇耀”。顯然巳有明朝服飾的影子。
從“四時羊裘”到“短衣長裙”，表面看是服裝風格的變化，實際上反映了服裝面料的生產水平和制作工藝的變化，正是因為明代發達的紡織業和加工業，才有可能使納西族服飾過渡到“短衣長裙”時代。聯想到興盛於明代的麗江古城，其中就以發達的工商業作為其經濟基礎，那裏生產的皮革制品，銅器、鐵器、毛、麻織品，曾行銷滇西北地區和藏族地區，充分顯示了生產力水平對服飾面料和制作工藝的決定性影響。 宗教文化因互是納西族服飾顏色選擇的重要依據
如果說早期的是禦寒遮羞為主要功能，那麽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已經融進了宗教文化的審美因素。最終固定為民族識別的外在因符號。
納西族自稱“納”。“納”即“黑”，“黑”即“大”。因為在先民的觀念時裏，“光明”是看得見的，因而是有限的；而“黑暗”是看不見的，因而是無限的。所以在民族語言中把“黑”引伸為“大”。稱大江為“黑水”，稱大山為“黑山”，稱自己為“納西”即“大族”之意。有人因此認為納西族是“尚黑”或 “尚白”。納西族也不例外，她有“尚黑”的壹面，也有“尚白”的壹面。《東巴經》中有著名史詩《東埃術埃》即是講黑，白兩個部落爭奪太陽的故事，但史詩所贊頌的正義方是白部落。納西族的戰神、勝利神和保護神“三朵”，也是玉龍雪山化身，是個白盔甲，騎白馬的戰將。由此看出，納西族既崇尚黑，也崇尚白。
在歷史傳統上，納西族“不事神佛”。惟祭天為大，崇拜自然神，熱愛自然，崇尚天性，樂天知命。被譽為是“自然之子”。《東巴經》在描述自然和人類誕生的過程中，往往要講到黑、白、紅、綠、黃等多種顏色的“蛋”互相撞、交混，變化出各種生物。《東巴經》中有四樣神物。即神山――居那什羅山－，神海－米令達吉海，神石――贈崢含魯巴，神樹――含英巴達樹，四樣神物有黑、白、黃等顏色，這種多色彩觀念反映了納西族居住地域內豐富多彩的自然景色，也影響到服飾顏色的選擇上。
麗江民間有“納西標謀通”（納西語，意為納西人以穿青色衣褲為相宜）的俗語，但並不排斥服色搭配的多樣性。壹般來說，山地居民喜暖色，湖畔和壩區居民喜用青、紫、白、黑等色，追求與環境顏色的反差與協調。如麗江和瀘湖壹帶，喜穿青、藍、黑色衣褲，著白裙，系紅腰帶或彩色腰帶，著黑布（皮）鞋，尤其麗江壩區產羊皮，基本是黑白兩色的組合體，但“七星”綴飾卻用五彩絲線。而傳說中的“肩挑日月，背負七星”的說法，則賦於壹種以勤勞為美德的象征性，含有豐富的文化意蘊。被眾人所認可。
宗教文化的另壹方面是相鄰民族之間的互相影響。納西族與漢、藏、彜、白、僳僳等民族長期交往，部分地區處於雜居狀態，而納西族在文化觀念上較為開放，關於吸納兄弟民族民族的先進文化，這種文化的吸納表現在服飾上，就是相互交融。比如瀘沽湖畔摩 梭人的服裝，男裝的寬邊呢帽、高筒靴，“楚巴”樣式的斜襟上衣與藏族風格相近；而女性服裝中的長裙保持了納西族的傳統，但編發與頭飾，顯然兼有藏、納融合的特色。鹽源壹帶的納西族支系“納汝人”，其黑頭帕與藍布衫明顯與當地漢族相似。三壩納西族編發時喜編壹色絲帶。與藏族相似，但黑色長衣又是自己的特色。至於麗江、鶴慶、劍川、中甸、維西等民族雜居的邊緣地區，由於各民族間互市互婚是存在，又處在同壹氣候帶內，民族服裝多有互相借用和混穿的情況，有時是這壹民族的，裙子以是另壹民族的，於是就產生了壹個地域內幾個民族服裝互不相同，但風格相近，部分衣服可以混穿的情況。 社會變革是納西族服飾風格急變的主要原因
服飾壹旦成為文化的組成部分，便可能在社會政治變革時成為“革命”的對象，因而使服飾風格短期內發生急變。中國近代戶主革命就是從“剪辮子”開始，穿“中山裝”結束的。“文革”時期麗江“破四舊”也曾首先拿服裝開刀。而近年改革開放，西裝、牛仔服、運動服、休閑服流行，成為國民思想解放的壹種標誌。
對納西族來說，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的“改土歸流”是壹次觸動較深的變革，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服飾文化領域。當時的流官知府以“否定壹切”的過激行為。對納西社會上層建築領域進行了“以夏變夷” 內容的變革，強制性地將原來的“短衣上袖”，並在短衣加長了後擺，變為“前短後長”的寬大襖子。又將長裙壹破為二，只保留了壹片圍腰。這種服飾除了便於勞動而外，已經散失了原來裙裝的飄逸之感。而瀘湖湖地區遠離納西族政治中心，環境較為封閉，未受沖擊，至今保留了‘短衣長裙“的古風。
辛亥革命時期，納西族男子服飾徹底漢化。長衫、學生裝、中山裝逐漸流行。直到解放後，壹種叫“滾史”的對襟棉被成為男子服飾的為主體。
到“文革”時期，把服飾列入“四舊”，主張變革。曾有剪長衫後擺、去頭箍等動作，推廣“解放帽”，穿漢裝，只是麗江的氣候特點，那塊羊皮終未能取締。
到八十年代改革開放，“階級鬥爭”不再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經濟建設成為黨的***工作中心。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經濟文化的活躍，競爭的激烈，新壹代年輕人不再穿民族服飾，城鎮中許多人不再說納西話，主動融入現代潮流。到九十年代，納西文化受到舉世關註，麗江旅遊持續升溫，隨著麗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原先不被看重的民族服飾、民族語言、民族建築等又受到重視。當地政府采取有效措施，進行服飾改革，在旅遊等窗口行業推廣民族服飾，壹時間，麗江城鄉又冒出壹批身著民族服飾的年輕女性，成為麗江旅遊的壹道風景線。這樣的“民族服飾”當然給旅遊業增添了艷麗的色彩，但由於它的局限性，遠沒有達到保護或弘揚民族文化的目的。民族服飾還要進壹步改革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