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治”思想批判思想境界 任羽中提要：儒家的“人治”思想在理論上是站不住的，在實踐中則對中國的政治進步產生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導致了長期的封建專制主義統治，造成了“人亡政息”的怪圈，抹殺了人民的政治權利。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今天，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它的危害性，對它進行實事求是、理直氣壯的批判。關鍵詞：儒家“人治”思想道德中心主義法治在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時代裏，儒家思想壹直占據著統治地位，對中國乃至周邊許多國家的歷史進程和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直到今天，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認：我們民族的心理素質、思想感情、倫理道德、言行舉止都還留有儒家思想的深深烙印。對於這壹筆龐雜而獨特的遺產，我們曾經粗暴的全盤否定，還企圖將它“打翻在地”、徹底“革命”，這種過於激進的態度可能有著非常崇高的出發點，但卻違背了歷史的規律，不但沒有使中國文化真正“脫胎換骨”，反而造成了巨大的惡果；也有壹大批海內外的知識分子，他們懷著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感情，把儒家思想擡到很高的地位，甚至提出只有儒學的復興才能夠為中國的現代化提供思想方法基礎，只有對孔孟學說“返本開新”才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正確道路。他們的愛國情懷當然值得敬仰，但我們卻必須認識到：儒家思想中包含著大量的糟粕，就整體而言，它無法為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指導思想和科學的方法論。尤其儒家的“人治”思想，對於我們建設法治國家、實現政治現代化是極其有害的，我們應該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對其進行批判，消除“權大於法”“情大於法”“有法不依”等種種余毒，抵禦它對民主法制建設的幹擾。儒家思想的壹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其“家國壹體”的觀念。作為壹種以血緣關系為基礎、家族觀念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把國當作家的放大，因此家庭倫理和政治倫理之間沒有分際，治國之道也就等同於家庭裏的原則[1] 。當齊景公問政於孔子時，孔子的回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 。儒家“人治”思想的根基便在於這八個字上邊。舊家庭中，父親是壹家之主，擁有最高的權威，妻子兒女在經濟上無法獨立，同時也往往沒有獨立的人格，所謂“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不知釀成了多少悲劇！也難怪五四人物把中國家庭罵作“萬惡之源”“戕害人性”了[3] ！把家中的“孝”推到國家層面，就有“事君不忠非孝也”[4] 的說法，君王可以把國家當作壹姓的私產，把天下蒼生視為“子民”，他“口含天憲”、賞罰由己，掌握了生殺予奪的大權，而且他就是“王法”，除了那個看不見、摸不著、瞎了眼的“天”之外，沒有什麽東西可以真正制約他的權力。就像在家不能懷疑、反抗父權壹樣，老百姓也只有寄希望於皇帝大發慈悲。可是遍觀二十四史，那些自稱“奉天承運”、滿口“仁義道德”的“聖明天子”，有幾個不是吃人的魔王！儒家的“人治”，其實就是要最廣大的人民老老實實接受那壹套用“三綱”“五倫”編織而成的專制秩序，它絕對不可能給我們人人平等的現代人際關系，也無法保證現代社會所確認的公民基本權利。“裸蟲三百，人為最劣”……甚至錢鐘書先生也感嘆：“人心之險，非水之能喻也，談笑而戈矛生，謀虜而機阱作。”[9] 在沒有證據表明人性可以根本改造的情況下，把道德泛化，把政治、法律道德化，實在是不明智的。儒家要求人人都努力提高道德水平，要求統治者應該道德高尚，這是可取的；但離開了法律制度的約束和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壹廂情願的以為每個人（尤其統治者）都會自覺自願的實行“道”，並以此來說明“人治”的必要性，絕對難以服人。歷史證明，儒家缺乏把政治作為獨立範疇來思考的政治哲學，它的這種“道德中心主義”[10]，壹方面把管理國家歸結為君主自上而下的道德示範和對人民的道德灌輸，使政治民主化、決策科學化無法實現；壹方面使中國的人民只是壹種“道德的存在”[11]，根本不知道也不去爭取政治權利，導致長期以來“他們不能代表自己，壹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壹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治權力”[12]，所以“人治”的後果是“官治”“專制”，只有“法治”（rule of law ）才能達到“民有、民治、民享”。“人治”所必需的前提是“內聖”與“外王”的統壹，儒家於是不斷的塑造出形形色色的“天生聖人”，老百姓於是只有跪在“當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的神牌下焚香祈禱。然而歷史卻無情的嘲弄著我們：因為政權是靠暴力取得的，皇權是父子相傳、世代沿襲的，這樣的情況使得那些真正道德上完善的“內聖”很難成為“外王”（比如嶽飛就只能含冤死去，統治國家的依然是昏君趙構）；同時，由於權力不受限制和監督，僅僅靠幾個正直儒生的諷諫和道德說教就想讓統治者自我約束也不過是空想，本應成為全國道德典範的“外王”往往道德極其敗壞。而且不管什麽人取得了政權，鞏固了統治，哪怕他明明是獨夫民賊竊國大盜，哪怕他不仁不義喪盡天良，他也可以把自己打扮成道德的化身，壹大群無恥的儒生立即會圍攏過去，替他塗脂抹粉、歌功頌德，如此壹來，他的合法性也就確立起來，他就可以為所欲為，殘害百姓了！這樣的情況史不絕書，這是多麽慘痛的歷史教訓啊！儒家雖然也提出了“從道不從君”的防範措施，認為統治者如果背離了“道”，人民便可以根據“道”的指引而拒絕服從君命。然而“在傳統中國，政治中的‘道’，除了普遍王權之外，再無制度性纜系的著落、碇泊之處”[13]，所以盡管發生了無數次打著“替天行道”旗號的農民起義，其結局最好也無非是改朝換代而已。“人治”的另壹個嚴重後果是導致了個人迷信和偶像崇拜的盛行。既然“天下非壹人所有，唯有德者居之”，那麽“君師合壹”的最高統治者就是道德最高尚、最有智慧的“聖人”，他的決定自然就“上合天命，下得民心”，其他人只需“遵旨”即可，根本用不著再有自己的獨立思考，也根本不允許有監督、參與或者懷疑、反抗。即使決策再荒唐，再沒有理智，統治者也可以用道德的權威來解釋——反正他宣布他自己就是“道德”。“人治”還造成了中國社會陰謀詭計的泛濫。君主們壹方面裝扮得道貌岸然以欺騙人民，另壹方面他要以壹人之力統治廣袤的土地和眾多的人口，就不能不依賴龐大的官僚機構，而由於“家天下”的本質和對權力的貪婪、對其他人的猜忌，就使得他不能不大搞權謀。這種所謂的“政治智慧”與科學精神根本對立，人們在如此社會背景之下，往往心理健康大受損害，大量的精力和心思都用去作那些“工夫在詩外”的事情，內鬥內耗成為通病。而與之相對的，“法治”與科學精神是貫通的，科學精神延伸到社會領域就是法治精神，科學與法律是可驗證、可遵循的，社會秩序依靠明確、客觀、嚴密（非“嚴酷”）的法律條款來保障，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防止“狡獪文化”（柏楊語）的盛行。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14]，即“政”“刑”的效果有限，只有“德”“禮”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當季康子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的時候，孔子說“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15]。這種對刑罰的深惡痛絕和對道德教化的迷信[16]，後來發展為董仲舒的“陽德陰刑”“任德不任刑”[17]。儒家反對濫施刑罰，這是仁愛思想的體現，值得我們贊賞。但用道德和禮法代替法律，卻造成了很壞的後果。壹方面，他們“引禮入法”，提出“春秋經義決獄”，把“法”當作推行“禮”的工具，把中國的法律搞成了壹個禮、法結合的怪胎[18]。“三綱五倫”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誰違背了“禮”，誰就要遭受酷刑，“禮教”因此可以“吃人”。而只要是“禮”所容許的，就算是殺了人（比如為父母報仇），也沒有罪，還要被表彰，結果導致了情大於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私刑泛濫、復仇盛行[19]；“禮”所不容的，即便做得再有道理（比如揭發自己父兄的罪行，又比如為了爭取愛情而逃離封建家庭），也可能成為刑罰的對象。另壹方面，道德的化身——君主完全淩駕於法律之上，他壹個人的意誌成了法律的來源，他的詔令、上諭則是具有最高權威、最高效力的法律形式。法律不但不能制約他，反而必須由他“欽定”。他還是全國最高、最終的法官，壹切案件他都可以過問，判不判、怎麽判，都取決於他個人的好惡。盡管封建王朝也可以搞出壹大套法典來，但在皇權面前不過壹堆廢紙，他不僅完全不必遵守，而且能隨心所欲的修改、廢止。其余毒就是今天還存在的“權大於法”“以權壓法”。“人治”還有壹個根本的大缺陷，就是擺脫不了“人忘政息”的歷史怪圈。孔子說：“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20]我們看到中國歷史上好多舍身求法的改革家（比如王安石、張居正、康有為、梁啟超），漚心瀝血的要變法圖強，可壹旦身有不測，或者背後的支持者死了廢了，他的壹整套做法就被完全廢除，國家被搞得壹團糟；壹般來講，壹個王朝的開國皇帝比較有作為，頭腦也要清醒壹些，可他的子孫卻壹個比壹個混蛋，傳不了幾代，“基業”就會敗得幹幹凈凈，“列祖列宗”以為把“祖訓”刻在宮殿裏的鐵牌上，子孫就會銘記在心了，誰想到這壹切都只有等“後人”來“哀之”法治的精神和國家的根本大法是不允許輕易變更的。在民意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受到法律約束、人民監督的根本政治制度也不會因為領導集團的變動而變動。從這個意義上看，不僅“人能弘道”，“道”其實也可以“弘人”；“為政之道”當然要“在人”，但也必須有“制”的保證。總而言之，儒家的“人治”思想在理論上是站不住的，它建立在壹種道德中心主義的空想之上，想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實際上是回避和歪曲了問題的實質，因此不僅沒有實現“仁政”，反而助長了暴政；在實踐中則對中國的政治進步產生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導致了長期的封建專制主義統治，抹殺了人民的政治權利。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今天，我們尤其要充分認識到它的危害性，對它進行實事求是、理直氣壯的批判（蔡尚思先生指出：對“真孔子的思想”，“如不批判其糟粕方面，糟粕就會長期存在，甚至變本加厲，為害極大。”[22]），從而真正跳出“人亡政息”的怪圈，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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