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他撰寫《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胡適全集·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以下簡稱《全集》），談到他在1929年《中國今日的文化沖突》引起巨大爭議的“全盤西化”壹詞的使用，說主要針對的是“選擇折衷”的論調，他認為這壹論調的本質是“壹種變相的保守論”，“所以我主張完全的西化，壹心壹意的走向世界化的路”。對引起的爭議，他改稱“充分世界化”；也就是吳景超所同意的胡適在英文中使用的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即譯作壹心壹意的現代化，或全力的現代化，或充分的現代化。易言之，充分世界化，就是現代化。胡適也強調，“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作為生活方式，也不可能真正“全盤西化”。
胡適之所以用“全盤西化”這樣貌似過激的詞匯，與他反對調和、折衷的態度密切相關。他在1917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1918年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之後 ，就有人以《折衷的文學革新論》，認為胡氏“不無偏激之處”。他在1919年的《新思潮的意義》中說：“我們對舊有的學術思想有三種態度。第壹，反對盲從，第二，反對調和，第三，主張整理國故。”特別用壹段來解釋“為什麽要反對調和”：
因為評判的態度只認得壹個是與不是，壹個好與不好，壹個適與不適，——不認得什麽古今中外的調和。調和是壹種社會的天然趨勢。人類社會有壹種守舊的惰性，少數人只管趨向極端的革新，大多數人至多只能跟妳走半程路。這就是調和。調和是人類懶病的天然趨勢，用不著我們來提倡。我們走了壹百裏路，大多數人也許免強走三四十裏。我們若先講調和，只走五十裏，他們就壹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責任只是認定“是”的壹個方向走去，不要回頭講調和。社會上自然有無數懶人懦夫出來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