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面，是文身的壹個方面。所謂“文身”，就是人們在自己身上刻上或塗抹各種花紋圖案，借以美化自己，或使自己顯得兇猛、威嚴，目的是用來嚇唬各種猛獸，保證人類的生存發展。諸如“斷發文身，以象龍子，避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文身斷發，披草萊而邑”雲雲，便是證明。世界各國大致相似，只是圖案不同罷了。至於文面，早在《禮記》中就有記載：“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這裏的“雕題”是雕額，顯然為文面的壹部分。而“文面”二字則出現較晚，首見於《新唐書·南蠻傳》：“有文面濮，俗鏤面，以青涅之。”而四川又是少數民族濮的故鄉。因此，聯系起來不難發現：文面與古代四川的關系極為密切。而宋金時代，山西太原府為防止士兵逃跑而語文面的制度，則變成了壹種酷刑。如《劉智遠諸宮調》二說：“太原府文面做射糧，欲待去，卻徊徨。”較之文面濮，已晚了幾個世紀。
面具，目前見諸載籍的是《周禮·春官》。在逐除疫鬼的儺祭儀式中的核心人物方相氏的裝扮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攻戈揚盾。”這“黃金四目”便是面具。然而，方相氏的舞儀記載較詳細的則是《後漢書·禮儀誌》：“先臘壹日，大儺，謂之逐疫。”由120個年輕人戴著面具，“以逐惡鬼於禁中”。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這個儺舞場面顯然是非常壯觀的。特別值得註意的，是文物考古實際出土的面實物不僅是有力的證明，而且年代較文獻為早。如1936年在安陽殷墟發掘了壹批青銅面具，1986年在四川廣漢三星堆又發掘出了商代青銅面具。可見面具並不始於北齊的《蘭陵王》的“代面”(又作“大面”)，而始於遠古的現實生活以及宗教儺儀。古代四川既有面具，又有《十二獸神舞》，表明古巴蜀與全國各地是完全同步的，並不落後。
紋面和面具本身並不就是臉譜，更不是為了戲曲而發明創造出來的東西。它們之所以在古代出現，壹是為了生存鬥爭，用以恐嚇危害人類的我猛獸之類；二是作為民族或部落成員相互識別的外在標誌，是“圖騰文化”的反映。諸如日、月、星、辰、風、雨、雷、電、虎、豹、龍、蛇之類；三是作為裝飾美化。其中，與戲曲、川劇臉譜直接相關的，便是裝飾美化的功能。即使是醜角人物，其臉譜雖醜，但卻是壹種藝術美。所以，紋面、面具之類，只是產生臉譜的生活礦藏，而川劇臉譜則是壹種藝術，這是二者的本質區別。臉譜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此外，川劇之所以要使用臉譜，還與它的產生與宗教儀式有關。宗教活動中的戲劇性演出(如儺舞、儺戲之類)，其所戴面具是川劇臉譜的來源之壹。有壹部分面具仍然保留在川劇舞臺上。川劇把面具變成為勾臉譜，又是壹種改革，是藝術的提高。另外，也與古老川劇起源於民間，多在露天、曠野演出密切相關。臉譜的藝術誇張，有利於廣大觀眾的觀賞。壹是看得清楚明白，二是了解人物典型性格。多遠看見“花鼻梁”，便知不懷好心腸。臺上若是“粉殼殼”，陰謀詭計必然多。便會產生壹種無形的懸念，產生看壹個究竟的欲望。可見臉譜有著很深的學問，甚至可以形成“臉譜學”。中醫看病有“望、聞、切、問”的望，相面先生的算命看相，都與人們的臉譜有關。中國古代“相學”認為：人面“列百部之靈居，通五臟之神路，惟三才之成象，定壹身之得失者，面也”。臉譜與川劇花臉和醜角的關系為密切。
當然，川劇臉譜並非壹開始就有現在這麽完美，而是經歷了壹個由粗到精、由簡到繁、由陋到美、由零星到系統的復雜的演變過程。經過長期的舞臺實踐證明，觀眾演員認可定型，豐富多彩的川劇臉譜才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