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五四”啟蒙運動不僅促成了“人的覺醒”,也促成了“女人的覺醒”。長期在封建倫理和父權文化宰制下的女性,尤其是知識女性開始有了明確的性別意識和自我意識。子君、露沙、玉君、沁珠、靜女士等壹批高揚女性主義旗幟的時代女性相繼展現在世人的面前。《野薔薇》作於壹九二八年三月到壹九二九年三月間,嫻嫻、桂、環、韻、瓊華等也在特定文化背景下適時加入到“時代女性”的行列。茅盾壹方面通過她們的情感演繹和心路歷程,表現嫻嫻們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為獨立和自由做出的積極努力;另壹方面又讓她們置於傳統文化的對立和束縛之下,從而表現兩種文化的激烈沖突。 《創造》采用“三壹律”的寫法,講的是壹對小夫妻君實、嫻嫻之間“創造”與“被創造”的矛盾和困惑。其實,就人物根基而言,君實和嫻嫻均是在傳統文化的沃土裏生長的兩棵植株,本身構不成矛盾,可恰逢他們處於變革時期,於是早些具有現代意識的君實對於未來的夫人才會有這樣的理想:既要有“中國民族性做背景”、“中國五千年文化所遺傳”,又要有“全新的思想”、“全新的性情”,並且“不偏不激,不帶危險性”。儒家文化體系歷來以“不溫不火”“不偏不倚”“中正”“合理”為其最高審美境界。在此,君實關於“全新的夫人的理想”,其實正是傳統文化中庸之道在新時期婚戀觀中的壹個翻版。他對嫻嫻的壹系列創造,也是傳統男性主體意識支配下的壹個大男子在接受現代文化思想後,激發的對壹個理想妻子的努力“創造”行動,仍然是壹種保守的文化心理。而嫻嫻則表現為另壹種情感形態,雖然她仍是傳統的,卻呈現壹種完全積極、開放的態勢,顯示傳統文化對現代文化的擁抱接受。她不囿於君實的“理想”,而是按自己的個性追求勇往直前。正如君實所煩惱的:“他破壞了嫻嫻樂天達觀的思想,可是唯物主義代替著進去了;他破壞了嫻嫻厭惡政治的名士氣味,可是偏激的政治思想又立即盤踞著不肯出來了;他破壞了嫻嫻嬌羞嫻靜的習慣,可是肉感的,要求強烈刺激的習慣又同時養成了。”①真是黃道士召鬼,燒符念咒時,惟恐鬼不來,等到鬼當真來了,又怕得什麽似的,抱怨那鬼太獰惡,不是他理想中的鬼。開放與保守,勇敢與怯弱,兩種不同的文化心理,構成了嫻嫻與君實的主要矛盾。反映在“五四”大革命這樣的歷史變革時期,人們在繼承傳統文化和接受現代文化問題上存在的矛盾,從而提出應怎樣繼承傳統建設現代新文化這個重要的命題。從這個意義上講,《創造》無疑具有象征意義。 這壹象征在當年十二月發表的《詩與散文》則更被具象化。“詩”與“散文”也是《野薔薇》集中最富有象征性的意象。在此,“詩”被象征為傳統的空靈、神秘、合乎旋律的愛情;“散文”則被象征現代的粗淺、現實、肉感的男女兩性之事。青年丙厭倦了散文式的迷人寡婦桂,轉而追求詩意的表妹,結果表妹隨父去了北平,丙又想得到桂,這時的桂卻堅決地說“半次也不行!”僅此看,也無非寫男女三角戀情,但如果我們透過這“散文式”的故事框架,不難看出傳統的性文化與現代性文化所發生的尖銳沖突。青年丙對“詩”與“散文”的態度,構成兩種不同性文化的矛盾內核。 受過“五四”新思潮沖刷的丙當時頗有幾分狂熱勁,他把這份狂熱傳染給桂,不想竟產生旋風般的作用,爽性在桂的身上來壹場徹底的“革命”,把壹個嬌羞的“貞靜”少婦,變為壹個追求“強烈刺激”,追求“青春快樂權利”的新女性。在正統的文化敘事中,女性總是作為弱勢、配角被安排作為男性的附屬而存在。無論是“英雄美女”或是“郎才女貌”,女性的才能均被絕對弱化以至最多成為男性世界的點綴。關於男女性事,男性更是掌握絕對的話語霸權,這種霸權的冷酷專制,以至於幾百年來把壹個只是追求女性正當權利和生命體驗的潘金蓮活活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永世不得昭雪。這種男性主體的心理習慣已積澱成為中國人的壹種情感形態。所以,“面對壹天壹天的肉感化,壹天壹天的現實化,壹天壹天的粗淺化” ②的桂、丙和君實壹樣玩了黃道士召鬼的遊戲,只好拼命地向所謂的詩意逃遁,向傳統回歸。 這也正說明在傳統文化濡染下成長起來的年輕壹代,即使經過“五四”大革命的沖擊,要想真正實現思想的現代化是何等的困難。無論是丙對詩意的渴求,對肉感的桂的迷戀所透露的內心矛盾混亂,還是君實對嫻嫻由滿腔熱情的“創造”到緊張、失落的心理過程,均說明在歷史的交叉地帶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發生的碰撞給人們內心造成的矛盾和困惑。 如果我們再從性別敘事上分析,這也正暗含了作者對傳統男性主體意識的顛覆。在《創造》《詩與散文》篇中,茅盾始終滿懷熱情地站在女性立場上,對男權社會加諸女性的種種束縛給予無情的嘲弄。嫻嫻作出的 “先走壹步了”、“倘使少爺不趕上,她也不等候了”③的決定;桂對丙的斷然拒絕:“半次也不行!”④言詞簡短、利落,情感上不帶絲毫猶疑,充分表現了女性在掙脫了男權中心思想束縛後的豪邁和果敢,表現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沖突過程中,現代文化所取得的局部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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