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繡是中國刺繡傳承時間最長的繡種之壹 。蜀繡的歷史最早可能上溯到與中原夏朝文明同時代的古蜀三星堆文明 。戰國末期蜀郡已經成為位居中國第二位的絲織業基地，秦漢時開始在成都設置“錦官”（官府經營管理絲織業的機構），人們對衣飾的多樣性需求使繡和錦並肩發展，並產生出了蜀繡獨具特色的“錦紋針” 。
關於蜀繡最早的記載見於西漢揚雄《蜀都賦》：“麗靡螭燭，若揮錦布繡，望芒兮無幅。”後揚雄又作《繡補》；漢時關於蜀繡的記載還見於西漢末劉歆《西京雜記》；這些記載顯示出在西漢時錦和繡都是人們心目中最精美的絲織物制品，表明當時的織繡工藝應當是發展到了相當的水平，同時傳達了漢時蜀地錦繡的色彩都鮮艷奪目、給人以強烈的視覺感受 。到西漢末蜀地“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後漢書》）。
西晉常璩所著《華陽國誌》中詳載蜀地物產，將錦、繡與金、銀、珠、玉同列；隋唐時織錦、刺繡在蜀地高度普及和發達，《隋書·地理誌》稱“成人多工巧，綾錦雕鏤之妙，殆牟於上國”，唐時“繭絲織文纖麗者窮於天下”（《宋史·地理誌》）；織繡不僅是遍及蜀地的生產活動，繡及繡品也頻繁出現在文人詩賦當中，代表奢侈、富麗和珍稀，唐時蜀地的富裕人家常常衣著錦繡，平民百姓則將閨閣中千針萬線刺繡的女紅用來傳遞自己的情思 。
宋時《全蜀藝文誌》記載：“織紋錦繡，窮工極巧。”《皇宋通鑒》載述：“蜀地富饒，絲帛所產，民制作冰紈、綺繡等物，號為冠天下。”宋代受中原繡派的影響，蜀繡從實用性轉向裝飾性和藝術性，追逐以名人字畫為刺繡粉本的時尚；宋代紹熙年間（1191－1194）的《雙冠圖》是現存最早的蜀繡，繡料為綾質，繡有兩株雞冠花和壹只雄雞，雖歷時近千年，依然栩栩如生，展現了宋代蜀繡“畫繡”的特點 。宋人之繡，針線細密，其用線止壹、二絲，用針如發細者為之。花草禽鳥之繡非如此細密而不能工不能真，加之題材之自然清新，比較龍鳳及漢唐流行紋樣更富於生活氣息。後代言及繡者之工，就說“工仿宋繡”，贊揚“精刺繡”者，即言其“能滅去針線痕跡”，直稱“針神”。此乃仿宋畫之工，甚至有直謂“繪繡”的。
宋元時蜀繡的針法技藝繼續得到發展，逐漸形成了自身的針法特點和韻味風格；元末明玉珍在重慶自立為王，其登基的龍袍是壹件蜀繡繡品，胸前用絲線繡出的騰龍采用了鎖針、齊針、輔針、摻針、接針、滾針、車擰等多種針法，其暈針針法已經出現了二二針、全三針的雛形，龍鱗繡片平整光亮，摻色均勻，充分展現了蜀繡繡片光亮的風格 。
明洪武時在四川設“織染局”，《明會典》記載織染局有繡匠、織匠、毯匠、氈匠等 ；明代秦良玉蟒袍（秦良玉平金繡蟒鳳衫）除蟒紋外，胸背繡雙鳳，裙角彩繡壽山福海，空白間繡彩雲，兩側繡寶相花，有齊針、輔針、接針、對針、搶針，還有平金、鑲金等針法，展現了蜀繡當時的技藝水平和特點 。壹為藍緞並金繡蟒袍，胸背襟袖均並金刺繡如意、雲紋、寶相花紋等。明代由於棉織物的大量使用，也使蜀繡的挑花、抽紗技法大大發展 。
清道光十年（1830年），成都刺繡業成立由鋪（店主）、料（領工）、師（工人）***同組成的專門行會“三皇神會”，這種組織形式的建立，表明蜀繡已從家庭手工制作逐漸向市場化經營發展 ；根據經營的需要，又分作穿貨（黼黻、霞披、挽袖及其它實用品）、行頭（劇裝、神袍）、燈彩（紅白喜事用的圍屏、彩帳等）三個不同的門類 ；晚清時，蜀繡行已經形成家庭個體、小作坊和官府經營相結合的格局 。最初，蜀繡主要流行於民間，至清朝中葉以後，逐漸形成行業，尤以成都九龍巷、科甲巷壹帶的蜀繡為著名。當時各縣官府所辦的勸工局也設刺繡科，可見其制作範圍之廣。當時的生產品種主要是官服、禮品、日用花衣、邊花、嫁奩、彩帳和條屏等。
那時成都的刺繡手工作坊在九龍巷、科甲巷壹帶有八九十家，到官方勸工局成立，蜀繡業更加興盛。如三皇神會時的刺繡主分：生產禮服、，到勸工局時期，實用品外更豐富了刺繡欣賞品類，如條屏、中堂、鬥方、橫披等，題材除以古代名家畫作如蘇東坡的怪石叢條、鄭板橋的竹石、陳老蓮的人物等為粉本，又請當時名畫家設計繡稿，並繡制流行圖案，既有山水花鳥、博古、龍鳳、瓦文、古錢壹類，又有民間傳說，如八仙過海、麻姑獻壽，吹簫引鳳、麒麟送子等，也有隱喻喜慶吉祥榮華富貴的喜鵲鬧梅、鴛鴦戲水、金玉滿堂、鳳穿牡丹等，十分豐富。
清政府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在成都成立四川省勸工總局，內設刺繡科，聘請名家設計繡稿，同時鉆研刺繡技法 ；當時壹批有特色的畫家的畫稿，如劉子兼的山水、趙鶴琴的花鳥、楊建安的荷花、張致安的蟲魚等入繡，提高了蜀繡的藝術欣賞性；這時也產生了壹批刺繡名家，如張洪興、王草廷、羅文勝、陳文勝等。
隨著蜀地絲織業的發達，蜀繡有了雄厚的基礎，所以名聲在外。刺繡基礎在民間，但作為工藝，在當時仍很稀罕，因是奢侈品，並受朝廷官府控制。
蜀繡的發展基於蜀地富饒，尤其是所產絲帛質好量大（著名的南絲綢之路便始發於成都）。
古蜀繡品極少傳世。
作為專門技藝，歷史上刺繡常為朝廷官府控制，如宋朝廷始設文繡院，招納繡工專為皇室繡制禦服及裝飾品，元代在全國各地設有繡局，明代設內廷作坊專管各項工藝制作，清代同類機構叫造辦處。這些官方機構除了督造朝廷政府所需，對刺繡行業的正規確立，提高其社會經濟地位也起到積極作用。
如清政府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在成都成立四川省勸工總局，內設刺繡科，張洪興等名家繡制的動物四聯屏並獲巴拿馬賽會金質獎章。張洪興繡制的獅子滾繡球掛屏又得清王朝嘉獎，授予五品軍功，為蜀繡贏得很大聲譽。
最初，蜀繡主要流行於民間，分布在，世代相傳。當時各縣官府所辦的“勸工局”也設刺繡科，可見其制作範圍之廣。當時的生產品種主要是官服、禮品、日用花衣、邊花、嫁奩、彩帳和條屏等等。
清朝（公元1644～1911年）中葉以後，蜀繡逐漸形成行業，當時各縣官府均設勸工局以鼓勵蜀繡生產。新中國成立後，在四川設立了成都蜀繡廠，使蜀繡工藝的發展進入了壹個新階段，技術上不斷創新。
清初藝人們又吸取了顧繡的長處（清朝末年成都尚有幾家打著顧繡鋪名的作坊），以及長針刺繡而後紮針的民間繡法。當時成都是生產蜀繡的中心。由於選料、制作認真，成品工堅、料實、價廉，長期以來行銷於陜西、山西、甘肅、青海等省，頗受歡迎。出品多衣裙、被面、枕套、帳幔、鞋帽等實用服飾品。
清道光年間成都發展了許多繡花鋪。
蜀繡來自民間，正如陜西剪紙、綿竹年畫來自民間壹樣，因為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在城鄉的院落和閨閣中，婦女們把精心設計的圖案繡在嫁妝衣物和饋贈品上，寄托對美的追求和對幸福生活的向往。隨著時代的演進，許多流傳於民間的技藝就會逐漸形成產業和規模。
1831年（清道光年間），隨著蜀繡行會的成立，成都的蜀繡工藝迎來了壹個全新的發展時期，店鋪、作坊多達數十家，從業繡工也有1000余人。這壹時期，刺繡產品開始由專業的設計師進行設計，產品逐漸劃分為穿貨、戲衣、燈彩三個行業。伴隨著民間蜀繡的生生不息，蜀繡工藝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清代末期，政府提倡振興實業，又在成都開辦了勸工局，勸工局下設刺繡科，專門管理蜀繡的生產和銷售。蜀繡中不少精品被指定為皇室貢品，而且優秀的藝人還被授予“五品同知銜”的稱謂，極大地鼓勵了蜀繡的生產和制作。
民國後，蜀繡雖然不再繡制朝衣和貢品，但繡制日用品的範圍卻越來越廣，幾乎包括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幼兒的披衫、鞋帽，大到結婚時的床上用品、室內裝飾品及饋贈酬酢用品。隨著刺繡範圍和題材的推廣，蜀繡的裝飾性也進壹步提高，采用歷代名畫作刺繡圖稿的蜀繡作品也大量湧現。抗戰時期，文化中心南遷，許多畫家和技工來到成都，為蜀繡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蜀繡工藝的發展也遭受過重大的挫折，“文革”中，許多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被作為“封、資、修”的東西加以批判。蜀繡也不例外，從事刺繡的藝人甚至被誣為“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服務”，致使刺繡行業轉產，刺繡工人改行另謀生路。著名的成都蜀繡廠，在那時也處於關閉和停產的狀態，這家專業生產蜀繡的集體所有制企業成立於1951年，當時稱蜀光刺繡廠和群力刺繡廠，專業人員達到450人以上。主要產品有日用品和欣賞品兩大類，日用品包括披風、抱裙、枕套、被面、床單、衣服、手巾、帷屏、彩帳等，欣賞品則有中堂、鬥方、繡屏等。
1971年以後，成都蜀繡廠開始恢復生產，那些改行從事其他行業的刺繡工人也紛紛返廠，重新拿起自己心愛的刺針和繡框。1981年後，蜀繡有了較大發展，除蜀繡廠專業從事刺繡的工人外，農村郊縣加工刺繡的人員迅速增至七、八千人，蜀繡事業又迎來了壹個明媚的春天。1982年的中國工藝美術品第二屆百花獎評選，以及1985年的巴黎博覽會，蜀繡都贏得了極高的榮譽。
蜀繡遍布四川民間，70年代末川西農村幾乎是“家家女紅，戶戶針工”，人數達四五千之多，相當於刺繡工廠在職職工的15倍。她們除刺繡被面、枕套、頭巾、手巾、襯衣、桌布等幾十個品種外，還積極生產外貿出口的生紡繡片、繡屏等。繡品仍保持濃厚的地方特色。在民國初年，郫縣安靖鎮就開始出現了專門從事刺繡的繡戶。
但蜀繡的現狀不容樂觀。四川只有壹個成都蜀繡廠，境況不佳，正面臨改制的問題，本來人數就少的繡工，年齡也都在30歲以上，難有“新鮮血液”註入。有行家稱，美輪美奐的蜀繡，其發展已嚴重滯後，與號稱“百萬繡工”的蘇繡相距甚遠。2005年底，成都蜀繡廠改制，全廠職工買斷工齡。2006年初，成都市金牛區資助孟德芝創辦了蜀繡大師工作室；5月，蜀繡躋身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