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和中國所處的地理環境細細息息相關。中國可謂地大物博。生活在其中的人們，都能自給自足，不需要向外掠奪。當然元代的鐵蹄曾穿越歐亞，但在中國歷史長河中那只能算是鳳毛麟角。整體而言，中國對外的擴張在歷史發展長河中，只能算是滄海壹粟。這樣的地理環境，讓生活在其中的人們閉關鎖國，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據歷史的記載，清代的壹些官員還不知中國的外面還有更大的世界，甚至鬧了笑話：“說的是壹位官員對於英國來訪的使者，不願下跪，解釋為外國人的膝蓋是不會彎曲的”還有人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等等。從而，形成了中國文化個性當中的壹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講究含蓄（不張揚）、圓容（在壹個圈裏轉）。這種特點進壹步影響了中國的審美和文化心理。例如，在審美上，女性行為上講究“笑不露齒”的含蓄美，文學藝術上，講究含蓄美，重表現而不重再現。這和西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又如在美術上，講究散點透視，講究計白當黑，不講究三維透視等等。正是這樣的地理環境的差異，讓中西方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性格和個性。具體在個體上，也是如此，歷史的觀察不難發現，西方的傳統註重“個人本位”“集團意識”而不太註重“家庭本位”“天下意識”（梁漱溟），而中國正好顛倒。正如陳顧遠在《中國法制史》中所談到的“從來中國社會組織，輕個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後國家。輕個人，故歐西之自由主義遂莫能彰；後國家，故近代之國家主義遂非所夙習”。西方強調個性要張揚，要充分展現自己的魅力包括身體的魅力（如希臘神話中所展現的人體美以及後來發展的雕塑藝術）。而中國則強調個體應該服從集體，應該把自己融入集體當中，不要張揚自己，要處處體現集體的意誌和作風。以大局為重，為了大局的利益可以犧牲個體的利益，甚至是個體的尊嚴。當然這裏所說的都是相對而言，只不過中西方各自突出自己的特點。這正如，市場經濟制度和計劃經濟制度壹樣，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可以運用，只不過是以哪壹個為中心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講，不同的地理環境，對於不同民族的性格的塑造是具有特殊意義。正如法國哲學家丹納在他的藝術理論著作《藝術哲學》中所強調環境的意義那樣。不過他過分強調把環境對於民族的成長的意義和作用罷了。可以說，東西方民族的不同的特點應該以不同的地理環境作為壹個前提來加以考慮。
有了這壹前提，我們才能在其基礎上進行物質生活方面、社會生活方面、精神生活方面的（據著名學者梁漱溟對文化的內涵的界定為其三方面）對比探討。下面就分別對這三個方面進行對比論述。
首先，在物質層面（衣食住行），中國的幾千年的小農經濟，使得中國在農業方面取得了不錯的成績，而西方在中古階段的物質生活也是以農業為主，只不過中西方的氣候不同，所適合種植的東西有所不同，但其發展的內涵是差不多的，沒有質的區別。在物質層面，西方與中國出現質的不同應該表現在產業革命以後，那時的西方已經在工業上大展宏圖，尤其是英國，而中國還在自己的壹畝三分地裏汲汲以求。我們來對比壹下就明白了。“我們用的極黑暗的油燈，而西洋卻用電燈；我們的交通上只有很笨的騾車，而西洋人用火車飛艇。”（梁漱溟《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可以說，中國與西方在中古時期，在物質層面是沒有多少質的不同，但由於各自的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呈現出來的穿著打扮也有所不同（西方由於宗教氣氛比較濃烈，參加教會活動時，穿著以黑色為主），住的方面也壹樣呈現出文化特色和地理特點。直到產業革命以後，這壹切才發生巨大變化。
從社會生活層面講，西方由於受到希伯萊文文化的影響和熏陶，在往後的生活當中，宗教可以是如影隨行，非常之重要。在中古階段，還壹度對整個西方起到壟斷作用，教會的勢力之強已達到主宰國家運行的地步。同時希臘、羅馬文化對西方的影響也相當深遠，在文藝復興以後，它們的作用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對近現當代的西方的發展可以說都起到決定性的影響，其中的“科學精神”和“民主精神”就是它們的瑰寶。使得自然科、社會科學研究得到的蓬勃的發展，國家的法制意識、人權意識得到深入的貫徹。而中國由於在“倫理本位”思想的影響下，對外的探索沒有表現出過大的熱情，而壹心在人事上下功夫。社會的壹切包括國家制度都在以家庭為核心的思維中蔓延開來，家與國是同構關系，國的制度與家的制度沒有多大的區別，從這個角度講，皇帝就是壹家之主，只不過這家的範圍比較大罷了。倫理的名分思想讓家和國都得以有秩序的存在。在加上禮樂的協助和促進，使得整個社會呈現出溫情脈脈的道德秩序。可以說中國古代社會的建設是道德建設為核心，所謂的“修心養性”“修己安人”就是其的表現。就連德國的著名的哲學家黑格爾都很驚訝中國的國家建設，說“中國是用倫理治國”。可想而知，中西方的巨大差異。
從精神內涵上講（這也是最重要的壹個方面），中西方表現出來的向度也是不同，甚至是巨大的差別。先從中國談起：
中國文化具有“儒、道、佛”三元合壹的文化內涵特征。儒家主“入世”學說，道家、佛家主“出世”學說，它們分工合作，相輔相成，***同塑造中國的文化內涵。儒家主要的貢獻是那種“天行健，君子應自強不息”的積極入世的精神以及“敬鬼神而遠之”的“科學”精神。至於它的“尊卑等級”的觀念從現在的角度講應該放到歷史博物館去。“中庸”（不偏不倚）思想是不利於當今社會的競爭，不利於培養創新精神的，所以也應該取其利避其害。還有其為了維護整個封建社會統壹、穩定的“倫理綱常”如：“君為臣綱、夫為婦綱、父為子綱”以及“唯上是尊”的思想，是應該采用“拿來主義”（魯迅）的態度來進行鑒別、吸收、繼承，不能壹概肯定或否定，這種態度是不可取的。對於其政治上的主張也應該持有歷史批判的態度來對待。如：“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仁政”思想是值得提倡的。如果能融合當今社會的“民主、科學”精神，那麽，其精神將會發揚光大。總之，應該充分挖掘其精華，拋棄其糟粕。
道家與佛家的思想主要體現在“出世”上，道家的“無為”、“道法自然”、的思想是以壹種超世的眼光來普照萬事萬物，不局限於人世間的“衣食住行”（在莊子時代，經濟主體形式是屬於小農經濟，其周遭環境沒有現在社會貧富差距這麽懸殊的競爭氛圍，大部分百姓過的都是比較貧困的生活。因此，莊子能夠縱情於天地山水之間而忘乎人世）追求的是壹種精神境界（當時的自然環境允許他在其中“逍遙”思索）。道家其作用主要體現在藝術上，尤其是其關於“意境”的闡發在藝術史不論是中國還是西方都有極深遠的意義。
佛家（指的是中國化的禪宗）講究“輪回”，強調“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認為人間處處有佛，只要心中有佛。則可以成佛而不必隱居修行。這種思想的傳入對中國的文化心理的塑造，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在民間表現的尤為突出。在知識分子當中，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例如，唐代詩人王維、宋代詞人蘇軾，就是典型的榜樣。
中國文化可以說是壹早熟文化，如打個比方則像是小孩老成化，活像壹個小老頭。按照梁漱溟所言，則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而這壹位小老頭卻屹立東方幾千年，其原因何在？有壹位學者曾有點誇張地說：中國的歷史是孔教的歷史。這話雖然過於偏激，但卻不無道理。周孔教化，的確是中國文化的主脈，佛、法、道都只是它的助手，圍繞它而轉動。中國古人總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而其中的“兼濟天下”就是儒家的入世精神，而相應的“獨善其身”則是道家、佛家起作用的所在。至於法家，中國除了秦朝統壹時，采用了李斯的法家思想為其突出外，其他朝代都鮮於見到，因為秦朝短暫的歷史壽命，不能不歸咎於法家的嚴厲，歷代王朝對此都有見識，並以此為鑒。到了漢代，漢武帝獨尊儒術，定儒家於壹尊，儒家得到弘揚發展，並奠定了儒家在中國的地位。而儒家又憑借什麽來鞏固其心脈，按照梁漱溟的說法，那就是以“倫理來組織社會，以道德代替宗教，以禮俗代替法律”的壹種以“倫理本位”為基礎的建設思想。這壹思想，通過壹個家庭套壹個家庭組成壹個大的家庭——國家，並且通過“士”這壹階層的積極努力宣傳，通過禮樂的熏陶，使得整個秩序得以強化和鞏固，從此綿綿不絕。要不是西方的“船堅炮利”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的這壹套運行機制還會維持整個中國的運轉，就算過幾千年也不會有多大變化。總之，中國文化由於早熟，過分向內發展，而忽略了對外的探求，打個比喻，那就是，身體發育還沒有完全，智慧已過早發達，越到後面，越發現體力不支，難以為繼。這就是跨越發展階段的結果。
相對於中國文化精神而言，西方文化精神所呈現出來的則是異樣的色彩。如果說中國文化表現出來的是壹種向內探求的生命活力，那麽，西方則表現為壹種向外擴張的生命張力，無論是其科學還是其民主。如果說中國文化精神的傾註的對象更多的“人”的話，那麽，西方更多的關註“物”，也正是因為關註物，並且把人和物進行分離，“物”是“人”要政府的對象，而不像中國“人”與“物”是統壹的，講究“天人合壹”。由於西方“人”與“物”的對立，所以，人要想方法認識客觀事物，正是基於這種精神，才逐步誕生了科學精神。而中國講究“天人合壹”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就好親兄弟壹般，當然就不會用心去加以研究對待了，從而也就沒有科學精神的誕生，早期中國的科學發明，只是基於實用的目的，並沒有把所發現的東西，提煉成知識，做系統的研究。這也就造成了中國本有的發明成了別人利用後發展的工具。
而西方文化的另壹核心“民主精神”在中國為什麽沒有生根發芽呢？其實中國並不是沒有民主，例如，孟子就提出了“民為重，君為輕，社稷次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中國的民主沒有西方近代國家那樣的民主。如果按梁漱溟的話說那就是：民主精神可以有五種表現，即承認旁人、平等、講理、取決多數、尊重個人自由，而中國的民主只體現了前面的三種，沒有後面兩種。而後面兩種就是西方的政治民主和個人本位權利觀念。中西方為何會如此不同呢？我們來看看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的闡發：“西洋之政治和法律，早於古代海國城邦見其端倪。其次，則基督教會又有千年更好陶冶：在教會之中，每個人都是平等的，直屬於團體；破除家長家族之間隔。最後則經過中古後期之自由都市，培養出近代國家。在近代國家穩定進步之中，乃更發展了其政治和法律。但家族生活偏勝，又演為倫理社會如中國者，天然缺乏政治其事，法律其物。”由此不難看出中國與西方發展方向的差異，也就明白了其之所以存在的樣態。
總而言之，中國與西方在諸多方面的不同，並不是有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中國和西方是屬於不同的發展階段。而是屬於不同的發展路向，就好比是壹棵樹上的兩個分支。基於這點考慮，我們應該認清各自的文化優勢和不足，從而揚長避短。而不是壹味地“崇洋媚外”
或是“敝帚自珍”。今天的世界是開放、競爭、合作的世界，我們應該善於從西方那裏學習其“科學”和“民主”精神來豐富自己。我想這才是應有的文化態度和文化氣度。